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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定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
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呒可以，呒可以，买办要呒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
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鼓浪屿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清清地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是熙来攘往地，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了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芦篾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俨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做“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了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唪经击磬声，和喧豗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作何感想，惟有默然而已。
午餐
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惟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价，有的时候比鸡蛋还贵。”这是侍役的解释。
“好吧，你来个咖喱鸡饭吧。”
“是，五毫，先生。”
我挥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不久，侍役端上我的咖喱鸡饭来。饭，不错。咖喱，也没有错。鸡？却是没有，代替的是猪肉。
“喂，怎么，这不是鸡！”
“对不起了，先生，鸡卖完了，近来鸡很不多，我们这里每天只卖一个鸡。算四毫吧，先生。”
河内之夜
HanoiSoir！HanoiSoir！
卖报童子奔跑着叫喊的时候，这神秘的远东都市的确夜了。剑湖是河内的首府，正如河内是东京的首府一样。大杂货店（LeGrandMagazin）的电灯熄了，玻璃门开了，于是更多更灿烂的灯光人影在剑湖的浓厚得像甘油一样的水里照耀起来，于是水上的舞厅里响起铜笛的飘荡的声音来，于是湖滨的榕树林里不时地有一个两个穿着白色的或粉红色的安南女子像幽灵一样地闪过，于是吃茶店和咖啡店伸展到人行道上了。
河内夜了，一切的从来不曾有过的神秘在这时候显现了它们的魔术。
于是你可以走进那最小的但是最精致的“茶之沙龙”（Salon de The），占据一个铝质的流线型的椅子，你要一杯茶或一杯柠檬水，要一碟糖或一碟蜜饯樱桃，抽烟不抽？
随便。
你会等到两个黄种的青年绅士进来，他们说很漂亮的巴黎话向那很漂亮的法国女店员要一些吃的，也许，他们还高兴挑逗她几句。你以为这一定是安南青年了。并不，当他们自己谈话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地，然而是很意外地听到他们用中国话了。
“不行，我要赶九点十五分的奥多累（Auto—rail）到海防去。今晚办不到。”
“明天去也可以，海防。”
“不行，船已经到了，今天已经卸了货。非赶明天清早装上汽车不可。”
“那也何必自己去，那边有人。”
“提单在我身边。”
“多少？”
“不知道。”
“提单上多少？”
“呣？”
“说说有什么关系？”
“哼！”
“嗯？”
“……”
“得啦！明晚回不回？”
“不回。”
“自己押运？”
“这是命令。”
于是他们匆匆地付了帐出门。一个叫着Pousse—Pousse！Le gare，一个慢步进湖滨的榕树林里去了。
于是，倘若你不怕树上面的白鹤遗屎在你肩膀上，你可以跟那青年绅士到树林里走走，那儿有游椅可坐。也有几个卖花的摊子，倘若没有什么人可以送的话，你也不妨买几朵小花，抛在水面上看它载沉载浮，也不能说毫无意思。而况只要你愿意，簪花佩花的人是随时可以邂逅到的。
开着高衩的水红衫子是诱人的，而况高衩中间还露着纤腰。窈窕的东京小女儿早已为全世界好色的新闻记者品题得不必更籍宣扬了。你当然也很容易成为她们的俘虏。然而，你要征服她们却并不同样的容易。
于是你势必在树林里找一个东京女儿捉迷藏。始终是双方喑哑也好，说一些彼此不懂得的话也好。恋爱的捉迷藏，原来并不需要语言。
你如果问：parlez vousf rancais？
她会抿着嘴：non。
这也并不可笑，也许她单会说non或oui，但是没有关系，她虽不会说，可完全听得懂。河内有不少说法国话的人，但是很少法国人。
然而和一个东京小女儿说法国话，也未免是多余的。
你们开始遗弃剑湖的时候，也许会在两株幽闭的大树下，看见刚才在“茶之沙龙”里的一个青年绅士向另一个神秘的褴褛汉足恭足敬地鞠着躬，使你愕然地，轻轻地听见一句：沙扬那拉。
穿过刺桐树荫的Boulevard，你的东京姑娘会带你走进一条黑暗的，但似乎是很清洁的小巷子。推开一扇大木板门，再把你带进一间世外桃源似的纯粹法国风的卧室。你从后间窥探出去，可以看见后面还有一排矮屋，微弱的灯光下，有安南老妇人在做活计或是挥扇。
从语言，手势，或微笑中，她告诉你这是她的家了。
茜色的河内之夜，享受不享受？
无论享受不享受，无论黑夜或白昼，当你匆匆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在那门上发见一块横额的。于是你急于走出那小巷，赶回你的旅馆或办事处了。
明天，后天，你会回想你的浪漫史。你会忆念那个缟衣的或茜红衫的大眼睛的越南少女。于是你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你的朋友或同事。
你的朋友或同事会得纵声大笑，喷一口芳香的Cotab把他的故事告诉你。
“当她从一堆箱子中间伸起头来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她，那是在香港到海防的轮船中。过了海防的税关，我认识她，但是她不认识我了。然而我毕竟在这儿重又碰见她，并且，使她重又认识我了。
“细微曲折的节目是无需多说的，总之，我们的交易非常公平。我替她带了一个大箱子经过海防的税关，没有经过检查，而她呢，在她那卧室里招待了我一晚。那就是你所曾去过的。”
“但是，我说，她是能够说中国话的。至少是中国的广东话。”
“你说的是不是左眉角上有一点黑痣的那个？”
“那就不记得了。也许，仿佛有那么一点。”
“但是她不像懂得任何中国话。她脸上没有显出中国话的反应来。”
“这就是东京姑娘的伶俐，也是她的特征。”
“后来？”
“后来我们不认识了。”
“哦，扑朔迷离得很。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你再也不会懂得，倘若我不告诉你。”
“你告诉我什么？”
“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安南女人。”
“不是安南女人？”
“不是。”
“嗯？”
“jap！”
你会得愕然。仿佛做了一个梦。明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会得寻到那小巷子里的木板门边。在那门上，你会看见一块黑地金字的横额，写着：Chambre Meuble a Louer。
（有家具房间出租。）
梦一般的河内之夜，中国的游冶郎在做着茜红色的噩梦。
怀念云南大学
昆明终于被轰炸了，云南大学终于也轮到了。据无线电报告员的说法，它已经“Smashed”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感受了一种奇异的情绪的紧张。因为云南大学是最后一个未迁移的国立大学。是最后一个被炸毁的国立大学，尤其因为是我在抗战三年来所任职的地方。我看见云南大学怎么繁荣起来，我看见它怎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最高学府，现在，当我离开它不久，它也终于遭逢到这悲壮的厄运。虽说是早已预期着的，但是一旦竟实现了，却总不免使我感到甚大的悼惜。
云南大学的校舍，在抗战以前，恐怕是全国国立大学中最不好的，但是，在抗战以后，无疑地它成为全国国立大学中最好的了。
民国十二年唐继尧省长独资建造的会泽院大楼，是云南大学的主要校舍，它那法国式的杰阁崇楼，是使迁徙到西南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一个从统一考试分发到云南大学去的江西学生，曾经在他的作文簿上天真地表示了他的惊讶。他以为西陲边僻之区，那得有这样堂皇的建筑物。近二年来，这雄踞在昆明城北，而俯瞰着翠湖的会泽院，不但为数千学生攻读之所，而且举凡一切关系着抗建大业的学术会议，差不多全是借它做会场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大会，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尤其是最可纪念的集会。然而，现在，我想第一个炸弹一定是落在这大楼上的。
国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省立云南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大学——这是唐继尧省长出资创办的，唐自署东大陆主人，故学校即名“东陆”——而私立东陆大学的前身则为贡院。除掉会泽院及科学馆两座大楼是新造的以外，其余的校舍都是就旧有贡院房舍修葺改造的。这些屋舍，虽然显得破旧，但是从历史意味上讲起来，其对于云南文化的价值，却比那两座洋楼重要得多了。袁树五先生所著滇绎谓“数百年科举人才皆出其中”，而光绪年间又曾“添号舍至五千”，可见当时规模之大。现在这五千间号舍虽已无存，但那画栋雕梁的衡鉴堂与至公堂却还是庄严地存留着。
至公堂现在是云南大学的大礼堂，又兼作大教室用。二梁上还留着一块匾额，文曰“乾坤正气”。我何以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这块匾额呢？这是应当提到同事某君的妙语了。
某君是教历史的。因为他的功课排在清晨第一小时，多数学生常常迟到。一个冬天，某君到至公堂去上课，一个学生也没有。等了一二十分钟，才陆续地赶到了。某君便指着这个匾额对学生说：“这里本应该有乾坤正气。可是我来的时候，既不见一个‘乾’，也不见一个‘坤’，只有我这么一团‘正气’而已。”这是至今还流传在学生口中的幽默话，现在呢，我想这孕育乾坤正气的大堂也该毁于敌机了吧。
在会泽院之东，校长住宅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六角亭子，这是风节亭。我常常劝在那亭子里温读功课或晒太阳的学生抬起头来读一读那块小匾额上的文字。原来这是明末滇贤王锡衮殉节之处。王锡衮，禄丰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致仕后适逢沙定洲之乱。沙定洲把他拘禁起来，逼他草奏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云南藩镇。王锡衮不屈于威逼虐刑，在这风节亭上作诗一首，绝食而死。这可以算是云南文人之不为伪组织恶势力所移的一个典型。当此国难时期，这个凛凛有生气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学府中，实在是对于青年颇有意义的事。然而这个亭子早已欹斜了，早已用三根木头支撑着危局了。经过了这一次的炸震，我想，它即使没有直接受到炸弹，也该已倒坍了吧。
明末永历帝到云南的时候，这贡院又曾经做过这个末代帝王的最后一个行宫。云南大学所可以纪念的倒并不是这一段使人感慨的史实，而是改作行宫的时候所张挂的一副门联。这也是袁树五先生告诉我们的。那联语曰：“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很表示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如果吴三桂稍稍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而不演出金蝉寺那一幕叛逆的悲剧来，明朝是不会亡的。然而，明朝终于还是亡掉了。贡院的行宫又冷落下去成为清朝的贡院。渐渐地这贡院又热闹起来，许多文士想从那里在新朝中求官觅爵。热闹了二百余年又冷落下去，到最近又成为抗战建国的文化机关。如今这个文化机关又被摧残了。抱着残书，不免要开始过一种艰苦的流离迁徙生涯的一二千大学生，现在正作何感想呢？如果一想到五华山上，平西王的宫殿也已成为陈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