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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记得儿子10岁我刚刚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钓鱼。谁没有爱子之心啊，好，给他买渔具，再办理一个全年的钓鱼执照。每天傍晚，带他去湖边钓鱼。
可能是因为平日钓鱼的人太少，美国的鱼都特别傻，还没有生出对人类的戒备心。刚刚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就开始咬钩，摇着线轮一收线，水中的鱼飞也似地追逐着鱼饵，如果把线收得快一些，鱼有时甚至会像飞镖一样蹿出水面。此时，儿子一边收线一边兴奋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阳映照的湖边一站就是两小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么贪玩的孩子可怎么办？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国要走的路有多漫长，多坎坷？
后来我回国工作了，儿子在美国上了中学，我知道他学习用功，于是想方设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动。一天，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市场上正在出售一种新的名为“直升机”机动鱼饵，号称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让他去买一个。
儿子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那鱼可要倒霉了。”接着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
儿子养了一只小花猫，非常喜欢它。他这只猫的本事可谓了得！有一天竟然将一只小鸟给逮着了，这家伙并不急于把“俘虏”立即处死，而是不断地戏弄它，当儿子发现时，小鸟已是遍体鳞伤了。儿子赶紧将小鸟从猫口中救下，精心地为小鸟做了个窝，然后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小鸟种类、习性和喂养的知识，打电话向当地的兽医询问给小鸟治伤的方法，自己跑到药店去给小鸟买药。此时儿子已上大学，学习如此紧张，可是，他坚持护理着这只小鸟，几天后，小鸟的伤渐渐好了，儿子捧着它走进树林，看着它飞向远方。
我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接受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相信是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1）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教育能教会我们的孩子面对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面对一颗被拦腰砍断的树木，感到震动而不是无动于衷吗？如果在我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运行程序，我们就难以企望他们对人类的不幸有足够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于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奉献的心底的冲动和神圣的责任心。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当老师，教授“采访写作”。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感觉到对孩子们幼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郑京湘女士聊天，谈到现在的年轻记者的素质，郑京湘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还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记者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记者，本事大小暂先不说，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甚至你告诉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就说明一种职业品质的缺陷。如果一个年轻记者热衷的是一个事件一夜成名，这怎么能当好记者？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我心中暗感惊异，这位职业新闻人，面对中国青年道德修养状况的忧虑所寻求的出路，与美国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之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很长时间以来，对“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会把它斥为“小资情调”，认为同情心这种东西与从根本上解放劳苦大众的宏图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看过一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颇有些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作者弗兰尼斯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了马克思早期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类文章，才知道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样推动他百折不挠地去探求世间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然而他也没有承袭父业，同样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追寻其原因，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看一下他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悲惨生活景况的著作，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判断。如果说外国的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前辈，周恩来，邓小平，不也都是在旁人看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为穷苦人争天下的人吗？认真看几篇记述他们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怎样作用了他们的人生。
怎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让美国人大为头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美国教育十大问题”展开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发现26％的美国人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滑坡是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九个问题，显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美国，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问题也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在美国，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盗窃等现象普遍存在。据1999年美国“约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全美有1/3的高中生曾携带枪支上学，打群架的中学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园内学生开枪射杀师生的暴力惨案有增无减，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两名高中生开枪射击27名师生的悲惨事件给整个美国笼罩了阴云。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赖利十分肯定地断言：“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取决于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校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样板。美国教育部还专设“蓝带奖”，每年对为青少年品质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约二百六十多个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要求所在地中小学试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不少州政府还设立专项经费，培训政府官员、校长和家长，协助推进青少年“品质教育”实验活动。目前，约有二十多个州的立法机构颁布了有关法规，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青少年“品质教育”课程。
为了推进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十多年来，美国各地建立起一些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重视品质同盟会”和“品质教育联合会”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前者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加州，约有三百七十多个会员，其中包括全国教育机构、青少年组织、卫生、警察组织等，主要功能是评选“美国青少年品质奖”，举办各类研讨会，建立资料库，出版书刊和教材。后者也创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民间服务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有大公司基金会、地方教育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Shapiro、摩托罗拉公司总裁Galvin等社会名流是其顾问委员会成员。它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地方学区和社区开展“品质教育”活动，每年与美国著名教育机构联手举办青少年“品质教育”论坛，评选、表彰“品质教育”活动中的先进学校。
美国佬怎样规范青少年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修养应该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
被视为美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权威研究机构的美国“重视品质同盟会”，提出了构成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六大支柱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得到美国国会和几十个州政府的广泛认可。这六大支柱是：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美国人把这六大支柱视为能够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个青少年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美国人为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道德规范不仅让孩子们知道社会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且让孩子们知道怎样去做。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关系中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处理好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养。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团结，《小学生守则》就专门提出一条：“团结同学”。然而，什么是团结，怎么才能团结？我不知道每个小学的老师会怎样去教导孩子。比如当孩子不赞成一个同学的看法或者做法时，是应该按照“诚实勇敢”的要求，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还是应该委曲求全，以维护“团结”呢？这实际上恐怕不只是小学生的道德品行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一个人面对复杂社会需要弄清的行为原则。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每时每刻恐怕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求同存异？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退让？我们有时对孩子提出的这种空泛的要求，往往会让他们摸不到边际，不知所措。
美国佬是怎么做的呢？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没有空泛地要求孩子们去维护什么“团结”，而是要求孩子们学会相处的艺术，学会“宽容”、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用和平方式处理愤怒与争执”，学会“合作”。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2）
在美国，孩子们从进入小学开始，老师就会不断布置一些让同学们合作完成的作业，学生间会组成各种课题小组、合作小组，要么是去制作一个沙盘模型，要么是去完成一个实际观察。在这种作业过程中，孩子会听到同伴的不同意见，会看到同学的不同做法，他们会争执，会冲突，会不愉快，可能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和解，或者可能达不成和解，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业的分数），而达成妥协，最后向老师提交他们的合作成果。
我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让他们制作一个复杂的小型风洞模型，儿子和其他三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合作小组，四个孩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交出作业时，儿子满怀兴奋地期待老师的赞扬。
然而，他的物理老师并没有赞扬他们的“杰作”，而是这样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聪明和才能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们给我的最大的震惊不是你们做出的这个模型，而是你们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表现的高质量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你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做不出来。请你们记住，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对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与人合作。只有合作，一个人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个事业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获得成功。不会合作的人将一事无成！”
我们对孩子进行过这样“联系实际”的道德教育吗？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标准，而没有达及这个标准的目标说明，更缺少达及这个标准的方法指引。我们的孩子们在那种只有标语口号式宣传和倡导的“道德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社会风浪的冲击下，其品德修养也往往显得虚弱无力，最可怕的是，孩子们为达及那个虚渺的“高尚”标准，赢得世俗的某种赞扬和某种荣誉，有时甚至会动用手脚，变得虚伪。
还是以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说到的“团结”为例，我们的教育笼而统之地从小学时代就倡导着孩子们要“团结”。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面上，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窝儿里斗，暗扎针儿，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玩得极其娴熟甚至已经到达普及程度的实用技术吗？
一个几乎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牛蹄子，三个人就是一堆沙，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仰天长叹：是社会教坏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从那时再往后几年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社会的责任推给旧中国。但是，新中国建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吗？现实的教育还能够一干二净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该更多一些务实的内容，根据孩子们成长生理和心理特点，从塑造孩子们基本的人格品质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让孩子们走向善良、正直、宽容、负责。
美国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么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养教育，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陶冶和训练。于是，他们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同时，也会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个好人。这与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儿子进入高中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是去看书，而是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图书，输入资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扫卫生，做各种杂事。这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他懒着哪！他去公共图书馆工作，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性作业”。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他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我们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们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要在200小时以上。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咬着牙参加一两次我们中国的那种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就能算数的。要想达到规定的要求，孩子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作“奉献”（不管你有私无私）。
美国的高中生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你可以去养老院当清洁工，也可以作残疾人学习的辅导教师，可以给小学校义务修剪花草，也可以给教堂粉刷墙壁。只要你“献爱心作奉献”就行，社区的各个机构都会帮你实现你的“善良愿望”。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够当雷锋的地方干活去吧！干了好事，有专门机构为你记录时间，这些记录和评价将和你的学习成绩一起交给你的中学，作为你是否能够成为合格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也将成为你进入大学时的录取标准之一，这就是你的操行评语，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鉴定”。
咱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给学生写个评语，一般来说全班的学生的评语基本大同小异：“思想上进，乐于助人，谦虚谨慎，学习努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