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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
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祝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
问您好。
杨刚上
四·廿一
怀念几个画家
去年十二月，《文汇读书周报》刊出了一幅漫画：《文艺茶话图》，画着三十年代的一群文艺作家。这幅画出于当时漫画家鲁少飞之手，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综合性刊物《六艺》上发表过。十多年前，香港的《开卷》杂志上也重印过。这回，大约《读书周报》编者有兴趣，又重印了一次。有人剪下这幅画，拿来问我：这些人画得像不像？我看了一下，凭我的回忆，我说：都很像，连神气都画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来客又问：鲁少飞是何许人？我说：三十年代上海第一流漫画家。
来客问：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不过不熟。
来客问：此人现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四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想不到，上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看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少飞还健在，而且仍在上海隐居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常常怀念许多长久不知下落的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朋友。
在那个十年间，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活跃人士，都有同声同气的交谊。文艺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洋画家、漫画家、木刻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不是在宴会上，就是在茶室里，或者在电影院里、舞场里不期而遇，年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有不少人，虽然没有成为知交，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们的风度和工作，都使我钦佩。
后来，文学创作的朋友，一个个随着萧军“出土”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见到了许多面目全非的老朋友，还有不少未见过面的老神交。只有我所怀念的画家，还有好些人不知下落。当年《时代画报》这一群人，只有叶浅予、丁聪还有作品发表，张光宇、正宇兄弟都下世了。庞薰琴、雷圭元，我联系上之后，不久都作古了。
陈士文在法国学画十年，抗战时才回国，我在临解放前，才在上海西门路找到他。解放以后，便无来往。八十年代初期，才知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已去世。他留在上海的一百多幅超现实派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他的老母亲烧光了。丁衍镛也在香港，很不得意，只当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逝世。
周多和郭建英，都为我编的《现代》杂志画过很好的封面和装饰画，解放以后，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前年，台湾朋友寄我一份资料，才知郭建英成为著名的银行家，亦已不在人间。剩下一个周多，还没有着落。
章西厓是四十年代杰出的漫画家、木刻家、装饰艺术家。他的漫画，讽刺性很尖锐。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在出版社的宴会上遇到，反右以后，就杳无消息。直到前年，才知道他仍在上海，已从出版社退休。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带了他的一部分小品画和木刻来供我赏玩。现在，又知道鲁少飞也还平安无恙，这是最后一个我所念念不忘的画家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不少三四十年代闻名的画家，都一个一个的“出土”，有作品或消息见报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画家，更是逐渐活跃起来，发表了新的作品。章西厓“亮相”很迟，直到前年才由陆谷苇的一篇报道，并附印了他的一幅盆画，才使我知道。没有徐淦的文章，我至今还不知道鲁少飞的踪迹。我想，这两位画家，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们难道安于被活埋，拒绝出土吗？文人总想印出一本书，画家总要开个展览会，可章西厓和鲁少飞却安于沉默，不求闻达。我不说他们人品高洁，只怪他们太消极了。
不过，消极也许倒是“塞翁失马”，君不见黄某某夫妇和黄某某等等，出土不到十年，又好像活埋进秦俑坑了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鲁少飞的心境
上月，在本报见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提到鲁少飞，我才知鲁少飞还健在，而且就在上海。当时有许多感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几个画家》，写好就寄给广州的《随笔》双月刊，近日收到编者来信，说此文将在七月号上刊出。
想不到，今天（四月六日）又见到徐淦同志谈到鲁少飞的文章，其内容使我有些惊讶。惊讶的理由，还得要从我那篇给《随笔》的文章说起。
自从拨乱反正以后，文艺创作界的三十年代朋友，一个一个随着萧军在各地“出土”了。凡是我所认识的、景仰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话剧家，都有了消息，许多人都有文字或记者的报道在各种刊物上亮了相。已经下世的，也有了记录。只有一群画家，我所认识的，或景仰的，都还是不知下落。也许是由于隔行之故，有些人在五十年代就早已不知行踪，洋画家有周多、庞薰琴、丁衍镛、陈士文等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我才知道陈士文和丁衍镛都在香港，已先后故世。陈士文被钱穆聘任中文大学美术教职，丁衍镛很不得意，做了三十年中学教师，庞薰琴在一九八五年才知道他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和雷圭元在一起搞装饰艺术，已不画现代派油画了。我和他通了几次书信，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接着雷圭元也去世了。漫画家中间，我最欣赏的是，三十年代的鲁少飞，四十年代的章西厓。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在几家出版社联营归公的宴席上，我才认识章西厓，以后就不知他的消息。直到前年，才知他健在上海，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抱了几册作品来供我欣赏。我问他：为什么匿迹销声，不求闻达？他没有回答，一笑了事。我当下就想，大约画家中间，有一些惊弓之鸟，至今还拒绝出土。到去年年底为止，只有周多和鲁少飞，还是存亡未卜。但同时，又有几位画家重新入土了，我想，拒绝出土，也未尝不是好事。
由于一幅《文艺茶话图》，徐淦同志为我报道了鲁少飞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但是今天，徐淦同志又报道了鲁少飞否认他自己是这幅画的作者，而且话说得很不可捉摸，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我就不免要惊讶了。
这幅《文艺茶话图》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六艺》上。这个刊物是叶灵凤和穆时英编的。非但画是鲁少飞的手笔，连那一段说明也是鲁少飞写的。一九七九（？）年，香港的《开卷》月刊首先复印了这张画，当时就有香港朋友把这册刊物寄给我看。去年春间，《上海滩》编辑黄屏同志来组稿，我就把这幅画的复印本交给她录用，我还答应写一段“后记”。后来黄屏同志说：此画已在国内刊物上用过，故《上海滩》不能用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用的，恐怕就是我交给黄屏的那一张。此画刊出后，有人来问我：“画得像不像？”我说：“都像，连各人的神气都表现出来了。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这幅画以邵洵美为主人，坐在主位上。这是画家的构思，并非实有其事。鲁少飞画一幅以邵洵美为主的《茶话图》，也不会受到邵洵美的玷辱，我很不理解鲁少飞为什么要否认这幅画。邵洵美门下“食客”虽多，至少鲁迅、周作人、洪深总没有在邵家吃过一顿饭，当时他们见到这幅画，都没有表示反感，因为大家知道漫画的艺术处理有此一格。
鲁少飞不得不承认这幅画的“线条像我”，却又推说“记不起来了”。好像今天的鲁少飞，还怕沾染邵洵美这个“绔袴公子”的病毒细菌。他像倪云林一样地有洁癖，非要掸掉身上的一些灰尘不可，因此我才理解这位画家拒不出土的心境。
林微音其人
一九二八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
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诗人，银行小职员。
回到上海，他们已成为朋友，我也连带地结交上了。我们办刊物，办出版社，林微音常来，我们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但他不是水沫社中人。他属于另外一个三朋四友的文艺小集团。他的文艺同道有朱维基和芳信，这三人的领袖是夏莱蒂。他们办过一个小刊物，名为《绿》，也许他们的集体就称为“绿社”。
夏莱蒂本名来騠，是松江人，名医夏仲方的胞弟。此人崇拜郁达夫，亦步亦趋地学郁达夫的颓废。曾在郁达夫家中亭子间里住过几个月，经常赤身露体，醉酒胡闹，被王映霞下了逐客令，才不得不迁出。
芳信，我不知其本名，也不知其职业。他的妻子芳子，是一个舞女。一九三○年他们夫妇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设了一所舞校，就是现在凯福饭店二楼。
朱维基是工部局的译员。
这四个人都写诗，在上海新文学史上，算是活动过一个短时期的唯美派、颓废派。
林微音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办的水沫书店译书。我们就请他译一本蒲特娄的《虚无乡消息》。这本译稿发排之后，由我担任校对，才发现误译甚多，中文也不好。因此以后就不敢请教了。大概他们四人中，虽然都译过一些外国文学，英语水平只有朱维基还可以。
一九三一年，淞沪抗日战争以后，林微音的举止逐渐变得怪气。夏天，他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静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一九三三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
后来发觉了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
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一九五一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林微音和林徽音这两个人常常有人弄不清楚。一月十九日《文汇读书周报》曾有陈学勇的一篇文章，为二林作了区别，纠正了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错误。但是，该文中说上海的林微音曾“在《语丝》上登稿”，这一句恐怕还有问题。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不会有上海林微音的文章。只有在上海出版的《语丝》，才可能有林微音的文章。这里必须先区别两个《语丝》。
一九九一年五月
米罗的画
一个西班牙画家若望·米罗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这些天正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许多人去看了，有些人窃窃私议，不说好，也不敢说不好，更不敢说看不懂，而事实是看不懂。画展的标题是：“米罗，东方精神”。可是，我以为米罗的画风，偏偏没有一点东方精神。
万里迢迢，把米罗的几十幅画运到中国来展出给中国人看看，不知为何却没有说明他的画风属于“超现实主义”。报上已见到一些评论和观感，似乎都是根据“东方精神”这个提示来发挥宏论。有些人只好赞扬这些画的色彩和线条的特征。其实都不免“瞎子摸象”。
二十世纪刚开门，就有许多人出来背叛十九世纪的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冒出了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以否定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苏联虽然拒绝认可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动态，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还是打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块新招牌，事实上也是否定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有一群以阿拉贡、勃核东、高克多、艾吕亚等人为首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发起了一个超现实主义运动。一九二四年，他们发布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一九三○年，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号召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发布了《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从此，超现实主义者挤入了法国左翼作家的行列。但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承认他们是同伙，因为他们的文艺理论仍然是唯心论的。
人世间一切具体景物，固然有它们自身的存在形象，但每一个人对它们的观感所得的形象，却仍然是各人所见不同。因为每一个人的观感效应都经过一系列思想感情的不自觉的心理活动过程。这种心理活动，不受任何美学的或道德的成见的干扰。超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纯思想过程的默写，或说记录。
以上是勃核东在《宣言》中解释“超现实主义”的一个要点。因此，超现实主义虽然首先掀起于文学界，却接着就大大地发扬于艺术界。可知，这一理论，更容易在艺术中取得实验效果。当年，活跃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最著名的有昂特莱·马松、汉思·亚普、沙尔伐陀·达利、麦克思·艾思特、若望·米罗。毕加索虽然不算超现实主义画家，但他有许多作品显然是受到超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
希特勒的炮火打垮了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拉贡、艾吕亚等人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抵抗战争，勃核东、马松等人流亡到美国。在那里，鼓动了一阵超现实主义运动，影响不大。
二战结束以后，大约在五十年代，巴黎的艺术界忽然时行了一种“泼墨画法”（tachisme），这是接受了中国和日本的水墨画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画家，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要更深入地表现心理活动过程的未成形状态。由此，他们自称是“未成形画派”（informal）。
毕加索晚年的画，也有中国水墨画法的影响，张大千在南美洲和台湾时期的画，也常用泼墨法。他到巴黎去会见毕加索，两人相视莫逆而笑。这才可以说：“东方精神”渗入了西欧的艺苑。
一九三四年，戴望舒在巴黎认识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姚拉（Jolas）。姚拉在望舒那里见到了我编的《现代》杂志。他就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的刊物出一个专号，介绍和宣传超现实主义文艺。当时我以为这一种文艺思潮，在中国不能起什么作用，反而会招致批判，于是就复信婉谢了。但是在那时候，有几位在巴黎学画的留学生回国，其中有周多、林风眠、庞薰琴、雷圭元，他们的画都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庞薰琴，他带回来的作品，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这几位画家，回国以后，全都改变了风格，没有西方的现代味了。只有一位陈士文，在巴黎耽了九年，到二战爆发时才回国。他住在上海，在美专任教。我到他住处去访问过，看到他带回来的许多画，全是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一回国，就感到这里没有他的艺术土壤。一九五○年，他和丁衍庸一起去了香港。丁衍庸在香港很受委屈，当了十多年中学教师。陈士文在中文大学任艺术系主任，一九八四年逝世后，门弟子为他印了一本画集。
米罗的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本该在三十年代就介绍进来的，想不到迟了六十年，当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却同时红红火火地光临了中国。我耽心中国青年艺术家会把它们看作时行商品，又热一阵临模一九九五．五．二十八
二、杂文
读报心得
时局紧张，读报也格外起劲，格外用心。兹将三日来报上所见几句警句，为之诠释，亦“四书味根”之意也。
一、三月五日下午三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