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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为4年后东山再起打下基础。没有黑尔姆斯，里根就不会入主白宫。黑尔姆斯还参与缔造了保守的共和党的“道德主义外交路线”（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的政纲，1986年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量级成员，1994年出任该委员会主席，直到今年参议院易手时被民主党人取代。
然而，这位外交上的道德主义者从来手中拿着两把尺子。他是最早提出并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参议员。但在同时，他拥抱南非与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制度。他是智利的皮诺切克、海地的塞德拉斯（Cedras）等拉美独裁者们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他支持这些杀人魔王的动机与基辛格不同：基辛格支持独裁是出于其冷战的战略考虑，道德主义者黑尔姆斯却不屑于玩弄那一套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作为一个保守的权威主义者，他与这些独裁者气味相投。他若生在智利，他就是个皮诺切克；他若是生在战前的德国，他就是个希特勒。
在国内政治中，黑尔姆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位主要助手埃利斯（Tom Ellis）在一个公开声称黑人在基因上低劣的种族主义组织中担任主任。黑尔姆斯本人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依然疯狂攻击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并反对设置马丁•；路德•；金的国家纪念日。他和一位黑人参议员莫斯利布朗（Carol Moseley Braun）在议会中发生冲突后，在与她同乘电梯时竟唱起内战时南部军队的军歌Dixie，毫不遮掩他对黑人同事的蔑视。
瑟蒙德说起来更简单。他的父亲，是那位在19世纪的南部用暴力抵抗种族平权、威胁参加选举的黑人的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蒂尔曼（Ben Tillman）的律师，瑟蒙德本人不过是继承父业，以和平的方式为白人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一代保守主义老人，代表了美国特有的蒙昧主义政治。他们的退役，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但也应该看到：当今美国遵循的，还是在18世纪奴隶制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制定的宪法，即使这一宪法纵容国民们滥用枪支、自相残杀，也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美国虽然立国于对印第安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清洗，但如今依然堂而皇之地庆祝哥伦布节。在南部的一些政府建筑物上，仍然飘扬着象征着奴隶制的南部邦联的旗帜。黑尔姆斯等人所代表的南部白人小农场主、小生意人、普通的工薪阶层，在任何社会变化之中，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当黑人与他们平权时，他们会觉得黑人抢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将仇视抢了他们饭碗的拉美移民，以及比他们成功得多的亚裔。他们那种红了眼的仇外情绪和白种人优越论的思想，再加上所受的低等的教育，将来并非没有可能再次把新的黑尔姆斯们推上台。
200１年８月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29节 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布什核战略的道德底牌
布什政府的秘密核战略计划最近突然曝光，使世界大为震惊。美国已制定了对7个国家动用核武器的计划。这7个国家中，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尚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朝鲜、伊拉克、伊朗被布什新近列为“邪恶轴心”，但还无证据表明其中的任何一国拥有核武器；利比亚、叙利亚穷弱不堪，近年来在国际上很少敢乱说乱动，根本无法对美国形成威胁。况且，这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大都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美国早已公开保证：美国将不对已签署了《反核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进攻美国或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结盟。如今这个计划，表明美国视国际条约如儿戏，视自己的承诺如粪土，行为如同一个“流氓国家”。
更重要的是，美国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降得几乎与使用常规武器一样低。核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对付生化武器的威胁，甚至“意外的军事发展”也会成为使用核武的口实。核武器不仅可能用于阿以冲突，甚至可能介入台海之争。
众所周知，核武器是对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自“二战”以来，有关各国都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只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使用。美国虽然从来都拒绝许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也一直把核武视为最后手段，只有在诸如苏军大规模入侵西欧、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控制局面时，才会考虑使用。无怪乎当年丘吉尔预言，核威慑使大家不敢轻易言兵，反而可能给世界带来意外的和平。
然而，美国当今的核战略破坏了世界基本的安全感。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倚仗其绝对的武力优势，动辄海外用兵，杀人如玩电子游戏。几年前对苏丹的导弹袭击，毁掉了世界最穷的国家的制药厂，无端导致上万平民的丧生；后来又“误炸”中国使馆，滥杀无辜。按照现在的核战略，将来也许仅仅因为情报的错误，就会再次制造出广岛和长崎。
“9•；11”美国赔了3000条人命，这固然是个大悲剧。但是，人生而平等，这3000条人命，并不比别的国家的3，000条人命更重。事实上，美国在越南、苏丹杀的人更多。“二战”后，美国是在海外杀人最多的国家。珍视个人生命，本是美国的基本的价值，很值得全世界效法。但这种价值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以后，人的价值却因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而分成三六九等。在世贸中心死的每一个人，其照片和极富人情味的个人故事都被登在《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催人泪下。但在越南在苏丹死的平民百姓，却成了干巴巴的数字。甚至那些躲在几千英里外用导弹杀人的人，自己也没见过人是怎么死的。这样，随着美国人生命的升值，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变成了绝对价值，为捍卫这一绝对价值，就可以不惜牺牲更多他国的生命。在苏丹，美国明明知道炸错了，但毫无悔意，因为只要那里“可能”有威胁美国的因素，就值得一炸，不管有多少无辜生命丧生。“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一以美国人的绝对安全为准则的哲学，在“9•；11”后变得根深蒂固。
可惜，这样一套“美国第一”的极端原则，并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冷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压倒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的总和。打常规战争，无人能有力向美国挑战。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的无人作战器大规模登场。如最新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驾驶飞机，不仅可以侦察飞行，而且可以发射导弹，命中率极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在2000年已提出，到2010年，美军中三分之一的深入敌后的攻击性战斗机应由无人驾驶飞机组成。海湾战争时的空战设计师、退役飞行员约翰•；沃登（John Warden）则预计，到2025年，无人驾驶飞机将占美军战斗机的90％。这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国防开支、最近斥资２，０００亿美元购买6，000架隐形“联合攻击机”（Joint Strike Fighter），可能成为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这样超前的战争技术，已大大减弱了核武器的战略地位。在常规战争的战场上，即使美国犯一些错误，还是无人能伤其元气。但是在核战场上就另当别论了。美国毫无疑问会赢得任何规模的核战争，但却毫无把握自己的数座大城市不被毁掉。那时的“胜利”，也许不过是一场皮诺士的胜利，甚至可能是美国衰落的起点。
最近，《时代周刊》曝出了另一桩有关核武器的新闻。“9•；11”之后，布什政府因无法确定恐怖主义者手中是否已掌握了核武器，一度建立地下掩体里的“影子政府”，以备在华盛顿遭核袭击、政府全军覆没后，这个“影子政府”能及时取而代之。对此，连一位保守派的评论家都表示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美国有极为优越的政治制度，即使失去了华盛顿，地方政府仍然有能力有效地组织社会，应付危机。看看“9•；11”那天，布什吓得无影无踪，却给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提供了表现的舞台，大家并不觉得一定要有个总统。布什当时临战的惊慌，已被媒体掩盖得干干净净。但若把他的表现前前后后仔细分析，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这位前无古人的“世界之王”至今还在做噩梦，于是会因“9•；11”而对世界有非理性的过激反应。根据一家民调，由于过分担心外来的袭击，美国的共和党人晚上做噩梦的比率远高于一般美国人，布什也只是一例而已。被惊吓的野兽最有攻击性，这也是人兽共通之常情了。
从更深的历史层面来看，美国根子上是个孤立主义国家。当年的独立战争，就是要脱离欧洲另过日子。到“一战”时，美国完全有能力充当世界首霸，但就是不愿出头。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之所以破产，和美国人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不无关系。后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打上家门，美国这才赶鸭子上架，成了世界领袖，至今骑虎难下。结果，美国一方面统治了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之付出代价，一打仗就怕死人，无人不想快回家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所以，用兵虽多，但费时一久，伤亡一大，政治家就感觉到付不起代价。当年出兵科索沃，美军飞机有严格的最低飞行限度，生怕被击落后总统付不起政治账。但是你的武器越精，炸弹越大，敌人的地道挖得越深，你只要人不亲临地面，敌人就不一定抓得到。美国这次的新核战略，就包括发展新一代穿地核弹，希望今后遇到麻烦，远远扔几个核弹、炸滥敌人的深层掩体了事；自己的战士也可以像奥运明星一样，早早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惜，如此一来，中国和俄罗斯还为什么要配合美国防止核扩散呢？你用核弹介入台海，中国可能被逼得用核弹对付“台独”，以求速战速决，不给美国以插手的时间。到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们更不应忘记，美国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干得彻底得多。如今，每一个德国人上学都要面对自己丑恶的历史，都要为过去而负罪；而在美国，大家每年还在高高兴兴地欢庆哥伦布节，学校灌输的，还是那一套美国是世界的救主是最伟大的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道德优越感。那些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将军，没有一个受到审判。你对这样一个国家手中的核武，应该有信心吗？
200２年３月１５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0节 被出卖的“投资阶级”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更有不少人惊叹：经过IT泡沫的破灭和“9•；11”这双重打击，美国经济的衰退竟来得如此之短暂温和。然而，即使真的如此，这次衰退给美国社会留下的印迹也绝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1990年代，美国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不仅更新了美国经济，而且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图景。他们一度被视为当时还在野的共和党的政治未来。1990年代末，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与哈西特（ Kevin Hassett）出版了一本题为 “Dow 36000”的书，为这一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轰动一时。这两位作者先告诉股民：不要听那些分析家用股市泡沫来吓唬你们，现在的股市不仅不是泡沫，而且被大大低估了。道琼斯指数现在就应该是36000。至少，在未来５至７年内，会达到36000的水平。然后，他们又根据这一想像中的“事实”，攻击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根基：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大兴社会福利，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毕竟有违自由社会的精神。如今，股市的变化正在解构“新政”的社会基础。1965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如今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给企业“松绑”，让自由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道琼斯转眼就会到36000，大家皆大欢喜。
2000年大选时，布什攻击戈尔搞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就是基于同样的哲学：既然美国人大半都成了股民，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拥有者，传统那种雇主与雇员（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拥有资本的剥削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转化。因此，富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他进而鼓吹给富人减税，甚至要把一部分社会保险投入股市，使之随着股市增值，免得大家为此付税，一时颇有些蛊惑力。有不少人相信，当年政治资历甚浅的布什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与戈尔打平，最终入主白宫，和这一“投资阶级”的政治走向不无关系。
可惜，这种企业拥有者的好梦并不长，道琼斯指数等不到“9•；11”恐怖袭击就跌破10000，许多股民80％的资产被席卷而去，大企业没完没了地裁员，不管你对它的利益是否认同。接着是安然破产，一般股民赔得血本无归，老板们却偷偷摸摸地金蝉脱壳，携巨款而去。从2000年春季开始，大约１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５０，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要过历史上最奢侈的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然而，这一新兴的“投资阶级”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年薪5万美元以上，其中有近一半人的年薪在75万美元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多在35岁到49岁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治，逢选举必投票，多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很少有独立派人士，其中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投资者们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他们吃了这一大亏之后，不会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要知道，他们不是亿万富翁，但手里仍然有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抗议运动中长大的，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的精神，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所动作。
他们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和企业界拉开距离，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界的内部人士。根据《商业周刊》最近的一次民调，如今的投资者中，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到了２００１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靠客户的投资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因此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1990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期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同时也指出了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29年后的20年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1990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