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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录：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作者：卞庆奎
他们没钱，可他们有理想，他们没地位，可他们有希望，他们不被理解，可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可以没有一切，但却不可没有艺术相伴。
这是我国当代第一部全景式展示北漂艺人情感生活的纪实作品，一批外省青年，怀着对艺术的向往与追求，毅然背井离乡，闯荡京城，以期实现中心的艺术梦想，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却迫使她们一个个沦为地铁歌手，乞丐画家，打工模特，群众演员……她们寄人篱下，受尽凌辱，可是却丝毫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本书首次披露了当今演艺界，书画界等鲜为人知的内幕，无论对艺术青年还是广大的普通读者都会有不少的启迪。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
北京，对于外省独立、自由的漂泊艺人来说，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既是乐园又是赌场。
在我没进入歌坛前，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我心目中无比神圣的歌坛，竟会是如此令人失望；当然，我也没有想到，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背景，又不会钻营的人，想成就一番事业，竟会是如此艰难，如此地充满了血和泪、屈辱与绝望。
我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回忆，上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好，既贪玩又爱和人打架，学习成绩上不去，回家就挨揍，父母简直觉得我不是个东西。五年级的时候音乐考试，老师跟我爸妈说这孩子挺有音乐天赋的，歌唱得很不错，建议在音乐方面重点培养我。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不想让我搞什么音乐，觉得那玩意是有钱人干的，与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扯不上边。他们不但不鼓励我唱歌，反而压制我。成天让我看书，考大学。可是我对读书就是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依然是音乐。读高中时，有人说如果把眼睛蒙上听我唱歌，他会以为我是齐秦。我喜欢别人说我是齐秦，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我对齐秦的喜爱可以用痴迷来形容，我不单听他的歌，也学他的歌，甚至还学他的样子留着长长的、遮住了眼睛的头发。高考落榜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小城里和一帮朋友鬼混。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绿卡》，电影《绿卡》（ＧＲＥＥＮ ＣＡＲＤ）开头的情景是在美国纽约的地铁站里，一个黑人男孩穿着印有ＮＥＷ ＹＯＲＫ字样的Ｔ恤衫在人群中全身心地敲击着一个白色塑料桶，那激越而明快的鼓点加上地铁驶过的嗡鸣构成了一段别致的音乐表现。围在男孩身边摇摆的人群和不远处卖鲜花的摊点，使这个地铁站简直成为最自然亲切的舞台。
我觉得地铁歌手的生活挺浪漫的，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种生活真是太适合我的个性了：背着一把吉他，面带忧郁地坐在地铁口，向过往行人展示着自己的美妙歌喉，说不定还能遇上一位欣赏自己的美女，与她在花前月下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后来见家里人实在不待见我，就动了来北京做地铁歌手的念头。
８年前春天的一个清晨，经过火车十多小时的一路呼啸，我终于抵达了心中向往已久的北京。下了火车，我坐上了北京的公交，当我路过天安门，第一次从车窗里看到这庄严而神圣的世界第一广场时，内心顿时翻腾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与兴奋。
从我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起，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座极具魅力的城市。对于北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感觉也会随之发生不同的变化。即使如此，但有一点仍是相同的，那就是这里的人文氛围特别浓厚，而我正是在这种诱惑下来到北京的。
北京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面对这个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我虽然举目无亲，却踌躇满志，梦想着在这里创造些什么，留下点什么，表达些什么。那一份年轻人的淳朴和热情，和沈从文先生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一样。
我在心里激动得大喊：“北京，我到你怀抱里寻找自己的星座来了！”此刻我做梦也想不到，在这块到处充满艺术气息的“绿草地”上，等待我的竟是那么多的辛酸、屈辱和无奈。
在都市的万丈红尘中奔波，转眼已是８年。如果你也生活在这座城市，相信你可能遇见过我：我是你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那个神情漠然的人；我是你在地铁口看到的那个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的人；我是那个看到警察就躲的人；我是你在北京从不交谈的陌生邻居……
用了整整８年——８年，这可是整整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啊，我才算读懂了北京，读懂了人生，这是一座历史沉淀深厚的城市，一座有着无限未来的城市——高楼和四合院和平相处，科学院南路抱着小孩卖盗版光碟的农村妇女和国内顶尖级计算机科学家擦肩而过，提着鸟笼哼着京剧、打太极拳的老头，家里可能有刚刚回国创业的“海龟派”。
同时，这又是一座让外地人感觉没有尊严的城市。对于来北京的外地人，理论上你被要求领暂住证才能继续待下去，而没有暂住证，你便会沦为“不受欢迎的客人”，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公民，但却被迫暂住在自己的国土上，并且还被旗帜鲜明地划分了等级。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而在北京买了房，那么就会出现极为幽默的一幕：你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我刚到北京，就遭遇了类似暂住证这样颇具戏剧性的一幕，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让我不由得心酸。
记得那是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在城乡结合部租了间平房，刚安顿下来后心情很好，竟有了去动物园看看动物的闲情逸致，因为在我们那座小城，虽然也有个所谓的动物园，但园里的品种却极为稀少，差不多成了圈养鸡鸭鹅的地方，在那里甚至连猴子这样普通的动物也难得一见，更别想看到诸如孔雀开屏、大象喷水、饿虎扑食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了。
我决定趁着现在没事，去动物园看一看。我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北京动物园。在动物园里，我看到了国宝大熊猫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啃竹子，还看到了憨态可掬的大狗熊站在树边撒尿、美丽的孔雀在游人的挑逗下张开了它果然美丽的屏，也看到了凶狠的老虎撕开了饲养员扔给它的那只可怜的小羊的肚皮……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2）
心满意足地走出动物园，我看见马路旁边的树上布满了嫩叶，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嗅着这沁人心脾的清香，我突然意识到，春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临了。这是咱们伟大首都北京的春天，是我来北京后所经历的第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对我来说显然是极有纪念意义的。
我的心情因为意识到春天的来临而兴奋，于是便临时决定再去天安门看一看，因为昨天
刚到北京时虽然路过那儿，但我只是隔着车窗雾里看花，并没有机会仔细瞧一瞧咱们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从动物园到天安门，我不知倒了几趟车，下车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可下了车，我才发现下错了站，竟提前在西单图书大厦下了车，打听到这儿离天安门已经没有多远，我便决定步行着往天安门去，这样就可以更仔细地看一看长安街两边的风景了。
走在这样的夜晚，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生活似乎是别人的，而你只能是一个心静如水的行走者。我感觉到肚子有些饿，于是便钻进一个小胡同里买了两个烤红薯，这是我最爱吃的，虽然这儿的价钱要比我们老家贵得多，可我还是毫不心疼地掏钱买了两个。
我一边吃着烤红薯一边往天安门走，突然狂风大作，我有幸遭遇了北京数十年来最大的沙尘暴。漫天黄沙叫我看不清对面的街道，天空是灰黄的一片，太阳化成了紫色的小小的一轮，诡异地挂在天空的一角。我不敢再吃烤红薯了，因为只要一张嘴，沙子总是拼命地往我嘴里钻。我把红薯用纸包起来放进了口袋，想等风沙过去再吃。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居然还有很多人坐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东西，他们难道不怕沙尘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少妇的脸上还蒙着纱巾，每当要往嘴里添加食物的时候，她就小心翼翼地把纱巾撩起一点，再把小勺子送进去。
这少妇长得很丰满、很漂亮，让我看得走了神，就在我想入非非之际，我不幸遇见了警察。“你，站住——暂住证！”警察拦住我，冷冷地说。“暂住证？”我不知暂住证是何物，看着警察戴着白手套伸向我的那只手，我赶紧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掏了半天最后掏出了刚刚放进口袋里的那半块红薯。
我被塞进了一辆警车，被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露天沙场，在那儿做起了苦力。我被强制筛了一个多月的沙子，凑齐了回家的路费，他们就要把我遣送回原籍了。这段经历我不愿多费口舌，我怕再重复讲一遍，我会屈辱得流泪。
我知道我必须在遣送途中逃走，否则就会被强行送回我现在还不愿意回到的家乡。于是，我选择了一个机会偷偷地逃了出来，由于慌不择路，我几次摔倒，腿部两处受伤，但我却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北京城的方向走去。
我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回到我的租住地。这时，我才知道，因为失踪了一个多月，我刚刚交过的一个月房租已经过期了，房东只好打开我的房门，将我的行李通通卖给了收废品的，以此抵偿我欠下的房租。现在住在这间屋里的是一位做小买卖的中年男子。
我觉得房东太狠心了，他居然把我最值钱也最心爱的吉他也给卖掉了。这把吉他，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利用暑期到砖瓦厂做了一个月的砖坯才挣来的，被我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我准备在北京安顿下来后就背着它去地铁口唱歌。没了赖以生存的吉他，这彻底打破了我去做地铁歌手的最初设想。就这样，除了身上穿的这身破衣服，我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生存是我眼下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我晚上睡在桥洞里，饿了就去捡垃圾桶里的残羹冷饭。这样熬过了最初的几天，我就有些挺不住了，这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一个人混到了这步田地，那滋味比死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知道我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我真的就要在北京死无葬身之地了。我这么年轻，刚到北京还没等实现自己的报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那真是冤得慌。
或许是上天可怜我，不愿让我就这么早离开人世，一次我正在桥底下睡大觉，过来一个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对我说他是美院的老师，他们学校现在正缺一名人体模特，见我这么好的体形像个乞丐似的躺在桥下怪可惜的，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当模特。
我就跟着这位好心的老师来到了美院，在他们那儿做起了人体模特。那时候，由于一些传统观念在作怪，做人体模特还是个说不出口的职业，所以愿意去美院做人体模特的人很少，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生存机会，让我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有了一碗饭吃。
其实，自１９１２年刘海粟创办我国第一个裸体画室算起，人体模特在我国已有９０多年的历史，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去艺术院校做人体模特还要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事，他们的待遇之低令人惊讶，而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世俗偏见的压力，远远超过了物质生活本身的压力。所幸，在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只要能有口饭吃，我是不太在意别人瞧我时那怪怪的眼光的。
我第一次做模特是个坐姿，一早上四节课上下来我的四肢又酸又僵，但看到学生的画后我的成就感彻底将我的劳累驱散。为了能给学生当好模特，我把学生的人体教材借回去仔细阅读，并反复练习各种模特的姿势。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3）
美院的学生对我总是很尊重和感激的，他们上人体课都要求我做他们的人体模特，我也因此成了美院优秀的人体模特之一。
我在美院的收入是每天２５块钱，做了两个月的人体模特，有了一些积蓄后，我就离开了那儿，尽管我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追求，我必须尽早离开它，去做我喜欢的事。那便是唱歌。
我在朝阳区八里庄附近租了间平房，安顿下来后，就跑到音乐器材商店买了一把吉他，又去服装店买了身像样的衣服，经过简单的武装后，我抱着吉他来到了地铁口，正式做起了一名地铁歌手。我这样做，并不表示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也想成为一名签约歌手、当红歌星，让歌声传遍中华大地。但是就目前这种状态，我是不敢往深处想的。我只能从最低极的地铁歌手做起。
地铁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只是匆忙，来来往往的人总是脚步匆匆，他们要么从这个城市的肚子里钻出来，要么就是钻进去。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们将要向何处去。
这些都是匆匆过客，他们中有些人我可以经常看到，也有的人或许只能见这一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只有一个人能坚守在这儿与我长期相伴，她就是在地铁口乞讨的老妇人，从我来到这个地铁口唱歌那天起，就看见她一直跪在那儿打恭作揖，向人乞讨，我不知道此前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多少年，更不知道她明天还会不会留在这儿继续陪着我。
我觉得她很可怜，不知她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子女，是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还是子女不孝，把她看成了累赘不管她？总之，一个人老无所养，只能靠别人的施舍了此残生，的确值得同情。
有一次，我见老妇人的生意不太好，在那儿跪了一天也没有多少进账，就往她的盘子里扔了１块钱硬币，老妇人听见当啷一声响，抬头见是我，便冲我笑了笑说：“大兄弟，你在这儿讨钱，我也在这儿讨钱，大家都不容易，你还给我什么钱呀！”
这位年纪比我妈还大许多，却谦虚地把我称做“大兄弟”，老妇人的那句“大家都不容易”，其实是挺幽默的一句话，可我听了不知怎么鼻子一酸，差点流下了眼泪。是啊，大家都不容易，说不定我在同情她的时候，她也正在同情着我呢。
能在这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我多年的梦想，这种追求难道是一件值得别人同情的事吗？况且，同情我的又是这样一位其实更值得别人同情的老妇人？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我人生的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来北京后，有人告诉过我，你的声音太像齐秦了，没自己的特色，这样是红不起来的，我没怎么理会他。这东西不是我选择的，它长在我身上我总不能连自己都不喜欢它吧，我从来不否认我特喜欢齐秦的歌，但我对音乐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和理解。
我将来不一定非要走红歌坛，这种愿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过特别强烈的时候，我只喜欢水到渠成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能否得到别人的肯定、能否成为著名歌手并不重要。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只是喜欢唱我想唱的歌，即使只能像现在这样坐在地铁口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我也无怨无悔。
纽约是个艺术的大都会，据说那里的很多街头艺人都是技艺超群，完全可以上卡耐基音乐厅去演奏。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街头或地铁站里表演呢？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崔健的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没地儿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对我来说，生活中除了唱歌我找不到任何乐趣，唱歌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精神，我的物质，我的生命，我的天使和地狱。
当我坐在地铁口或地下通道弹着吉他唱歌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歌声与众不同，它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些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我，它们或是游移的，或是专注的，我能感觉到很多同样寂寞的心在聆听，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地铁口唱歌，除认识那位老妇人外，我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
他是搞摇滚的，因为在家排行老五，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五。小五是山东人，今年２０来岁，虽然年纪与我相仿，但“北漂”的历史却比我长得多。搞摇滚的人打扮得都比较有个性，他头发极短，耳朵上戴了四个耳钉，其中一个戴在耳廓上，左鼻还戴了一个银色的鼻钉。他住在树村，树村是个摇滚村，那儿聚集着一大批像小五这样有志于献身摇滚事业的人。
与小五相识的过程，说起来挺有意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