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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请问桂花厅在哪里？”我问一个卖豆腐干的。
“这里就是桂花厅！”他说。
我一呆！难道我瞎了眼？我抬起头来望望，明明是露天的坟山，怎说是什么厅！
“没有真的厅的，叫叫的！”那卖豆腐干的人懂了我这外路人的疑惑，给我解释了。
“叫叫的”云者，犹言“姑名之”云耳。
原来这里就是桂花厅，我不怪别的，我只怪那画刊为什么印得那样地模糊，若能印得清楚些，让我看明白其所谓桂花厅者，原本没有什么厅，则我对于它也不预存这样的奢望了。现在是，不必说，完全失望了。
但我不甘心回去，找了一个茶座，在一个条凳上坐了。不幸得很，天气还这样热，稀疏的桂叶遮不了阳光，于是我被晒在太阳里吃茶赏桂了。桂花并不比十五年前多些，茶也坏得很，生意忙了，水好像还未沸过。有卖菱的来兜卖菱，给两角法币只买得二十余只，旁边还有一位雅人在买桂花——不许你采，你要就得花钱买——一毛钱只得盆景黄杨那么的一小枝。我想，桂花当然是贵的，桂者，贵也，故中状元曰折桂。又俗曰“米珠薪桂”，足以与珠抗衡，宜乎其贵到如此地步了。
我四周闻闻，桂花香不及汗臭之甚，虽有小姐们之粉香，亦无补于万一。四周看看，也并无足以怡悦神智之处。反而是那些无辜的坟茔，都已被践踏得土崩瓦解。我想从此以后，杭州人弥留时，如果还顾惜到自己身后事，应该遗命子孙不得葬于满觉陇才好。
否则让坟亲（管坟人）也种上了十来株桂花树，就不免要佳城不靖了。
我招呼那临时茶店的老板兼堂倌，预备付他茶钱。他说：“先生，每壶大洋两角。”
我嘴里无话，心中有话，付了他两角法币就走。但那老板兼堂倌很懂得心理学，似乎看出了我满肚皮的不愿意，接着茶钱说道：“先生，一年一回，难得的。”
外乡人到过杭州，常说杭州人善“刨黄瓜儿”，但他们却不知道杭州乡下人还会得刨城里人的黄瓜儿如满觉陇桂花厅诸主人者也。可是被刨了黄瓜儿的外乡人，逢人便说，若惟恐人不知自己之被刨；而这些被杭州乡下人刨了黄瓜儿的杭州城里人却怡然自得，不以被刨之为被创也。所以我也懂了诀窍，搭汽车回到旗下，在湖滨碰到一个北方朋友，他问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儿啦？”
“上满觉陇去看了桂花啦！”我傲然地说。
“怎么样？”
“很好，很热闹，桂花真不错！”我说。
“明儿我也得去一趟。”他说。
我心下想：“这才算是我赏了桂哪！”
跑警报
我已经足足两年没有真正地感觉到战事了，因为我已在昆明住了两年。惟一的使昆明人真感觉到战事正在进行的机会，乃是前年九月二十八日被空袭的惨状，然而那时候我恰巧不在昆明。近来，昆明人又紧张起来了。很抱歉，我似乎应当说是更紧张起来才好，哪一个昆明人不是从抗战开头就紧张着呢。好吧，让我说更紧张罢，因为最近又得天天跑警报了。
当然，我也跑警报，免得作无谓之牺牲。虽然我不很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渺小又微贱的躯体要怎样牺牲才够得上“有谓”，既然人们都认为在空袭时被炸死是“无谓”的，谁又甘愿断送了生命更被奚落呢？况且我住的地方，隔着一堵并不坚厚的城墙，就是九二八那天死伤狼藉的苗圃，人们说那是一个有鬼魂等候着机会讨替代的地方，警报发作时，我还不逃跑吗？
但是，跑警报，在我已经是两三年以前的事情了。即是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住在家乡，每天敌机飞往杭州方面去以及从那方面完毕了他们之所谓“任务”回来，总得从我们那小城上飞过。于是城里所有的钟都响起来了。女子中学里的钟，和尚庙里的钟，鼓楼上的钟，天主教堂里的钟，基督教堂里的钟，在钟的合奏中，人们开始乱逃乱跑。
但谁也不知道该跑到哪儿去。警报解除后，谁也不知自己刚才到底逃跑在什么地方。第二次警报发出来了，人们再逃再跑，但没有一个人逃跑到他自己上一次所曾躲避过的地方去。人人都仿佛只有他自己这一次躲避的地方是最安全的。让我再说一遍，只有对于他自己，而且仅仅是这一次。
现在，差不多每天下午，我又得温习或操练两三年前的功课了。这会比从前从容得多了。那就是说，无论如何没有从前那副狼狈相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先获得一个预报。
每一个警察的派出所门口，挂出了白色的尖角旗，于是街上的人开始跨急步走了。他们多数是赶回家里去的，如果是一个没有家的流浪人，就慢慢地先踱出城，准备上西山或黑龙潭赏花去了。也有看见了预行警报立刻就认真逃跑起来的，这是除了妇人或老翁之外，恐怕尽是一些近乎神经病患者的懦夫罢。事实上，妇人或老翁倒是绝对不会逃跑的，即使他们终于听见了紧急警报。
固然也有发了预报而不听见警报的，但大多数是预报之后至多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听到早已期待着的警报汽笛。那些尖锐的狂吼，正如一群吃惊了的狼在奔窜着呼嗥。于是人们从各个就近的大城门，小城门，旧城门，或新城门中蜂拥而出，当然，我也一定是其中的一个。
在你的想象中，倘若以为人们一定是很惊慌了，那是错的。人们并不惊慌，我没有看见一个惊慌的脸。经过了种种艰苦而流亡到昆明来的人，他们都经验过非常可怕的，或许是根本没有警报的空袭，一向生长在昆明的人，或没有真正遭逢到轰炸的人，这警报声就替他们担保敌机此刻还没有飞到头顶上。可是我并不说这警报声中竟没有一个慌张的人。有的，是那些门口有小汽车等待着的人。从预行警报起，他们就开始吩咐仆人把一个个的小包裹装在汽车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装完。没奈何，只得放弃了最后几个包裹或箱箧，携妻带子望车厢里一钻，叫车夫赶紧开。这才是慌张的跑警报，你也许要说这是我夸大的描写，他们难道真这样地不怕麻烦吗？他们不会赶早把他们的包裹及箱箧移到乡下的别墅里去吗？他们不会疏散到别墅里去住着吗？你不是一个有汽车的人，你就不会懂得一个有汽车的人的生活。反正有汽车在，何必急忙地先躲到乡下去呢？在都会里，可以赚钱，也可以花钱，而且当这国难的年头，赚钱的机会比花钱的多，不能离开都会的大人先生是该被谅解的。他们要是在都会里住一夜，就得有许多包裹和箱箧。
他们的生活复杂，不比我们，一条毡子就完事。
话别扯开去，现在且留心一下，我该往哪儿跑。该往哪儿跑？虽则如此说，实在是傻话。现在不比从前，每个人都没有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头脑里。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歇脚，便永远在什么地方了。你说荒山上记不得路吗？可是谁也不会走错，连一株矮树一个坟头都不会找错。你自然而然地找到那留待你光临的地方，你会在那儿找到昨天你自己留下的一堆纸烟头或是一堆被拗折的草茎。
虽则有尽够深邃的防空壕，但紧急警报不响是没有人愿意先躲进去的。于是荒山上开了园游会。带着纸牌的会在坟前供桌上造桥，带着口琴的会靠着墓碑吹一阕救亡歌曲，女学生会一边结绒线衣，一边唱歌，小孩子会做开金锁银锁的游戏，有伴的人可以谈海天，讲说前年他在武汉怎么样几乎被炸死，或是在山西怎么样打游击，没有伴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读。
你怕警报老不解除，肚子会饿吗？不用耽忧，也不必像广西人那么样抬了饭锅风炉上山，这里有的是卖点心的。西点，核桃糖，山林果，白酒，米线或饵块，随你挑眩小贩子既然也得跑警报，为什么不可带便做买卖？
倘若闲着没有事做，我请你不妨注意一下每一个跑警报者所携带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是一个布袋，一个包裹，或是一个小提箱。我想我们可以给它们题一个名字，叫做个警报行李。这是最尊贵的，最精选的行李。人既然不能赤手空拳在世界上活，每个人总得有一点不忍舍弃的家私。这种不忍舍弃的家私也许很多，但是在遭遇了像空袭那样危难的时候，允许你两只手携带着走的却有限得很。于是你得从这般不忍舍弃的家私中间挑选出一部分尤其不忍舍弃的东西来。这挑选出来在每次警报时带着走的一个布袋，一个包裹，或一个小提箱，是与你的生命共存亡的。所以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尊贵最精选的行李。我常常坐在一个荒坟边呆想，倘若每一个人愿意把他或她的跑警报行李解开来给我看一看，我一定可以看到许多好东西，一束信札，一本日记，一册照片，几种契约，几本书，几种很平凡很廉价的纪念物，甚至是一些庸俗的首饰及钱币。我从每一个人所携带的东西中间，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生命。倘若我的呆想能够实现，不是一个奇迹吗？
然而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肯的，正如我自己一样。谁愿意在未死之前先将生命的秘密显示给旁人呢？
跑警报的时候是唯恐敌机来得快，既跑到了目的地之后，却又唯恐它们老是不来。
而事实却真是侥幸地老是不来。始终是谁也没有躲进防空壕去，便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了。那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病人的叹息。于是荒山上的人们也随着舒松地长叹着，提起他或她的宝贵的行李回城了——没有逃跑的人都站出在大门口，用嘲讽似的眼色看着这些徒劳往返的男女，仿佛在说：“早知不来，何必跑！”于是过路的人回看他们一眼，仿佛说：“万一竟来了呢？”但立即扭过头来对同伴说：“明天可不跑了。”同伴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知道他明天还得跑。
山城
如果你相信昆明是一个山城，如一般流亡来的人所乐于称说的，那么拿我现在所小住着的地方比较起来，它就有点不配这个名称了。昆明的确是一个建筑在山国中的城市，如山城这个名词字面上所表示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要想象一个山城，那么像目下的昆明那样地不缺少一切近代物质设备的城市是不会浮现出在我们眼前的。我愿意把山城这个名词用之于宜良，用之于路南，甚至用之于大理，但决不是昆明。
我现在所住着的是一个离昆明一百余公里的小城。说它是一个小城，这是一个外省人的口吻。它实在并不比我所曾到过的宜良路南这些县城更校它在公路旁边，两小时的汽车可以到达昆明。（然而从来没有一辆营业汽车在两小时间到达过。）它有邮政局和电报局，它能够供给你法国制的脂粉，甚至德国制的花柳病注射剂。然而不管一切，它还是我所旅行过的许多县城中最配称之为山城的地方。这是因为它还保留了一个山城所该有的特殊气息。
我在这里已经算是住下来了。我认识了它的自然环境，我熟悉了它的故事。早晨，我定首先看见妇女们在门口操作，或是扛了农具出城去。当那些幸福的男子起床来，端一个矮凳坐在门口，吃茶，晒太阳或捉虱子的时候，一定是快要到正午了，下午，城里的街上是寂静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城外汽车站旁边的几家茶馆或小食铺里，等候来往的汽车看热闹。无所事事的日子虽然好像很悠长，但终于会到了黄昏，于是你可以听见牧人在吹起哨子，赶着牛羊进城了。驻屯营里吹起生疏的喇叭，召集士兵归队了。打柴的老妇人伛偻的背上负着一大捆柏枝或松毛从小巷里穿出来了，赶宿站的驮马队从远处就让那第一匹马项下的大铜铃铛铛地响着，报告那唯一的马店里的老板，让他吩咐伙计给预备草料及其他一切的方便了。一排荒凉的雉堞渐渐没入黑暗的夜色中，于是这小城中惟有西街上是透露着光亮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店铺都在西街上，别的铺子虽然都早已关了门，而茶馆及宵夜铺却正当热闹的时刻，何况茶馆及宵夜铺又占了所有的商铺的半数以上。
但是，它们虽则卖夜市，才过十点钟，所有的光亮便已全部熄灭掉。现在是狗的城市了。它们奔逐着，叫嗥着，在绝对的黑暗中，使一个不习惯早睡的旅客，在枕上会仿佛感到土匪来攻城的朕兆。
赶街子是使人们的生活形成一种特殊样式的主因。这里的人从来不作每天的计划。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古谚是于他们没有用处的。对于他们，每一个月并没有三十天，而是只有六天，因为他们每五天赶一次街子。一切的事情都得在街子天做。买鱼肉鸡蛋，蔬菜米粮，均须到街子天，错过了这个街子天，就得等下一个街子，于是五天就很容易地过去了。约会什么人，也得等街子天，这个街子天他如果不来，则必须等到下一个街子天才会来，因为在这两个街子天中间的四天里，他还得轮流去赶四个地点不同的街子。
医生也是赶街子的。人们倘若生了什么病，五天之内没有变化是幸福的。医生给你诊了脉，给你留下五天服食的药，你就得等到下一个街子天再请教他。否则，倘若你的病不幸而在一二天之内有了变化，那么，这回是轮到你病家赶街子了，你可以被抬舁着到别个城市或乡村里去寻找你的医生。
警察也是赶街子的。据说从前这里曾经有过十五名警察，和一个警察局长。因为生活程度高了，而警察局的经费没有增加，所以不得不把警察的人数从十五名裁减到九名，又从九名裁减到三名，生活程度高了五倍，所以现在是三名警察吃十五名的口粮。在平时，一名警察充当局长的仆人，两名警察轮番在城里十字街中的鼓楼下站岗，城既然小，四面一看就可以看到城门口，有一个警察也就尽够照管了。但在街子天，汉人和夷人在城里乱挤，即使连那充当局长仆人的警察也出动，还是不够维持秩序，所以不得不让那几名被裁的警察来临时服务一下。这就是赶街子的警察。谁知道他们在非街子天做些什么事呢。
人们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很少人家有一个钟或表。
既然今天或明天都没有什么关系，上午与下午更有什么分别呢。你说，这不是赶惯了街子所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吗？
我不喜欢，并且也不习惯于这种山城里的生活，但我既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也似乎稍微发现了它一点好处。我常常会想起“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这一副对联，仿佛很可以用来贴在这里的城门上。然而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于一个烦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倘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你或许要问，为什么我终于没有自杀，而还在这里住下去呢？是的，请你凑过耳朵来，我将指点给你看一个地方，并且告诉你，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会使我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
他要一颗纽扣
“可惜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薛小姐从第二十五军医院服务了八个月，回到昆明来休息，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
当她在昆明耽了一个多月之后，预备动身到重庆去的前夕，她在我们家里晚饭后喝茶之际，她开始给我们讲了最后一个故事。
“但是不要紧，我记得他是五百七十四号。我们从来不记得每一个伤兵的名字，我们所要记住的是他的病床号数。然而当他离院之后，不论是因为伤愈离院或身故离院，我们随即连他的病床号数也忘记了。不是，我不是说忘记了那病床号数，这是我被派定了要看护的床位，我无论如何忘记不掉，不过你知道，这时候这个号数又该属于另外一个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