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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糊弄许丽，他亲手导演了一出好戏：找了几个“群众演员”，告诉许丽要拍一部大戏，并且由她出任女主角。
这是许丽梦寐以求的事，于是她便兴奋地拍起了这部戏，以为不久就会成为大明星。
其实，许丽被耍了，她不过做了回活道具。天真的她以为自己从此就是一名演员了，只要戏一播，她就是大明星了。为了感谢“刘大导演”对她的恩情，她自愿向刘小雄献出了自己的处女之身。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4）
那以后，许丽和大他２０岁，几乎可以做她父亲的刘小雄，在市区租了间房子，过起了夫妻生活。直到一年后，她一直没等到由她“主演”的那部电视剧播出，她才起了疑心。
不过这时已经晚了，她已被刘小雄骗了一年多，刘小雄也玩腻了她。其实，在与许丽“恋爱”的那段日子，刘小雄又用同样的伎俩，一直和另外几个女孩同居。既然许丽主动提出“分手”，对已不“新鲜”了的许丽，他也已经无所谓了，于是很潇洒地就与她分了手。
做了这么多年“穴头”，究竟赚了多少钱，骗了多少个女孩，也只有刘小雄自己能说得清了。有一次，一位爱开玩笑的群众演员问他：“你打着找角色的幌子骗钱又骗色，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刘小雄很是无赖地回答道：“这能怨我吗？我承认这些女孩子脸蛋好看，但她们不过是一些花瓶。连起码的演技都不懂，就梦想着成为大明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她们要不是有所企图，会这么容易上我的当，还要陪我睡觉？！”
刘小雄的事，我是后来才慢慢从一些群众演员的口中知道的。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么离奇、荒唐的事。
刘小雄叉着腰站在人群前，把我们打量了足有５分钟后，开始用手往人群里指点着。被他点到的人，都兴奋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到他的身边。当他的手指点到我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也把我当做来找活干的群众演员了。
我觉得这场面挺有意思，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那些“幸运的人”一起，挤出人群站在刘小雄的身边。我看了一下，被点中的人里，男的女的，各种年龄和穿着的都有。刘小雄身后停着一辆中巴，一个戴着墨镜、打手势的男人，正站在车前，一俟人点齐后就招呼我们上车。
人齐了，挤满了一辆中巴。我看了看车里的人，“泰森”和“熟人”都在，只有那个操着东北腔的瘦子没有上来，看来是“落选”了。见我也上了车，他们冲我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成了“熟人”。
此时，“泰森”和“熟人”正挤在靠近车窗的地方，他们挨得很近，身子随着车的颠簸，不时会脸对脸地紧紧贴在一起，显出了很亲热的样子。其实就在十几分钟前，他们曾差点打了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中巴把我们拉到了距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停下后，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大家脱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戏服。导演让年轻的小伙子扮演土匪，其他的人扮演老百姓。这时我们才知道，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导演要“老百姓”听从他的指挥，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处逃跑”，那些“土匪”则在后面追撵。
我被划入了老百姓那一拨，一声“开始”，我跟着大家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地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穿着薄薄戏服的我们冻得直打哆嗦，导演不喊过，我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来。
身边的人不停地埋怨着，只有我没有埋怨，我的心正被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一直拍到傍晚，记不得拍了多少遍，这场戏才算通过。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到了这场戏，不过是个短短一分钟的镜头。
等那辆中巴把我们送回了电影制片厂门口，天已经黑了下来。刘小雄让助手给每人发了１５块钱。有的人觉得钱太少，跟刘小雄的助手大声吵了起来，吵了半天刘小雄的助手也没答应多加一分钱。
回到旅馆，我仍处在高度兴奋中。虽然刚来北京才几天，但在我的意识中却像过去了几十年，就像我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这儿。这些今天才第一次认识的追梦者，也像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在旅馆里翻天覆地折腾到凌晨，我的头脑仍处在极度的亢奋中，我从床上坐起身，在黑暗中点了一支烟，看着从暗红的烟头上飘出的一缕缕烟雾，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与这些群众演员打成一片，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
我花了１万多块钱，买了一部ＤＶ。很快，我就与“泰森”、“熟人”等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答应我把他们的“北漂”经历拍摄成这部暂定名为《看看他们》的纪录片。
我退了旅馆的房，和“泰森”住在了一起。“泰森”很高兴我能与他合租，因为这样又可以为他们分担一部分房租。他们是３个人合租的，地下室本来就不大，只有大约七八平米，４个人合租显得有些挤。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切为了工作方便嘛。
在拍摄《看看他们》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群落的生活慢慢熟悉起来。从这帮“哥们”的口中，我知道了，群众演员的片酬大致如下：出场露个脸２５元，有一句台词５０元，装一次死人１００元，做一次替身２００到３００元，挨一记耳光５００元，被打得“满地找牙”最高，一般在８００到１０００元。
做群众演员不但是许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也是许多人在北京生存的打工方式之一。走过电影制片厂大门口时，你会发现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电视电影应该如何拍摄，怎样才能合理地抢上镜头。一个每天提着木锯来等候的小伙子对旁边的人说，有一次导演需要一个会做木匠活儿的群众演员，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还为自己赢得一个大特写镜头呢！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5）
这群人怀着各种“崇高”或“卑微”的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聚在电影制片厂门前，为一天一二十元钱外加一顿盒饭而被人吆五喝六，呼来唤去。他们为公共汽车票，为房租而发愁。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互相伤害，喝酒说荤话。或许他们对未来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种麻醉；或许不愿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种逃避。
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准时在电影制片厂门口等候，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离
开那里，各自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当然，北京夜晚的生活实在会令他们发愁，别人也许都在灯红酒绿中享受着快乐和幸福，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
然而，他们无怨无悔。李白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做明星却能现世兑现，活就能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但一定畅销，所以说，在他们眼里，再没有比做演艺明星更能名利双收、更能出人头地的了。
他们总是可以信口点出谁谁在宾馆站过堂，谁谁在公共汽车上卖过票，谁谁当初不过是在剧组帮忙跑腿打杂扛大个儿的，现在改头换面，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演艺“大腕”。
在拍摄过程中，我为这群不安于现状敢于出来拼的男孩女孩们的勇气感到佩服，又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而感到可怜。虽然成为明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光有机遇没有实力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吧，１９９６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只招２３个人，却有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大城市的４０００名学生报考，最后只出了赵薇、陈坤两位当红明星。如此残酷的竞争，不能不让人深思。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拍完了《看看他们》。这时候我才想起，离电影学院的考试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得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否则到时准得抓瞎。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改变了以前报考编剧专业的想法，决定改报导演专业。
我的这个临时决定绝不是心血来潮，一个多月的“导演”生活，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一行，我觉得做名导演，远比编剧过瘾。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到的事，会毫不犹豫地干。当初，辞了电视台的工作是这样，辞了工作后选择到北京也是这样，如今又决定改报专业，也是这样。
为了让自己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搬出了与“泰森”他们合租的地下室，到更适合学习的清华附近租了间平房。我躲在屋子里，开始埋头读书。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顺利地通过了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专业考试。坐在电影学院的教室里，我开始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有人说，干导演的什么都要懂，可是什么都不精。所以又有人这样说，你如果写不了剧本，做不了摄影，又不屑于做场记或剧务，就去做导演吧。
这句话明显在贬低导演这个职业，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导演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综合。我喜欢这种挑战人的智慧与耐力的职业，我会把它干好。
电影史、美术、音乐、文学、摄影、录音还有表演，我都认真地学习。尤其是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作家导演，让整个影片完全贯彻我的意图。我每天熬夜看书，总是黑着个眼圈上课。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有精力都被电影占据了。
电影学院虽然离平常人的生活较远，但也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在这儿，一样离不了要与人打交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主持人的性格大多是外向的，但我却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内向的人的最大特点是不善交际，电影学院其实是个交际很多的地方，刚迈进校门，学生们就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整天出入于各种交际圈，提前为毕业后找出路。
我除了与同室的张国宝相处得较亲密外，似乎也没什么说得上话的朋友。张国宝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虽然性格外向，但交友却极为谨慎，他之所以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大概是看在我比较朴实这一点吧。
来电影学院“充电”前，张国宝就做过导演，拍过几部影响不大的电视剧，也拍过一些纪录片。在进修班临近结业前夕，一次我们在探讨法国纪录片时，我突然想起我曾经拍过的那部“纪录片”：《看看他们》。
虽然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各方面的素质都提高了不少，在导演技巧上更是进步了许多，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拍的那部所谓的“纪录片”，我觉得那不过是小儿科罢了，哪里好意思在高手如林的电影学院显摆。
张国宝听说我有部《看看他们》，非要我找来给他看。我从箱子里翻出尘封已久的《看看他们》，和张国宝去教室用学校教学用的放映设备看完后，张国宝非常激动，极力鼓动我把片子送到海外，若我愿意，他可以托一个在海外的朋友把片子捎出去，参加即将在多伦多举行的一个国际影展，作为非参赛作品展映。
说实话，当时拍这个短片，完全出于一种兴趣，不过是想给自己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根本没想过用它去做些什么。经张国宝这么一说，我也动了心，于是便把这事托付给了他。谁知，不久后就从多伦多传来了好消息：我这部非参赛作品，在展映期间大受好评，已有海外华裔投资商要给我投资为他们拍片。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6）
消息传来后，张国宝也很激动。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特意请他到学校附近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喝了几杯酒，张国宝的脸就红得像缎子面，他激动地说：“你知道吗，你睡的那张床，曾是×××和×××睡过的。据说睡过这张床的人，都会有大出息，都会成为名导演！”
张国宝说的那两位，都是如今在影坛上大名鼎鼎的导演。我虽然不相信一张床会给人带
来什么好运，但听了张国宝的话后还是相当高兴的。
我应华裔投资商刘大维之邀，赴澳大利亚与他洽谈拍片事宜时，是从电影学院结业后不久的事。刘大维想拍一部类似于《北京人在纽约》反映华人在澳大利亚留学生活的电视剧。我对澳大利亚不熟悉，也没有留学的经历，为了让自己能尽快熟悉这些，我在澳大利亚停留了一个月，一边体验生活，一边修改剧本。
剧本是刘大维给我提供的，作者是位澳大利亚留学生，故事写得很感人，但作者显然没有经过一些必要的专业训练，不太懂得影视剧写作的基本技能，所以看起来就显得有些杂乱，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润色一下，好让剧本更适合拍摄。这个工作很快就做完了，完稿后让刘大维看了一下，他感觉不错。不久，这部电视剧就在澳大利亚实地拍摄了。
３个月后，拍摄工作完成，后期制作又用了一个半月，半年后就在国内电视台播出了。播出后，反响不是特别大，但也还没糟到让刘大维赔本的地步。本以为刘大维会对我有意见，谁知他并没有怪罪我的意思，相反还安慰我说，第一次拍电视没有赔本，已经算不错的了。
听了刘大维的话，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如果他以后还敢给我投资，我一定把片子拍好，让他赚个盆满钵满，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后来，刘大维果然又给我投了资，让我拍一部反映“海龟”生活的电视剧。
“海龟”就是“海归派”，指到国外留学或创业的人看到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就动了归国创业念头的那批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题材较之上部比较好驾驭一些，毕竟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国内的生活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相比较走马观花的澳大利亚，我相信有能力把这部片子拍好。
这部２２集电视剧播出后反映果然不错，收视率居高不下。这回，我终于让刘大维狠狠地赚了一笔。
这为我以后与刘大维的合作，打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知名度。找我拍片的投资商慢慢多了起来，应该说，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在北京没吃过太多的苦，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让别人觉得我“运气好”。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了点虚名后，就有不少写剧本的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把他们在电脑上敲出的那些文字，变成在电视屏幕上蹦来跳去的活动人形。当然，这些剧本中，也有一些是熟人推荐来或投资商“命令”我看的。总之，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剧本要我看。
就像看电视会让我感觉到痛苦一样，现在，看剧本对我来说也成了一种负担。谁都知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优秀的影视剧首先得益于优秀的剧作，优秀的剧作出自优秀的编剧之手，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可我接触过的那些编剧们，他们中绝大多数却竟然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们写剧本并不是想把电视剧变得好看，而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出名！出名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为了利！以这样急功近利的心态写剧本，怎么能把剧本写好？
就像我不喜欢看电视，却为了工作不得不看一样，无论怎么烂的剧本，我也总得看下去，否则我就成了位不负责任的导演；就像我不喜欢交际，却为了工作不得不与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人交往，否则就拉不到赞助找不到投资商一样。我虽然找不到合适的剧本，却也不得不一部接着一部、永无止境地去拍那些能给投资商带来丰厚回报的电视剧，否则我就不能被别人再称作导演，而导演是我热爱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能让我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但为了这个职业我又会忍气吞声、自找不快，却又是一件与快乐背道而驰的事——这是最为典型的矛盾心理，我们每个人不都是生活在这样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中的吗？
为了让拍摄的剧本更能符合我的意图，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改，一遍遍地在痛苦中让自己的烦乱心情趋于写作所必需的平和。我敢说，凡是投资商看中的剧本，最后作为导演工作台本拿去拍摄的，都是我在原有基础上一遍又一遍改出来的。其实这时的剧本，除了保留了原剧作者的故事轮廓外，基本上都是我的创作了。
如果说，写剧本的人还算是有点文化的人，起码还识得几个字的话，那么到了演员这儿，就全乱了套了：只要你脸蛋长得还算过得去，哪怕一个字也不认识，也照样能当演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搬到娱乐圈这儿，好像一下子就失了灵。因为对一个艺人来说，只要有一些表演天分，有一定的领悟能力，有好的机遇，就有成为闪亮新星的机会。
就像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