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６芯该瘛⒆诜ㄅ┟袷遣涣鞫模换崽耸榭戳讼肪透乓杖俗吡耍ǜ霰鸬淖沸钦咭灿校３て谏钤谖榷ú槐涞淖诜ㄉ缁嶂械娜嗣牵灰刂扑脖；に墓餐宥运黄鹱饔昧耍娑鞫鹄戳耍捅厝换岵胱诜ㄈ瞬煌乃枷胍馐逗托愿瘛Ｗ诜ㄉ缁帷⒆匀痪玫男∨┥缁幔渲匾卣骶褪俏榷ā⒐潭ǎ鄙倭鞫裕诜ㄈ说乃枷牒托愿裉卣魇艿秸庵稚缁岽嬖诘挠跋欤嗣且涣鞫鹄矗飧錾缁岽嬖诜⑸吮涠匀痪突嵊跋焖堑乃枷胍馐逗托愿瘛�
2为什么士人、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
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则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做就不对。例如杀人放火，梁山人做，那就是好汉的勾当；崔道成、丘小乙去做，就是伤天害理，就是绿林中强贼。
④因为没有了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这是古代中国的惟一文明，摒弃了这些，实际上是远离了文明。这些在《水浒传》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例如对金钱财货的追求、行为的野蛮残酷和对女人的敌视，等等。
2游民与江湖人
游民脱离了宗法后，生活对他来说是茫茫一片，只能浑浑噩噩被动地去求生，像没有走出未庄时的阿Q，就是处在这种缺乏自觉状态的游民；当他们闯荡了一些时间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有了一些经验能力，并且能够与自己同命运的游民结合起来去谋生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成了江湖人。其标志就是能够在江湖上走动和奋斗了。
当然组成江湖的江湖人不仅仅是游民，笼统地说来，在江湖上走的都是江湖人。以觅食求生存为基本诉求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其数量最多。其他还包括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抱有不逞之志，希望能在江湖这个灰色群体中得以一逞的人们，如宋江、柴进一类；也有一些青年羡慕古之游侠，愿意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投入江湖成为侠者，《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近于这类人；更有数量很大、并对当时及后世精神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基本上也形成于宋代，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的变化，从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商业手工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对娱乐业的需求。于是一些具有文艺天分的游民，在流入城市后可以通过创作和表演通俗文艺作品来谋生，他们便是最早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与一般游民很少有差别。他们演说或表演自己熟悉的江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冒险性、传奇性对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为宗法人过的是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
江湖艺人大多有些文化，头脑比较灵活，心智较为发达。游民的思想情绪、游民的个性，没有文化的游民很难说清楚，而江湖艺人却能够通过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表达出来，因此，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出自于一位文人之手，但宋江的故事始创于宋代，最初的创造，还是当时的江湖艺人。明代的施耐庵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创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游民思想和江湖文化的载体。
说江湖（5）
中篇
一、社会边缘人与江湖
上篇着重谈了游民与江湖的关系，游民是我们所探讨的江湖主体，因此谈论江湖必先谈游民。这些大多在拙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已经涉及到，所以这里说得比较简单。其实在江湖中兴涛作浪的，以及江湖的中坚力量或者江湖领袖，往往不是游民。游民在啸聚山林时，大多是喽罗，最高也就是个小头目，而那些绿林班头、江湖领袖，则多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柴进、晁盖、鲁智深等。
这些人物在未脱离主流社会时，或由于社会地位，或由于当局的排挤，或由于自己的选择，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非常容易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这些人仿佛是失去电子或带有多余电子的离子，在物质的化学变化中是极活跃的因素，他们在社会变化中具有极大的能量。这些人群曾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1什么是社会边缘人
“社会边缘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地说，凡是脱离主流社会的都可以视为社会边缘人，包括那些浪迹江湖的游民，甚至已经进入反社会团体的叛逆者，因为相对全社会来说，他们是处在边缘状态的；狭义的“社会边缘人”是指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人们，这种人时时刻刻可能会脱离主流社会，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去，成为主流社会的反对者。统治者对于这类人物特别关注（有时关注过分，起反作用，反而促成他们向对立面的转化），谨防他们冲击主流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造成威胁。
过去的边缘人不像现代那么潇洒，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他的随笔集《走向边缘》序中，仅仅把“边缘”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会枯竭”；这对学术来说是正确的，各个学科的原教旨的“学究”，大多只能抱残守缺，新的追求、新的发现往往属于被视为野狐禅的边缘学人，意识到这一点的边缘人是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可是在古代社会里，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常常要被视为“造反者”的后备军，是要受到主流社会人们的嫉视，甚至要被送上火刑场的。布鲁诺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处在下层的边缘人更是要被打压的。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既不像欧洲中世纪，教皇、教士、贵族、农奴、商人、手工业者，各守其业，历数代而不变；也不像现代的欧洲，人们的社会角色像万花筒似的，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与欧美近代相比，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其社会角色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很频繁的。因此，一个王朝的兴盛时期，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统治者、被统治者，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某个社会群体是处于社会主流，还是流荡在边缘，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社会边缘人。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就是脱离宗法的人们，在他们没有违法、没有身陷囹圄、没有啸聚山林时，他们还是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处在边缘状态的人们。久而久之，游民逐渐从边缘走到主流社会的对抗面。也有许多本属于主流社会中的各阶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社会边缘人。
2社会边缘人形成的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形成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经济的原因迫使主流社会的人们流向边缘；二是统治者的政策导致一些本应属于主流社会的群体边缘化；三是一些身处主流的人士主动走向边缘。
①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士农工商”等四民，他们被视为社会的柱石，这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其财产的多寡，生产效率的高低，则是其社会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饭吃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边缘感。历史学家孙达人在《中国农民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宗法社会中国农民的生产可用“小”、“少”、“散”三字概括：“小”是生产规模狭小，而且自宋代以来越来越小；“少”是指财产很少，直可以“一贫如洗”来形容，大多数农民仅靠农耕是不足以糊口的，还要从事其他副业以补不足；“散”主要指居住分散，除了宗族戚里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交往，不能形成有自觉意识的群体。手工业者、商人大多也是如此。这种经济现实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农民，正如汉代晁错所说，今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任你把这些人捧到天上，他们也不会有社会主人的感觉。因此，从社会规定来说，士农工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但是贫困则可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向社会边缘。因此部分农村人口的边缘化，最后成为流民或游民，这是小农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形成的。
说江湖（6）
②其次是统治政策造成的。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对于社会的走向影响极大，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法令，也可能把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推到社会边缘。例如宋代武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乃贬其部伍为“堕民”；明初把元末割据一方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的部属划为“堕民”，这些人群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成为边缘群体，人们称之为“贱民”。“吏”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统治者政策有关。宋代以前，吏是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只是级别低了一些；宋代和宋代以后，“吏”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边缘人。这就与宋太祖期间开始禁止吏人参加科举考试有关（见《续资治通鉴·端拱二年》），士农工商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而吏人反而不能，其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平民，再加上这个群体是官与民的中介，他们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道德水平低下，更为人们所贱视。
又如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和对于武官的防范，军人与行伍出身的将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军人都要“黥面”，视之如盗贼。北宋官至枢密使的狄青，因是行伍出身，官至高位，面上仍有黥文。狄青曾对人说，文臣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所以总觉得在韩琦面前矮一头。狄青为人极谦和，就这样，后有彗星出，也被指责为“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韩琦）代之。是夕，彗灭”（《默记》卷上）。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位尊权重，尚且如此，一般武将的情况可以想见。《水浒传》中也有武将受文官歧视、社会歧视的现实反映，清风寨的知寨刘高，除了贪赃枉法和使阴谋诡计外一无所长，但他是正知寨，就有能力陷害武将、副知寨花荣。他的话在上级那里要比花荣的话管用。《水浒传》一书代表了社会边缘人的心声，书中处处为武将鸣不平，抨击“假文墨”、“大头巾”（高级文官）。这些恰恰是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人物。
③另外，就是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没有逼迫他，也没有人迫害他，走向边缘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现在“走向边缘”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了，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因此汪丁丁先生可以很洒脱地说，“真正的生活是主流以外的生活，这被海德格尔叫做‘世界’”。可是古代人们勇敢地脱离主流，洒脱地走向边缘的人是不多的。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们，许多通过发家致富或科举考试，甚至是捐纳买官等多种途径来挤入主流社会，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另外，也有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这大多是不安于平庸的循规蹈矩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冒险，追求不平凡，这些想法和行为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自己本应有的社会位置，成为边缘人物。例如一些向慕古代侠客的热血青年，勇于充当社会良心，打抱不平，反抗社会，便成为自我边缘化的游侠。当然有野心的人更容易成为边缘人。如项羽见到秦始皇的车驾的威风，倡言：“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如果他们只是说说就完事了还好，当他们处心积虑，筹备实现这些向往时，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