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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称“大哥”是极为平常的事了，可是像我一样长期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的人们，只习惯两个称呼，一是“同学”，一是“同志”（后一个称呼尤其是个人安全的保障，当1964
年我大学毕业时，“同学”的称呼成过去式了，“同志”的称呼却没有获得，这就是被打入另类的明证）。现在勉强能接受“先生”了，至于哥们之类的称呼，听着还是觉得刺耳。因为长期在学校和研究单位工作，这些地方的空气仿佛是与外界隔离的，对于社会上的变化不敏
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以作这些单位风气的写照。外面已经“王老板”、“李小姐”、“张太太”了，而我们还处在“王同志”、“李同志”、“张同学”之中。头几年，有一次我去报账，会计称我为“大哥”，便觉得十分别扭，但我懂得这是人家特别的尊重，不好拒绝，含糊而应之。与别的同事说起来，他大笑：“你真是山中不知日月年啊！现在社会上都是这样称呼，用以表示关系很铁。”词汇的变迁是社会变化的指标，这个语言学原理是千真万确的。大革命风暴席卷法国时，巴黎的“老爷”、“小姐”，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一律称之为“公民”。从“理想主义”社会走向世俗社会也就是如此，只不过这次是从简单恢复到繁复罢了……这些说起来都是颇有趣味的，所以忍不住要评说一番。
一
先秦典籍中，兄长在书面语言上称作“兄”，《尚书·大诰》中周公就有“兄考”（父兄）一类的文字。可是在口语上，大哥称作“伯”。《诗经》中有《伯兮》，诗里的姑娘想念东征的情人，就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句子，这里的“伯”就是大哥。那时“哥”还没有兄长的意义，它与“ND222”是一个字，也作“歌”，指长言咏叹。《易经·中孚》卦中有云：“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一幅十分生动的画面：战争胜利了，俘虏了敌人，有人击鼓，有人欢呼；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放情高歌。这个“歌”字，有的本子就写作“哥”。东汉的许慎在《说文》中解释“哥”字时说：“哥，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歌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哥，是人发出的一种声音。古文（指先秦的诸国文字如籀文之类）就作歌唱的歌字。”这个用法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熟知古文音韵的沈约（他对格律诗的形成有重大贡献）在写作《宋书·乐志》时，把“歌”一律写作“哥”，如“音声足以发其哥咏”之类。这种情况直到隋末唐初才有了变化。当隋炀帝被杀于扬州后，越王杨侗在洛阳即位，他要拉拢在中原势力极大的李密，于是在他给李密的信中就称其为“宗哥”。这似乎是有记载的以“哥”尊称男人最早的例子，也是“哥”字新的意义。
唐代宫廷中特别爱用“哥”字。《全唐文》中收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数年帖》。此帖是信，但没有写明是给谁的，我们从行文中可知它是写给儿子的。李世民冒酷暑严寒在外征战，家里来信慰问。世民回信说：“宁可违凉忍暑，不能适己劳民。想汝诚心，惟吾是念。自非孝情深结，孰能以此为怀。”提到“孝情”，则非儿子莫属。让现代人感到可笑的，是在帖的最后署“哥哥敕”。看来当时“哥哥”的含义要比现在宽泛，年长的男子便可称为“哥”，不必一定是同辈。《旧唐书·王琚传》说王琚向当时尚是太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建议，要除灭气焰熏天的太平公主，李隆基特有兴趣，于是拉王琚一起坐在榻上说：“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四哥”就是指他的父亲唐睿宗，担心除掉太平公主会伤父亲的心。可见在唐代的宫廷中，用“哥”来称父亲是较普遍的。
当然也有更多的是称同辈年长者的，“大哥”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是唐代故事最多的皇帝，不仅与女人的故事多，与兄弟之间的故事也不少。玄宗不是唐睿宗的长子，长子是李成器，后改名为宪。唐睿宗当上皇帝，李隆基有大功，李成器自料功业、能力都远逊于李隆基，所以坚决不做接班人——太子，让与隆基。隆基做了皇帝后，成器被封为宁王。宁王为人非常低调，谨守做臣子的本分，这使得君臣之间减少了猜忌，增加了亲情。唐玄宗称呼宁王为“大哥”或“宁哥”。有一次玄宗到宁王家做客，他对宁王说：“大哥好做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阿瞒”是李隆基的小名。这些故事在唐代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中唐诗人张祜有《宁哥来》诗，云：“黄幡绰指西向树，不信宁哥回马来。”宁王逝世以后，玄宗的祭文中又有“大哥孝友，近古莫俦”的句子。我们翻看唐代文献，就可以看到“大哥”、“二哥”等按照排行来称呼男性年长者的现象大量出现了。还有以“哥”作为名字的，甚至新罗国的一个贵族的名字就叫“金哥”。而在描写男女相悦的唐末小词里，哥哥妹妹这类有点肉麻的字眼是屡见于篇章的。
这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在唐代“哥”字出现了新的含义呢？现在还很难作深入论证。我想可能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入主流社会有关，这是一个南北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许多风俗礼仪、语言文化在这个时期发生很大变化。还可以注意到，唐初使用“哥”的多是北方贵族。在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期间，北方有许多民族融入，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但他们文化中有存在价值的东西（包括语言）也自然保存了下来。隋统一南北时，其文化背景是汉化了的鲜卑文化。唐皇族也是北周旧臣，与隋皇室属于同一文化背景。“哥”这一称呼可能就与鲜卑语有关，所以先始于皇室贵族，后来才逐渐为民间所接受。
到了宋代，“哥”的称呼普及了，甚至父母也称儿子女儿为哥哥姐姐，这大约是模仿自己孩子的语气而称子女的。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没有儿子，过继了一个赵ND075，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构后让位给继子，做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但父子间总是有些隔阂。孝宗有恢复中原、北伐金人的愿望，但赵构是被金人吓倒了，每当孝宗对他提到此事，他就会说：“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称儿子为“大哥”，这也是后代很少见的。
说“大哥”（2）
二
有一回看凤凰卫视台的“小莉看时事”节目，主持人小莉采访澳门赌王何鸿ND051博士。一开始小莉就问他：“您愿意人们怎么称呼您呢？”叫“赌王”？“赌”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好，现在如要正面报导“赌业”，都易其名为“博彩业”（真有些像一位古人所说：古之君子过贪泉，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过贪泉，更其名而饮之）。何鸿ND051博士说：“我希望他们叫我博士，或ND051哥。‘ND051哥’这个名字很好嘛。”所谓“ND051哥”就是ND051大哥。“博士”自不必说，它是个洋名，又是有学问的标志，人们都爱听。为什么年龄已经七八十岁的何博士愿意听“ND051哥”这个称呼呢？因为这个称呼是民间社会领袖的，它既带有民间性，又带有几分反主流的性质。何先生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官，不是靠官的支持发财，但又有点不弱于官的势力，而且以此自豪，故乐于人家叫他一声“ND051哥”。也许何鸿ND051博士并没有想到我所说的这些，但其潜意识中对“哥”的理解和认同一定是这样的。不仅何鸿ND051，成龙潜意识里也是如此。北京的电视台采访香港演员成龙，问他，为什么演艺界都管他叫“成龙大哥”呢？是不是因为年龄最长？成龙说，也不是，比他年长的也叫他大哥。他带有点自豪地说，连特首董建华先生也称他为“大哥”。这更说明了“大哥”另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与年龄大小和在主流社会地位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有关。在专制社会中，只有政府才是有组织的力量，而民间除了家族组织外，其他一切组织都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领袖的。但社会是复杂的，有的人从宗法社会游离了出来，进入了城镇。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法组织中，人的个性萎缩了，个体缺少进取精神，对于他所不熟悉的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此时他们就想与有相同命运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共同奋斗。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民常常挂在口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谓“朋友”，不是泛泛的，而是可以以心换心、完全信任、同生共死的那种朋友。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新的组织理念，更没有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他们只能模仿家族中的兄弟关系（因为双方是平等的，所以不能模仿父子关系，至于军队中，将帅士卒之间往往模仿父子关系）组织起来。而社会经验多、阅历丰富、能力强的，往往被尊为“大哥”。元杂剧《桃园结义》中，写到刘关张三人于街头相遇，一起到酒楼喝酒，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现出蛇穿七窍。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就
是游民最早的和最简单的结合方式——桃园三结义。为了结义的稳固，还要有一系列的仪式，如对天盟誓（“桃园三结义”中是杀白马乌牛以祭天地——据说这是契丹的风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换帖（彼此交换写着上下三代和个人生辰八字的庚帖）；引见彼此的父母等，经过了这些仪式便成了情同骨肉的兄弟。在江湖人看来，这种兄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妻子、儿女等。《三国演义》的刘备就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我们读历代的三国故事及写三国的诗歌，可以看到唐人的着眼点是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讲君圣臣贤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故事。到了宋代，至晚是宋末，人们在讲三国故事时着眼点变了，变成了“桃园三结义”，变成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了；这是江湖人眼中的三国。游民、江湖人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刘关张是他们的榜样。特别是刘备这样有组织能力、有胆有识、并且能够爱护结义兄弟、愿意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大哥，是人们拥戴的对象。从这个故事流行起，“大哥”就成为江湖领袖的别名。成龙们意义上的“大哥”最早就是这样来的。
长期生活在宗法社会中的人们脱离宗法后，由于生活的艰辛，总是幻想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使他们得以依靠的组织或个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的游民，也需要一些“大哥”式的人物作为依靠。于是凡是能与“大哥”攀上关系的，无不乐而从之，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归属感，仿佛长久飘泊无依而突然有了家一样。《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等人，在见到宋江以后，欢悦异常，从此终生追随。他们之所以维护梁山，并非倾心于某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梁山与宋大哥是一体的，没有宋大哥也就没有什么梁山。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这类题材的杂剧等，塑造了刘备、宋江这样的“大哥”的形象，从此以后，“大哥”就成为传统通俗文艺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类型。大哥形象还有个伴生物，就是张飞、李逵类型的粗豪的勇敢分子。例如《精忠说岳》中的岳飞（大哥）和牛皋（勇敢分子）；《说唐》中的秦琼与程咬金；《杨家将》中的杨延昭与孟良、焦赞；《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与郑子明，等等。作品中一般都写成这样：大哥是江湖上有形群体（如结义兄弟、秘密帮会、山头）或无形群体的领袖，他们宽宏大量，能够原谅弟兄们的过错；他们讲义气，爱护兄弟，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能在物质上给弟兄们提供最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御下有术，能够公平对待下面的众兄弟，让兄弟们跟着他一起发展，在危险中能把弟兄们引入安全的港湾。当然这些有的可能真正出于他们的本心或者部分地出于本心，大多可能就是技术操作，是演给人看的（如在当阳桥赵云救阿斗之后，刘备所表现的对赵云的爱护，就被老百姓理解为“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宋江常常以金钱资助江湖兄弟，就被金圣叹认为是虚伪），但关键看你是否能够赢得弟兄们的信任。有了信任，追随者就会死心塌地为你冲锋陷阵。此时真伪问题就不重要了，因为生活在生死线上的游民是只关注结果，而不会追究原初的动机的。
说“大哥”（3）
为什么“大哥”总是与粗豪的“勇敢分子”连结在一起呢？从生活现实这一点来说，这些“勇敢分子”大多心智不成熟，他们需要有一个“大哥”来作为依靠。从表面上看来，李逵、张飞（指文学形象，勿混同于历史人物）等人粗豪健壮，无畏无惧，做起事情来一往无前，谁也不在其眼下；但从精神状态上和人格上来说，他们还处于儿童状态，缺少独立性，必须有精神保姆。对于个性不成熟的人们，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人愿意充当喽NB024，即使没有合格的山大王（大哥），他们也要造一个，拥立一个。于是，“大哥”就成了李逵之类的崇拜对象（青年人大多有崇拜偶像，也与其个性不成熟有关，通俗歌曲演唱会上的狂热，真令人想起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情景）。这种精神上幼稚而体魄又很雄伟的人，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像一头没有驯养的大象，暴躁起来，其破坏力可以想见。
作为游民或江湖领袖的大哥，本质上也是反社会的，他们的目标比勇敢分子宏大，是要在社会动乱中分得一杯羹，或成为社会某个方面的主宰。然而大哥与粗豪的勇敢分子不同，他具备上面所述的那些品质，他们外在的宽容与温和，他们处世的技术与技巧，使得他们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们也乐于做江湖上勇于进击者即勇敢分子的制动机，甚至制约勇敢分子的某些活动，从而模糊了他们的真正面目，这样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活动中，他们显得应付裕如。试想如果梁山上都是李逵一类的勇敢分子，梁山的“替天行道”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就不可能出笼，一味地反秩序，统治者能接受吗？因此“大哥”形象的出现，不仅是这类故事的情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更是这类作品在专制制度下能够被主流社会容纳所必需的。
后来，更成熟的游民组织出现了，如组帮结社（都是秘密状态），但因为是游民的聚合，他们往往采取平等方式，帮会内以兄弟相称（秘密宗教则模仿宗法中的父子关系，以师徒相称，而且也按字排辈），首领仍是大哥，或称“老大”。清末统治能力日趋衰落，官方的力量往往不敌帮会，甚至衙门中公人差役大多也是帮会分子。这个时候大哥的威风，不减于官吏。孙中山先生在宣讲“三民主义”时曾说：“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兵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流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发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海底》）这使得左宗棠大吃一惊，便设法镇压。由此可知“大龙头”（就是老大或大哥）的威势。
游民组织在初起时，“哥不大，弟不小”，兄弟之间还有许多温情（主要体现在给钱上，如李逵初见宋江之时）；待这个组织成了一定气候以后，就要建立秩序，令行禁止，对于弟兄的专制往往比专制的主流社会更甚。弟兄犯规，“三刀六洞”的处分是常见的，龙头大哥处死一个弟兄，简直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这时温情消褪了，更强调的是“大”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帮会的原则“哥不大，弟不小”也还在，要保持虚假的平等，首领还是人们的大哥，尽管这个“大哥”比大爷还可怖。
明末清初活跃于闽南的天地会（洪门）和后来的变种哥老会，清至民国间时活跃于两广、云贵、四川、两湖一带。在这些地方，当“大哥”和被人称为“大哥”都是很体面的事。人们也乐于以此逢迎民间有权有势的人士，对那些走江湖的人们尤其如此。现今的演艺界人士，就是由奔走江湖的艺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称兄道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