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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大包剪报，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我个人因扩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点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帮斗争中有无数同志受到比我更严重的迫害，甚至牺牲生命（这都有待于你向各方面拜访）。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帮斗争中并无贡献可言（因为不是我把四人帮抓了，而是四人帮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你一定早看过。他曾翻阅了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时所集中的数十万件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相当大的部分，才写成此书。书前他引录了桑塔亚那的一句话：“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由“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为四人帮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过那样的巨著。倘无文字留鉴，人们是容易“忘掉过去”的，后代也难吸取教训。此历史著作之所以功德无量也。在党中央明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预祝你写作成功。
全部剪报和报纸，是我赠送你参考的，不要归还。
在信中，他还写明了他准备到我家长谈的时间。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头的三厚册蓝色封面《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早已读了这部巨著，引为写作《浩劫》的借镜。找们的见解，竟如此不谋而合！
我期待着见到这位劫后余生、外冷内热的老人。
他因研究笔名学查出“狄克”是谁。
暮霜降临。
我徜徉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注视着每一个从跟前走过的行人。
一个头发谢顶、戴着眼镜的老人，双脚边走边拖，发出声。尽管我从未见过葛正慧，但是根据邻居们所说的特征，我猜想是他，上前问道：“你姓葛？”
果真是他！
我领着他，来到我家。他前庭开阔，头发灰白，热忱而健谈。他生于二四年，屈指数来已六十有二。浓重的浙江宁波口音。
他一口气谈到将近深夜十二点。未能谈完，过一星期他又来了两次。他花费很多时间向我介绍上海人民反四人帮的斗争。经我再三恳求，他才谈及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他对“狄克”的研究……
“文革”前，他担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虽然他不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但常常去那里查阅资料。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便查证了“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他怎么会研究起张春桥的笔名来的呢？
其实，这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书目参考部工作，就要研究书目，而研究书目，则必须研究作者；研究作者，则必须研究作者的笔名。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以笔名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究竟是谁写的。
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笔名学”。
笔名，看似简单，其中学问颇深：隐士、战士和暗奸，都爱用笔名。
隐士与世无争，只求发表作品，却不愿让读者知道作者是谁，于是取个笔名，隐去真名实姓。
战士要冲锋陷阵，把投枪和匕首掷向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也用笔名。
暗奸当然对笔名有着特殊的“爱好”，射冷箭，放暗枪，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这种勾当本来就见不得人，于是笔名便成了他们的隐身术。暗奸们往往有许多笔名，甚至写一文章化一个笔名。他们的笔名，真是弃之如敝展，极难考证。
当然，细细探究起来，种种作者还有种种缘由采用笔名。
葛正慧做了三千多张卡片，查明了许多作者的笔名，张春桥，只不过是他所研究的众多的作者中的一个。
一天，他在细阅上海千秋出版社编辑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这是一本只有一百六十四页的小册子，很不起眼。
读到该书第一○四至一○五页，忽地眼前一亮。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狄克”是谁。
鉴于这段文字是“狄克=张春桥”的铁证，又从未向外透露，故引述于下。
这一节的标题是《鲁迅逝世一月 田军在墓前焚烧〈作家〉〈冲流〉》；读者诸君，鲁迅先生死后我们已陆续报告了你们很多趣事了。现在再报告一点。那是关于田军的。
你们一定知道，在去年秋问市上有一本长篇小说出售，书名是《八月的乡村》。那著者就是田军，书前边，有鲁迅先生一篇长序，于是这本书很快的销行，田军这名字也很快的给一般人知道了。
《八月的乡村》是奴隶丛书之二，第一册是叶紫的《丰收》，于是许多人就说日军是叶紫。其实，田军是哈尔滨的一个青年，道地的东北作家也。《八月的乡村》也是东北被压迫的民众和义勇军的描写。
《八月的乡村》虽则并不写得十分好，但是田军是东北人，见闻较切，比之一般未离上海一步而大写东北如何如何的人要高明得多，所以“老头子”（指鲁迅——引者注）
一看就很激赏，作序印行。
《八月的乡村》因为鲁迅一序而销路甚佳，田军一举成名，那么，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激是当然的。
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交给与极尖刻的讽刺外，更在《出关的关》中，有一节话也射着他：
“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受批评家的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
鲁迅先生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是狄克，《鲁迅先生轶事》一书说《三月的租界》批判的是张春桥，不言而喻：狄克=张春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当时张春桥不过二十岁，文坛小卒而已，谁也不会预料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上的记载，当是可靠的。
于是，葛正慧的作者笔名卡片，又多了一张，写明“狄克=张春桥”，并注明了这一考证出于何书。
葛正慧写这张卡片，是在一九五三年。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荟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书报展望》一卷三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十八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新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一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得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十八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
为此，《国闻简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华蒂社”的中坚
张春桥此人，小小年纪，倒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一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
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一九四八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一八九九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
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一九五五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一九三九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张春桥一九四四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一九五二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一九七三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