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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我搂着小姐听了一会儿，就拉起她跳起舞来，纯粹是胡跳，把脑袋伏在小姐的肩上，双脚乱踢乱蹦，踩得她连声怪笑。
闹了一阵，我的酒慢慢醒了，我突然想起吴琼来，一阵愧疚之意顿然升起，我赶紧拉开正和小姐抱作一团的刘斌，对他说：“哥们，我们该走了吧！”刘斌迷迷瞪瞪地随我出了包间。
我与刘斌出了门，打的直奔画家村。我把刘斌送到福缘门村，然后又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我的住处。
转眼就是冬天了，今年北京特别冷。空气干燥，画家村的地面一直积着厚厚的冰，树枝光秃秃的。外面行人稀少，车子单调地来往。太阳却依然一如既往地照耀着我们，天空依然蔚蓝，白云依然在漂浮。而我，依然喜欢北京。
北京的画展很多，这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画展上有许多老外，据说有的老外一天要接到好几十份请柬。和老外结识，就有了固定的渠道。一次，一位叫做迈克尔的美国人看中了我的一套系列画，他要我开个价，我告诉他卖价是３０００美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幅２８００美元成交了５幅。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入最多的一次。
为了方便吴琼的工作，我们决定在市四环买套商品房。富有戏剧意味的是，我在北京待了几年都没有办过暂住证，这次要买房定居了，售楼小姐却要我出具暂住证。也许我们这些外地人对暂住证特敏感吧，我将一肚子火都发泄到售楼小姐身上：“老子有的是钱，老子买房不是暂住，是常住北京，知道吗？”小姐被我吓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暂住证最终还是让吴琼给办了。房子买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度完蜜月后，我又搬回了画家村，仍住在管大爷家，似乎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对我这种“怪癖”，吴琼表示理解，不过她仍要求我最好能在周六回到我们的小巢去与她共度周末。
不久，画家开始陆续从圆明园迁移到通县宋庄，我也随着这股大潮来到了宋庄。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11）
宋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树木葱郁而幽静，林阴小道，广阔的农田，虽然农舍的房子矮小，但都带有院子的格局，这显得格外宽敞。
关于宋庄“画家村”的形成，流传着很多“版本”，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是：１９９４年，几位“明星”艺术家因为不堪外界的“骚扰”，便在这一年的春天从圆明园“转战”到了通县以东１０公里处的宋庄。之后又有大批“先锋艺术家”尾随而来，分散在大兴庄、小堡
村、辛店、北寺、小杨庄等村落，或买房，或租房，逐渐使这一片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
在宋庄画家村中，我所居住的小堡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最早来的艺术家为这个村子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出资安路灯、修马路等。这些人里什么人都有，除了潜心作画的，还有不少属于“另类”画家。
有的画家卖画不成，便弃画从商，在村里开起了酒店，墙上挂满了自己的作品，画家们经常以此为“聚点”，吃饭、聊天，笑声朗朗；有的画家特会生活，闲暇之余在院里种满了花草蔬菜，还养了很多家禽，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还有的画家很会经营，属于“场面”上的人，朋友也多，能轻松为自己的活动拉来赞助……
还有更厉害的，不仅娶了“洋太太”，自己也入了外籍，经常飞往欧洲为“村民”搞些“涉外活动”，是这儿公认的“外交家”。但更多的还是为生存而奔波的“穷画家”，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家里也没怎么装修过。有人因为贫寒，行为就越发“乖张”。传说某人在大冬天骑辆破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回行驶，嘴里还不住地呼喊着……
也有人特怕孤独，曾频繁托人介绍女朋友。据说某画家“心特好”，为了和刚认识的女朋友保持联系，便把身上仅有的一件值钱东西——手机给了这个女孩，谁知女孩从此“黄鹤一去不返”，怎么打就是不回。
这里还有女画家，极少，可谓凤毛麟角。来时都是单身，但没过多久就被男画家“俘虏”了。
为了生存，画家们整天周旋于画廊老板、艺术赞助商和批评家之间，并不停地出没于各种先锋艺术展、艺术事件及活动。这里面的故事，用一位画家的话来说，“可以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厚得可以当砖头把人砸晕的书”。
有段顺口溜，是画家们自己编的，颇为写实，又充满了自嘲：卖不掉油画怎么办，画点行画试试看；画了行画还不行，拉帮结伙试试看；拉帮结伙还不行，找个批评家试试看；找了批评家还不行，找个观念试试看；找了观念还不行，找个洋妞试试看；找了洋妞还不行，傍个富婆吃软饭……
由于城市向外的辐射性扩张，宋庄也难逃其中，急速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行列，一切原有的安静朴素的风貌荡然无存，新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厂房、商店、私立学校、笔直而宽敞的马路。
但相对于北京中心市区，宋庄仍是适合艺术家的“乌托邦”之地，它不但是一个释放精神自由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表演身体“欲望”的乐园。我们分享着生活的惬意，悠闲而有诗意，身体的呼吸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２００３年，我买了一个农家院，最普通的那种，三间北房，两间厢房。三间北房改造成了画室，后墙拆了往外延伸，空间大了许多。做了天窗，就有了漫射的光线。厢房做厨房餐厅，后来又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盖了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作居所。
像所有稍有成就的“北漂”画家一样，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打拼，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廊，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除了开画廊，我已经和香港一家公司签约，成为一位签约画家，这解决了我作画的经费问题，毕竟靠画廊的收入难以满足更高的文化需求——一幅普通油画的材料费要超过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从亚麻布、框架到颜料等，我都要最好的——我要保证我的画起码可以收藏１００年不会褪色。
除了自己作画，我还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家，这使我的身份多了一个内容——文化经纪人。组织画家画展之外，我就推销签约画家的画，作画和卖画，构成了我工作的全部内容。
我开始坚信，穷不是艺术家的特色，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让世界更多一点色彩，当然也有权利让自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三章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1）
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可以只身飞行数千里横渡太平洋，漫漫旅途，它只带着一件行李，这也是它惟一的财产——一根树枝！它衔着树枝飞呀飞，累了就降到海面上，栖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后再继续飞行……
我就像这只鸟儿，衔着我惟一的资本——英俊的外表及易逝的青春，在北京的天空飞呀飞。可是，飞往太平洋的旅途虽然遥远，但它总有彼岸，而我的太平洋却茫茫无际，看不清
哪里是岸！我迷失在浩淼无边的波涛中，连回去的路都已经找不着了。
当初，我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来到北京的呀！那时的我，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永往直前、战无不胜的豪迈。那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做一个大明星，让所有的人都崇拜我，让所有的亲人都为我感到骄傲、自豪。
就这样，我怀揣着一张高中毕业证，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通往艺术天堂的电影学院。为了能让自己更有把握考上电影学院，我临时抱佛脚地走了一条“捷径”：参加考前辅导班！我知道，像我这样从未受过任何培训的人，参加考前辅导班或许是必需的吧。
这一招，其实是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他从一个朋友那儿打听到：参加考前辅导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很多考前班的辅导老师就是后来的招考老师，“和老师见过面，老师会对你有一个基本认识，这样，你就会比那些没有参加过此类辅导班的考生多了一枚秘密武器！”
让我失望的是，虽然有了这枚秘密武器，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考上电影学院——我连“一试”也没有通过，就被刷了下来！可是，我并没死心，因为我热爱演艺事业。
我搬出在电影学院附近租的房，取出存折中剩下的最后２０００块钱，住到了位于北太平庄的一处地下室。这里聚集着一帮像我一样热爱演艺事业的外省青年，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暂时放弃报考电影学院的梦想，像这帮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青年男女一样，从群众演员做起。
我从与我合租的一个“哥们儿”谢云那儿得知，做群众演员的第一步，是找一家影视培训公司报名，把自己的档案——包括身高、体重、特长、性格及照片等资料留下。报名之后，影视培训公司一般会抽出时间让报名者集中培训，讲解一些基本的表演方法及拍摄影视剧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谢云很热心，见我想到影视培训公司“进修”，还告诉我，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你还不一定能立刻当上群众演员。因为这类公司一般自己没有影视剧拍摄，它们只是一些“中介”公司，负责为群众演员和摄制组之间牵线搭桥。也就是说，当有剧组在北京或周围拍摄且需要群众演员时，他们首先会找到影视培训公司，让影视培训公司推荐。这时候，影视培训公司就把符合要求的群众演员的基本资料拿给摄制组的相关人员，再把最后决定的人选告诉被选上的人，并通知他们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拍戏。一般来说，一些有唱歌、跳舞特长，或者长得比较有个性的人相对来说机会会多一些。
谢云是四川来的，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只要他开口说话，就会让我想起陈毅元帅，感觉很是亲切。他虽然年纪只有二十来岁，却是位有着五六年“北漂”经历的老群众演员了，我是从电线杆上看到他的“合租启示”（他把“启事”两个字写成了“启示”，足见他没读过多少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后，打了他的手机，按照他给我提供的路线，找到他住的地下室。聊了几句觉得蛮投缘，很快就与他签下了所谓的合租协议，放下行李，打了个地铺，就算正式有了个窝。可是我们合租没多久，谢云就搬了出去，因为有一位熟悉的导演带他到云南拍戏去了，据说他在剧中是个男配角。
临走前，他反复告诉我，做演员要沉得住气，必要时候，他会帮我向导演推荐。
也许是苍天有眼，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影视公司培训部在招聘签约演员，并一再声称公司保证能有角色，而且负责签约演员的包装。当时像我这样想成“星”成“腕”的众多青年男女，都以为这是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纷纷赶去应聘。主考官十分认真地面试一番后，顺手取一份协议让我签。协议规定，应聘者成为公司签约演员后，必须向公司交纳９００元的风险抵押金，不经过公司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出镜，否则风险抵押金全部扣除，并被公司除名。我当时不知这是陷阱，于是就糊里糊涂地跟对方签了约。
签约之后我问负责人，什么时候有角色，对方打量了我一眼说：“你把个人资料留下，回头我们再联系。”我连忙留下招待所的电话。回去的路上美滋滋地想：从今以后，我就成了影视演员了，说不准哪一天也能做个大明星呢！回到招待所，我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等消息，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小跑，怕万一公司打电话找不到我。一晃１０天过去了仍没动静，我再也等不下去了，赶忙去找那家影视公司培训部的老板。看到我，他起初一愣，随即笑了：“不急，暂时还没角色，你慢慢等吧！”
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去各个影视公司找戏，因为我身上只剩下５０元钱了，那天晚上我向房东求情，我说家里的汇款未到，先欠两天的房费，两天后的晚上当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住处时我的背包已被服务员包好，房东老板过来问：“你现在有没有钱？”我摇了摇头，房东老板说你现在就走吧，两天的房费我也不要了。那时已是晚上１０点钟了，我一个人扛着我的背包，因为脚疼，我不得不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着拖鞋，这样一拐一拐地离开了那家地下招待所。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2）
正当我凄凉地走在北京街头时，后面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跑边说：“快一点，差一会儿地铁就没了。”我也加快脚步挤上地铁，在火车站下车后我找到了一处人比较多的地方坐了下来，９月的夜晚已经凉透，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花３元钱进了一个夜市录像厅，趴在座位上就睡着了。凌晨４∶００录像厅就散场了，我被从录像厅里轰了出来，这时正是一天中最冷最黑暗的时候，我背着背包走啊走啊，我终于明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家那句歌词的含义。但我是坚强的，既然到了北京就一定要闯出一条路来，我的勇气忽然又来了，黎明
前的那勇气让我感觉到我确实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原来这老板是利用朋友关系，每年交几万元钱挂靠到一家影视公司旗下，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公司“培训部”。每年都有五六百名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成为他榨取财富的“猎物”。每次召集到一批“签约演员”后，老板只是象征性地花几个小钱，请几名老掉牙的演员给“签约演员”上几节课，就算培训了；然后再找个摄影师，让这些年轻人自己掏钱，给他们拍几卷艺术照，就声称这是公司的“包装”。至于“角色”，老板虽信誓旦旦地承诺“绝对会有”，但具体何时兑现，鬼才知道。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于是就给去南方拍戏的谢云打电话，希望他帮我一把。谢云果然很讲义气，第二天就让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５００块钱，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最终在离北影厂很远的一个小巷里租到了一间不足６平方米的平房，每月３００元房租。说是平房，其实是一个用石棉板把四周挡起来的小棚子，没有暖气，没有桌椅板凳，仅有一张窄窄的小床，并且屋角还有一个水池子，里面的潮湿便可想而知了。一到冬天，小屋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晚上睡觉时，像躺在冰窖里。我冷得实在受不了，便爬起来跳跃，直跳得身上冒汗，再爬上床去睡，就这样，一夜要反复折腾好几次。
光花不挣的日子让人恐怖，为了减少消耗，我尽量多在床上躺着，这样可以少吃些，北京的东西太贵，动辄１００元就花没了。穷困潦倒的现状，没有希望的生活，使我对前途产生怀疑甚至绝望。但我又无法这样撤回老家，就如同留学生不肯轻易回国那样。在星、腕儿云集的京城，与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相比，男演员出人头地的机会更难。在男导演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影视界，我无法依靠“特殊关系”走捷径。有一位知根知底的交心朋友劝我利用另一个天然资源，找个女大款。坦率地说，不用别人提醒我就动过心，有了钱，就可以自己主演，就可以在媒体上自吹自擂，就可能一举成名。
但是，成名之后呢？我清楚演艺圈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脱颖而出的，也知道哪个女演员是通过与导演上床而一夜成名的。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变成影帝时，嫉妒我的人指指点点，媒体越来越放肆，保不准哪一天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为了日后堂堂正正地生活，我还是咬牙放弃了非分的想法。
后来，在谢云的帮助下，我当上了群众演员。
说是当群众演员，也并不是你在那边站站、走走、吆喝吆喝就行的，也需要有“演技”。导演们对群众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苛刻的，比对明星们要苛刻多了。因为导演不敢得罪明星，只好对无足轻重的群众摆架子发威了。弄得不好，很多人会被导演或者执行导演、场务什么的骂得狗血喷头！
一个好的群众演员，必须脑子转得快，要在短时间内能够马上领会导演的意图。可是像这样的群众演员并不多，有的人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天生就较笨，有时一个表情、一句台词，弄得半天都做不好、说不好。这样一来导演就不耐烦了：“你这猪！”“你爸妈怎么生你的！”然后那些人就很紧张，越是紧张，动作表情就越是僵硬，就越是难以达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遍重拍。
在导演看来，每个镜头都要尽善尽美，所以只要有一个群众演员做错了动作，说错了台词，跑快了或是跑慢了，都要重新来。重新来，假如你演的这个角色只是街边的行人也就罢了，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