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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三、西魏的府兵制
北朝军队，一样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汉人则务耕种。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卿杀之无所不利。”延兴三年将南讨，诏：“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螅毒荼哒蛭洌坑锵时埃涛剑骸昂好袷侨昱蛭旮疚曛淙晁诓钊晡卤ィ挝曛俊逼溆锘嗽蛟唬骸跋时笆侨曜骺停萌暌货凇⒁黄ゾ睿昊髟簦钊臧材挝仓俊�
及孝文南迁，军士自代来者皆为羽林、虎贲。【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当时羽林宿卫中，已有非鲜卑人甚多。至北齐则兵队主体渐渐转移到汉人身上。
齐文宣受禅，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是齐兵亦不复专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则俨然已是两汉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齐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诧曰：“当剉（cuò）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军，高欢为之华言。欢尝以敖曹所将皆汉兵，欲割鲜卑兵千余相杂。敖曹曰：“所将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不烦更配。”要之，济、周时华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见其转变前之情态。
魏武西迁，六坊之众从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国，本依关陇汉人为基本，其军队主体早属汉人。
其先贺拔岳辅尔朱天光入关，众不满二千。其后战胜降服，大率以西人为主。宇文泰接统岳军，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关陇人矣。魏武西奔，特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皆汉族也。时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诸将改赐胡姓。洪迈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赐番姓，著者如李弼、赵肃、赵贵、刘亮、杨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杨绍、侯植、窦炽、李穆、陆通、杨纂、寇隽、段永、韩褒、裴文举、陈忻、樊深。”可知宇文虽胡族，而其势力实依汉人，不如高欢以汉族而实依仗胡人。故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户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按：苏绰卒在大统十二年，六柱国李弼、独孤信拜于十四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绰传谓绰“置屯田以资军国”，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统于六柱国，则为绰卒后事，可见此制亦非一时完成。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此后隋、唐府兵，则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
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史称：“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是也。】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户三等不得与，亦三国壮者补兵之意也。又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书在三年。】改军士为侍宫，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汉人之证。又元魏本属部族军队制，史称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时多绝灭。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赐姓皆复旧。是先以汉军功赐为胡贵族，后则并去胡复汉。此处正可看出当时胡、汉势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鲜卑旧制贵族国姓变而为六官，此尤政治组织之一大进步也。
从此北齐、北周东西两方的汉人，均代替到鲜卑族的武装与兵权。
北齐是全农皆兵，北周是选农训兵，此为者间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北朝政洽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对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沩。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按：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则是令乃苏绰笔也。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诏：“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辞旨深醇，不愧两汉。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代表魏晋、南北朝长时期之中国衰落情态者，有一至要之点，为社会宗教思想之弥漫，同时又为异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於中国是也。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一神教”。【或说是等级的多神。】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对之尊敬，至於礼拜上帝之仪节，则由天子执行。
公羊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上帝之爱下民，乃属政治的、团体的，而非私家的、个人的。上帝公正无私，乃爱下民之全体，故亦不需私家个人之祭报。楚语言：“少皡之衰，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於祀，而不知其福。”是也。【后代中国祭孔，亦以大众的、公的敬礼事之：如关公等神祠，则与观音等同为各个人的私祈求所归向。论中国宗教思想，必分辨此两种之不同。】
相应於此种宗教信仰，而有地上大王国之建立。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体，而皇帝乃为上帝与人民两者间之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斯为圣君。遇其不能尽此职者，则有革命。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是也。
“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此项观念，渐渐在春秋时代开展，乃产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又曰：“敬鬼神而远之。”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皆孔子浙浙撇去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之思想也。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曰：“推此心足以王天下。”竟以人心代天意，即直承孔子思想而来。
墨家偏於古宗教之维护。
如其天志、明鬼诸论皆是，其尚同论仍本天志以建立地上之大王国，与古代宗教观念极似。【此为墨家与基督教相异之点。基督教之王国乃在天上，人人可向上帝直接奉事。墨家尚同思想，则依然为一政治的、团体的，与个人的、私家的有别。基督教人人直接信奉上帝，则不容于上帝外别有鬼神。墨家依然为一种相应于地上王国政治的宗教，故天之下仍可有鬼。如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之例。】
而道家则对於鬼神上帝，为激烈的破坏。
庄老皆主无治，故曰“小国寡民”。又主“不教”。盖大一统之地上王国，统治於一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亦可说哲学政治。】以道德理论【原本于天。】教化人民，【此为儒、墨所同。】此等见解，彻底为道家所反对。故道家对于旧传宗教观念，【即与此等政治理论相应者。】亦皆根本推翻。道家可说是一种消极的、无为的反神论。
比较最后起的一派为阴阳家。【阴阳家原于邹衍，齐人，与燕惠王、赵平原君同时。其成学著书，当在老子后。】
阴阳家依然根据实际的政治兴味，【即为建立地上王国所需要的团体的兴味。】来修改古代的宗教观念，而造成他们著名的“天人相应”的学说。
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