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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奇的也许是其他各界对政治左派和政治经济学亦充满敌意。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为正统文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明确的目的在于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中道德视角的缺失。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PeterGolding&GrahamMurdock；2000：7273）从四个方面区分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媒介研究中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整体性的，它将经济视为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休戚相关，而非一个彼此分离的领域。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历史性的，它密切关注文化中国家角色、公司角色和媒介角色的长期变迁。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集中于“关注私人企业与公共干预之间的平衡”（Golding&Murdock；2000：73）。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超越“效率等技术性问题，还致力于正义、公平和公共良善等基本道德问题”（Golding&Murdock；2000：73）。这里找到了某种方式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下定义，而且也的确澄清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的区别，但是有两个进一步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此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是作为解释权力、名望和利益不平等的基本论据，而32被生产和消费的。虽然你不必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透过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论述，你对资本主义及其负面效应的认识依然是清晰的。
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的主要贡献，是将“文化产业在多大程度上为权贵者利益服务”这一论争纳入学术的论辩范围。因此，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中心主题一直是“文化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力”问题（参见第二章和第五章）。通过控制文化产业组织，权贵对文化产业享有所有权，这是否最终导致文本的流通将服务于这些财大气粗的所有者及其政府和商业联盟？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作家、老师和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下述观点等同：文化产业组织确实是以这种方式为其所有者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就连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述者要想精确地说明这一问题也面临重重困难及错综复杂的处境。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何种政治经济学
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焦点放在与文化相关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意味着它将对本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我在导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然而，某种形式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它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因素驱动了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延续。在这一点上，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仔细地阐释就特别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反驳对政治经济学的简化与误解。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提倡者和反对者经常把这一学科描绘成“一个单一而统合的方法”。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Mosco；1995：82134）选取了在三种地理和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北美、欧洲、第三世界（即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详细说明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在第六章，我将从第三世界出发，讨论有关文化依赖和媒介帝国主义的重要问题。但是此处我将通过讨论两种特殊的方法——北美的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建立莫斯科政治经济学的有用分支：
关于北美政治经济学思想，可参考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爱德华·赫尔曼（EdwardHerman）和罗伯特·33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的著作。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SchillerMcChesneytradition）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文化产业财富与力量的发展轨迹，以及文化产业与政商盟友之间的重要联系。
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始于欧洲，由伯纳德·米亚基（BernardMiège；1989）和尼古拉斯·伽纳姆（NicholasGarnham；1990）首创，后为欧洲和其他地区专家学者所继承（Straw；1990；Ryan；1992；Aksoy&Robins；1992；Driver&Gillespie；1993；Toynbee；2000）。这个分支忽略了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贡献，如詹姆斯·卡伦（JamesCurran）、彼得·戈尔丁、阿曼德·马特拉特（ArmandMattelart）、文森特·莫斯科以及格雷厄姆·莫多克的作品。虽然从事的是不同的议程，然而，这些作家撰述的最好的作品却构成了研究文化产业的主要实力。在导论中，我提到了伯纳德·米亚基的著作，他使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ies，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单数形式的“CulturalIndustry”相对）一词流行起来，并使之成为顾及“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争论性及正反感情并存的矛盾性”的研究范例。许多老师和学生倾向于将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一些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化悲观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两者可以相互界定。但是，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看到的，米亚基建立了其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特殊的批判法。因此对于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来说，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上的关注点似乎是互不相干的。我此处对米亚基作品的赞赏表明，在对文化产业的变迁/延续的评估和解释方面，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比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能够提供得更多。我认为，该方法在处理下列问题上更有优势：
矛盾性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强调了对权力的策略性运用。毫无疑问，对于商业来说，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是很普遍的。虽然将席勒等人的研究方法视为“合谋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时也会被贴上合谋理论的标签）而不予理会是错误的，然而在强调协同策略方面，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确实低估了系统中的矛盾性。文化产业的方法对文化的局部商品化和不完全商品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强调，更精确地描绘了文化生产的全貌。它也认为产业性、商业性文化生产内部存在矛盾，而非像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所倡导的那样，假设公司和非营利的“另类”制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极其简单的两极对立关系。
文化产业的独特状况文化产业的方法之所以擅长于处理矛盾问题是由34于另一个重要的优势：它不但能讨论宏观层次上的整体经济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利害关系（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此非常关注），还能“将文化的产业化生产形式同其他产业化生产形式相区别”（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此并不关注）。文化产业的方法，为文化生产的独特状况提供了细目分类。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顾名思义，文化产业的方法将焦点置于供应方——文化生产者、发行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上，但是它并没有忽视受众的能动性，这通常是政治经济学及某类媒介社会学的中心目标。相反，文化产业的方法将文化生产视作复杂的、矛盾的、充满竞争的商业过程，这主要是由受众对于文化文本的需要这种天性而滋生的问题。在文化产业的方法中，生产和消费不被看作是分离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一个独立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在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和紧张关系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符号创作者我认为，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不懈地将集中、集团化和整合的过程进行分类整理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席勒、麦克切斯尼等人极少评论市场结构如何对文化生产的组织构成以及普通的日常水平上的文本制作产生影响。文化产业的方法将符号创作者——负责为文本输入创意的人员，如作家、导演、制片人、表演者——作为描述对象，然而这些在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中几乎没有涉及。文化产业的方法强调文化工作者所面临的状况是这些过程（即集中、集团化和整合）的结果。米亚基（Miège；1989）、伽纳姆（Garnham；1990）和赖安（Ryan；1992）多年来极少认真关注这一问题。然而最近，文化研究者诸如麦克罗比（McRobbie；1998）和罗斯（Ross；1998）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关注，使其拥有更好的装备来评估文化生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社会公平方式被组织起来（见第二章）。
信息与娱乐35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与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一样，其首要关注点是信息媒介。而文化产业的方法则在处理信息和娱乐两方面的艰巨任务上都更为成功。
文化生产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历史变迁最后，两种方法都对历史非常关注（McChesney；1993）。但是在对文化生产和消费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历史变动的察觉上，文化产业的方法比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更为敏感。这种敏感表现为对一种关系的认识，即文化产业的某些作家们实际是承继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的观点（见第二章）。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文化社会学：文化生产的视角
根据以上所述及本书导论，有一点现在应该已经清晰了，即我发现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文化产业的方法，对于研究文化是很有帮助的。不过，即使是文化产业的方法也存在着一些缺陷，虽然它要比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对文化生产的组织动力学更感兴趣，但仍缺少对文化产业组织内部所发生事情的实证性关注。
文化社会学的一个特定理论对该问题有重要贡献。此理论主要源于美国，并吸收利用了韦伯式的（Weberian）互动论者的分析理论及“文化生产”的视角。文化生产视角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在于丰富了我们对“创意”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将文化理解为“具有天赋者的作品”相反，霍华德·贝克（HowardBecker；1982）和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Peterson；1976）等作家认为创意的文化和艺术工作都是协作和复杂劳动分工的结果。诸多文化社会学文献中特别有用的是彼得森和伯格（Peterson&Berger；1971）、赫斯基（Hirsch；1990/1972）和狄马乔（DiMaggio；1977）等人论述文化产业特性的著作。这与用文化产业的方法研究文本生产公司的独特策略颇为一致。
例如，我在导论中对文化产业的特征的概括就是受到赫斯基论述的启发。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不但与上述法国文化产业36学者的发展具有相似性，亦是有相当的开创性，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这些著作综合成一个更全面的图景时才会出现，即文化生产和消费如何适应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并在此环境中获得收益。美国组织社会学学者将文化产业视为与政治和社会文化冲突毫无关系的孤立系统，有关权力和支配的问题被扔到了一边。
创意工作者的地位很难被重视——除了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事实，即他们比其他产业工作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充满敲诈的世界、幕后交易、跨国娱乐公司的玻璃摩天大楼与年轻艺术家和音乐家囊中羞涩之间的巨大落差，几乎都没有受到关注。以传播研究的取向来看，我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这些学者的论述中隐含着自由多元主义的政治观点所致。毫无疑问，这是受到民主化冲击使然。他们的目的是卸下创意的神秘面纱原书为“demystify”（神秘化），似乎是“demythify”（去除……的神秘色彩）的误写。因为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为“除去创作的神秘色彩”。——译者注，并试图理解和质疑对品位和价值的等级划分。
有些学者，尤其是贝克的著作，还着重强调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足智多谋。虽然文化生产的视角对以下这个简单而又圆滑的假设的反驳极具价值，即认为我们在面对庞大的文化产业公司时无能为力，但是该视角似乎经常不考虑这些机构（如大型文化公司）及其后果的存在。许多文化产业社会学家原本非常关注，引起“文化生产”社会学家注意的各种法律、技术、市场和组织的因素，究竟倾向于为谁的利益服务？结果，这些关注也被边缘化了。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无法妥善回答此类问题。并且，甚至对于提出此类问题“文化生产”社会学家也表现得不屑一顾。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媒介研究
在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媒介研究中可以发现，对文化产业组织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权力问题。我在这里所谓的“激进”是因为，这些研究方法将权力和不平等的有害形式视为当今社会的特有结构，而不是像在自由多元主义视角中那样，将之视为可以矫正的社会瑕疵。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激进媒介社会学和欧洲出现的媒介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在方法上与政治经济学的做法形成了互补，而这三种方法都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
美国的重要成就来自于韦伯式的社会学传统，其关注点在于，新闻节目不仅仅简单地报道事实，还不得不服从37新闻机构的命令（Tuchman；1978；Gans；1979）。根据这一观点，记者可以自主地为雇主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由官僚政治的要求和惯例建构起来的。这些惯例最终还是会生产出那些完全不能揭示现存权力关系的文本。此类研究在英国重要的新闻研究中也得到了回应（Schlesinger；1978）。
对娱乐的研究并不多，然而这些研究却做到了最好，它们为文化产业动力学提供了真实的洞见。以托德·吉特林的《透视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ToddGitlin；1983）一书为例，该书通过对电视执行官的访问及挖掘重建媒介机构的历史，揭露了广电网中的商业规则如何导致了极端的保守主义。由于此方法在对文化的研究上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兼容的，因此二者常被混淆。但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试图去全面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环境下文化生产的状况。
那些加入文化政治经济学学派的著述者们，几乎没有人对文化产业组织做过实证的研究，即使这些组织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激进的媒介社会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把文化产业中的权力动力问题与文化产业的意义以及文化产业组织生产的文本种类等问题联系了起来。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内容的问题：思考文本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揭示了哪种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最适合处理与文化产业组织的权力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方法是如何对意义进行思考的呢？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对于文本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善。该学派有一个分支，此分支运用定量内容分析法来研究文化成果，目的是找出一个能够对意义进行测量的客观而又可供检验的方法。正如约翰·菲斯克（JohnFiske；1990：137）指出的那样，“这可能是对我们平常借以接收讯息的较主观且具有选择性的方式的一个有用的检验”。但是支配此传统的效果研究中的一种观念是，内容（content）等同于讯息（message）。
因此，意义（meaning）这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将被引进来，它必须具有多重含义——文本以（有限的）多种方式被阐释的能力。这需要我们同时考虑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实际上，内容与形式从来没有分开过，二者总是互相影响）。一般来说，虽然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通常认真地把文本有限地理解为“内容”或“讯息”，而文化生产的视角，至少到最近为止（Peterson；1997），38常常有意忽视有关文本意义的问题。例如理查德·A·彼得森，他在概括文化生产的视角时也坦然承认，对于文化制品的内容与形式，此方法缺乏兴趣；但是他同时声明对产品的兴趣可以弥补这种缺憾（Peterson；1976：10）。这表明，对生产的研究没有影响到对文本的研究，二者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分析领域。
如果我在导论中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文化产业的挑战便是透视这些关系并得出结论，而不是忽略它们。例如，我们应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思考文化生产和消费是如何与文本的变迁产生联系的。那些采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学者，很少关注文本分析和文本的意义。
对于文本意义的问题，倾其所有，米亚基的著作也仅仅是提了一下。伽纳姆的《资本主义与传播》（Capitalismandmunication）一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抨击了媒介研究有“赋予文本特权”倾向，并“过于重视表象和意识形态问题”（Garnham；1990：1）伽纳姆的《释放、媒介与现代性》（Emancipation，theMediaandModernity，2000）一书在从事文本研究和符号形式研究上比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更为翔实。
戈尔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