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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唐维君只能依法办事，于是按规定再次向省种子管理局提出《复议申请》。
省种子管理局的权限到此为止。他们觉得很是无奈，从此没有下文。唐维君再去找，他们只能催催、问问。面对如此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堡垒和带有明显“既得利益集团”色彩的违法行为，他们显然束手无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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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抗争！万般无奈的唐维君向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寄送了一封举报信，状告北疆乡乡长高继有犯有“玩忽职守罪”。1999年11月1日，省人大司法委员会将该信批转省人民检察院，要求认真查处。
2000年1月，省检察院、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呼玛县检察分院组成联合专案组（组长为省检察院法纪局干部李海春），先后调查询问了购入种子的北疆乡政府、地区农委科教科。4月，专案组又到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调查（此行费用又由唐维君负担，共花费7000余元）。应当说，案情自此已经暴露：同一批种子，牙克石市种子公司竟然先后提供了两份自制发票！在“0211”号发票上注明的是“浩油11号”，在“0212”号发票上又改注为“青油9号”。这批种子到底是什么品种？为什么可以随便乱改，谁能说得清？
富有侦察经验的李海春调取了此前的“0204”号发票，该发票是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市房产段农场购入所谓“浩油11号”种子的凭据。经查，这个农场买的也是“三无”产品，种了1500亩地，平均亩产只有13。3斤，等于基本绝产！
李海春愤怒地说：“这还查啥！已经清楚了，先开的是‘浩油11号’发票，听我们查问‘青油9号’，又补填了新发票，明显是弄虚作假！”
2000年7月，省检察院李海春、马晓东等人又到北疆乡，调查高继有（此人已于1999年升任县房地局局长），就在这次询问中，高继有承认乡政府种的油菜地也“绝产弃收”了。富有戏剧性的是，正在询问中，高继有扑通一声当场昏倒，两眼翻白，牙关紧闭，据说是犯了“心脏病”。赶紧送呼玛县医院“紧急抢救”吧，不想高继有的家人、亲属20来人闻讯冲到医院，对两位检察官大肆围攻，叫嚷说高继有“犯病”是检察官“逼“的，最后由县领导出面调解才算解了围。为“抢救”高继有，匆忙之中，李海春的检察官制服都丢在北疆乡了。而事后，高继有居然向省检察院反告李海春“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那就查吧，结论当然是“无中生有”。但为缓解“矛盾”，省检察院只好把办案人换掉。本案拖至2001年夏，省检察院已经换了第3拨办案人，依然没有结果。
奇怪的是，此后的漫长时日里，案子竟然越办越“夹生”。原因是，省检察院虽然出人出力，但最后是“责成”大兴安岭地区分院负责“侦破此案”。案子又回到大兴安岭那地处高寒、山高林密的地方，事实真相就越来越模糊不清。奇文共欣赏，现在，让我们耐住性子，来欣赏一下由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调查”的“案件事实”吧：“1998年2月，呼玛县政府决定扩大种植油菜比例，北疆乡政府为此向农民作了宣传。许多农户表示愿意种植油菜。”“同年3月末，农户唐维君等人在购买油菜种子未成的情况下，找到乡长高继有，请求乡政府帮助购买‘青油9号’油菜种子，高表示同意。”然后，“高向县政府写了申请购买油菜种子的报告。”高又“给地区农业局科教科科长黄桂荣打电话，请黄帮助联系购买‘青油9号’种子。”如此等等，行文中隐含的意思是：地区农委科教科、北疆乡政府非法运营菜种，不管种子是真是假，都是在农民唐维君等人“主动要求”下进行的，他们是在为农民“服务”（事后查明，是“有偿服务”）！
完全是颠倒黑白、欺上瞒下的一派谎言！报告依然回避这批种子系“三无”非法产品，地区农委、乡政府无权经营种子等要害问题。据此，地区检察分院认为高继有造成的损失“没有达到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应作撤案处理”。省检察院据此向省人大做了报告。省里一位姓马的女检察官甚至对唐维君说：“卖给你的只要是油菜种，没长出苞米来，就不是假种子！”
执法者对国家制定的《种子法》无知到这种地步，真是骇人听闻！
案子又一次在大兴安岭地区陷入“既定方针”的怪圈。唐维君又失败了。
2002年4月，哈尔滨的蒋律师接手此案后，找到已调任其它工作的黑龙江省检察院原办案人、检察官李海春。李海春沉痛地说：“农民唐维君确实太冤了，很值得同情。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太严重，我们实在整不动。希望你设法多帮帮唐维君。”听说蒋律师要去呼玛县调查取证，李海春担忧地说：“你一个女同志去那里，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去那里被一帮人围攻，连检察官制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跑出来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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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批神秘的种子究竟来自何方？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原称是自己生产的，后又改称是从青海省门源县购进的。2002年5月27日，唐维君的代理律师蒋自掏路费，亲赴青海省种子管理站调查，直接询问了“青油9号”的育种人田正科先生。田正科证明：
一、“青油9号”是20世纪70年代初培育的，90年代初就被新的优良品种替代，自此他们不再对“青油9号”提供技术服务，也不推广这个品种，从来没有委托其它省繁育过该品种；
二、牙克石市种子公司从来没找过他们；
三、青海省种子站从来没有委托门源县种子站进行“青油9号”的繁育工作。
四、北疆乡的种子包装袋不是我省种子站统一监制的包装物。
尽管惊动了如此众多的单位和部门，这批种子的来源，至今依然是说不清楚的“黑洞”——没人彻查！横跨3省，有些部门是害怕查，有些部门是懒于查，有些部门是不想查，有些部门是知道查不了。
6月20日，蒋律师找到黑龙江省新任省农委主任张松岭，陈述了唐案全部事实经过，并提供了从青海省调查来的相关笔录和证据。张松岭是共青团干部出身，此前曾任哈尔滨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作风干练，办事果断。他大为震怒，说：“假种子坑害农民的事情，我们不管谁管！”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所有单位和部门只对当地首脑人物和机关负责，只有业务指导职能的省农委仍然很难拱动大兴安岭地区农委。张松岭主任只好亲自打电话，请地区农委主任扎达布、副主任王世才等人进省城面谈，希望他们“对受害农民要宽厚一些，尽快给予赔偿，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据说，谈的效果还不错，会上各位都对唐维君的不幸给予深切同情。
2002年7月11日，蒋律师和唐维君赴地区农委，就落实省农委意见进行协商。参加人有地区农委副主任王世才、地区种子站站长孙兴安、北疆乡党委书记张景吉等人。
中国农民有着惊人的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宽厚的胸怀。会上，蒋律师和唐维君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请有关方面帮助唐维君把撂荒数年的3000亩地重新翻耕一遍，以便他恢复生产；二是请乡政府和地区农委做做当地金融部门工作，给唐维君以必要的贷款支持，以利他进行生产自救；三是呼玛县原定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顺延4年，以减轻唐维君的经济负担。
应当说，这些要求是最基本的、合情合理的，表明农民唐维君在惨遭坑害之后，并不想使地方政府过于为难，并依然保持着努力进行生产自救的勇气。
北疆乡张书记表示：此案谁卖种子谁承担责任（暗指地区农委），改革后，乡里没有机耕队，无法为唐翻地，“我们管不了”。
地区农委王副主任表示：现在银行不听咱们的，我们去协调也很难，但同意顺延当初的优惠政策。
北疆乡张书记同意减免1999年至2002年的土地承包费，但反对顺延优惠政策，因为这等于减少了乡里的收入，他坚持认为，全部损失应由供种方负责。
“皮球”踢来踢去，几方争得一塌糊涂。在座所有单位的天职都是为农民服务的，可面对唐维君的巨大损失和生活惨状，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以及对农民应有的同情与关爱。
只有冷漠，还是冷漠！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最后各方一致同意，请省农委从扶贫资金中拨款为唐维君解决困难。坑害农民的各单位不肯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不肯掏一分钱，“球”又踢回省里！
省种子管理局大为光火。调解宣告失败，案件又一次搁浅。
一个不大不小、也并不复杂的案件，历时5年，惊动乡、县、地区和省各级强势部门和权力机关，竟然毫无结果。被逼无奈，2002年11月25日，蒋律师和唐维君怀着最后的希望，根据媒体公布的农业部打假举报电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将此案告到农业部，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始描写的那一幕——他们竟然没能进入农业部的大门！
继笔者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之后，12月11日，唐维君再次给农业部种子处打电话询问办案进展情况，接电话的陈副处长邀请他到部里来谈。最先接手此案的那位L同志出差在外，他或许意识到前两次电话中说话有些急燥和有失分寸，特意给处里留下话，请同事们关注一下黑龙江农民唐维君的案子。陈副处长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唐维君和陪同前往的一位北京女士，仔细听取了案情，并审阅了相关材料，中午还带两位去食堂吃了饭。言谈中，处里同志对唐维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表示他们会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调，多想些办法帮助他度过难关。陈副处长诚挚地劝唐维君想开点儿，别往绝路上走，“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临别时，陈副处长掏出200元，说：“你现在很难，把这点钱拿去做路费吧。有什么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唐维君再三推辞，陈副处长还是把钱硬塞给他。唐维君颤抖着双手接过那两张钞票，脸上热泪长流，他说：“我东奔西走告了整整5年，您的话是最暖人心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砰砰嗑了3个响头，在场的人眼圈都红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无效的震动和惊动
事实上，唐案已经远不是一个地方性、低层次的小案件了。
——从北疆乡政府，到呼玛县委，到大兴安岭地区农委、检察分院，再到省农委、省检察院、省人大、省政府，直至农业部。
——黑龙江省副省长王宗璋在唐维君的投诉材料上做过重要批示。
——2001年5月30日，《黑龙江日报》编发了第4期供省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题目为《如此这般坑农，谁还胆敢种田》。该文详细报道了唐维君的不幸遭遇，并在《编后的话》一针见血指出，“好端端的种田大户变成逃债户、告状户”，各级有关领导机关有的是“拖着不改”，有的是“拖着不催”，“看来，没有强有力的干预，这桩严重的坑农事件难有一个合理的结局。”黑龙江省另一位副省长申立国在这份《内部参考》上又做了重要批示。
——5月24日，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央大报《人民日报》在第10版头条位置，就唐维君一案发出醒目报道：《种田大户成了逃债户》，该报在配发的《编后》中明确指出：“多年来，假劣种子坑农问题屡屡出现难以根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些干部不能依法办事，出现问题后有关部门又相互’踢皮球‘……今天刊登的这起种子事件并不复杂，却迟迟没有结果。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妥善处理这起种子事件，该处罚的处罚，该赔偿的赔偿，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靠着广大农民的独轮车和担架，在鲜血染红的道路上向前推进的。我们党一直深情地关注和关心着农民问题。唐维君一案能够得到中央党报、省报以及省级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就是证明。但是，尽管唐案的震动面和惊动面如此之高，如此之广，而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供种方——大兴安岭地区农委居然端坐不动，漠然置之，长期置受害农民的疾苦和生死于不顾，明目张胆顶着不办，而且至今不办，这究竟是为什么？
奇怪的是，某些被百姓视为“强力部门”的办案机关面对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案子，又软弱得出奇，低能得出奇。这究竟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因为受害的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草民”，为他得罪官场上的大小同道们，值吗？正如呼玛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一语道破的那样：“唐维君那100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
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老百姓算个啥！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值得深思的是什么？
唐维君漫长的5年告状之路，至今仍在风霜雨雪和艰难困苦中延续。所有有良知的心都不能不为唐维君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和沉痛。本案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级政府和它的办事机构必须以“执政为民”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唐维君的告状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单位和部门是如何官官相护，如何顽固地维护部门既得利益，如何胆大包天地颠倒黑白、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对抗上级、拒不纠错！
据查，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将这批种子卖给大兴安岭地区农委科教科，总售价为32040元。农委科教科转卖给北疆乡，总售价为47040元，从中加价15000元。乡里再卖给各农户，总售价为62040元，乡里又加价15000元（在笔者读到的大量来往公文中，都美其名曰：“调入”）。本来就是非法经营，又层层加价，卖的又是假冒伪劣种子，给农民造成灭顶之灾。这些主管农业的部门，作为知法者和执法者，公然干着如此恶劣的违法行径，在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又对农民遭受的灾难如此冷漠。我们有理由质问：你们究竟代表谁？
二、通观唐维君整个告状过程，其中不乏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满怀热情为农民解决问题的优秀干部，许多领导同志也都有正确的判断和态度。但可悲的是，最终解决本案，归根结底都落到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头上，而它和“供种方”科教科同为地区农委的办事部门，他们在同一幢楼办公，吃同一锅饭，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家人”。要求种子站纠正科教科的行为，等于让“肇事者自己处理自己”。这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再三再四地避重就轻、回避要害、久拖不办的根本原因。“镰刀头削不了自己的把儿”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忧虑！
三、唐维君现在走到哪里，都拖着一个带滑轮的大行包，里面全是他的申诉材料和黑龙江省各级机关有关本案的往来公文，足有半米高！这么多来自基层、中层和高层机关的公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竟然解决不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申诉，谈何效率？谈何服务？谈何代表？笔者全面翻阅之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向上级或向领导汇报的公文，都在基本重复和顺延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说法”，又是当年“气候异常”了，又是“种植者不懂技术”了，又是农民本人“过早弃收了”，等等。大多数公文都有意或无意回避了本案的要害问题：即这批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地区农委科教科和北疆乡是违法经营。
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盛行，使本案“供种方”掩盖事实、推诿责任、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的恶劣行径，成为影响高层决策者难以痛下决心的主要原因。可见，高层领导干部要真正地了解实情和民情，以做出正确的决断是多么艰难！
四、笔者不是农业专家，但翻开国家制定的《种子法》，其中关于假种子的表述相当明确：“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冒充他种品种种子；二、种子种类、品种、产地与标签注的内容明显不符的”，即为假种子。
地区农委科教科购入的这批“种子”既无三证，又无标签；
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先说这批种子是自己繁育的，后说是从青海省购入的，发票先注名为“浩油11号”，又改注为“青油9号”；
青海省种子管理站证明“青油9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被新品种取代，而且他们从未接待过牙克石市种子公司；
不仅种植这批种子的唐维君全部绝产，其他许多农户也都绝产（有个别农户很可能畏于权势，提供了虚假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