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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这次没煳了，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走近打工妹代失语者语
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为此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乡来人，说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死。这个女孩子18岁去南方打工，22岁在外遭到了谋杀。当我听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坝上朝南来的路上望，见到她叔怀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头栽到了坝下，扶起来再也不能说话成哑巴了”的时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了。我虽然离开农村来城里工作已有些年头，但我与故乡人的联系一直未断，他们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可以决定我思维的走向与心情的好坏。如此密切的相关相与，不仅仅是因为乡下还有我的一个同胞三姐及其他许多亲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营养的根始终深扎在乡下。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去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过中秋时，四个姐姐都回来了，加上妹妹和我，母亲的六个孩子都到齐了。尽管在邻里的眼里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也极令人开心的欢聚。大姐、三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结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离家30里地的中学里读书，她们不约而同的归来，使得母亲亲手垒就的三间草屋和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姐和二姐之间有着怎么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我和四姐的脾气最合，你问我答也是话语不断；小妹还小，趁乱早跑到外边玩打阵去了。单单落下了三姐，因为她是个哑巴。母亲说，三姐是在四岁多时突然的一场高烧夺去了说话能力，促狭的上苍竟让不能再说话的三组变得无比的聪慧和灵巧，无论是描花绣朵，还是烹饪稼穑，她都做得远比别人好，正因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远在别人之上。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如果她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那样她会活得稍微轻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她不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她渴望说话远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为自己与别人之间难以解释的误会和无法向别人申诉的委屈寻死不成而撞墙大哭。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三姐始终都留着长发。她用手语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的，四岁前能唱会跳的她总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了，她就去当一个长发飘飘口齿伶俐的演员……
当三姐知道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了的时候，便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懂她手语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们围着母亲坐在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里赏月，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三姐慢慢地转过头去，将颏儿仰向月亮，我知道，她这是在将盈眶的泪水往心里倒沥。母亲走过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亲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童年的开怀戛然而止——那一轮浸透了失语之痛的月亮，从此便如铅砣般坠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抬头望天时，每当我开心说话时。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乡看望三姐时，顺道去看望了那个在外遭到谋杀的打工妹的母亲。去时，这位柔肠寸断的母亲，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紧紧地抓着，煞白的双唇翕张颤抖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丝儿声音来。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哭诉一场或向苍天大喊几声，可医生说，她已不可能再说话了。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如我三姐一样的哑巴！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年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语！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从地垅田埂到车站码头，从闹市大街到农家小院，从头年的秋季开始到次年的冬季还未结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访问了。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交流，倾听和记录你只能用自己的心。当他们把你当作亲人当作知己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们的知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钟。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得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相机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的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桩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 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这都是无声世界的一种通病。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哑巴三姐，按算哑巴三姐当称为四姐才对）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后来母亲替父亲在我们面前开脱说，父亲之所以要卖掉她是因为父亲当年得了一场怪病急等现钱治病。可姐妹们都知道，母亲是怕伤了女儿们的心而瞒下事实真相的，因为舅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父亲要卖掉母亲完全是因为母亲接二连三生女孩的缘故。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用，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执地牵引着我的带泪的托付，缘起这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