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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据说有一位最善于“学习鲁迅精神”的杂文家，他把鲁迅所写的杂文全部拜读过几遍，摘出许多典型的句法和字眼来，当他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像填词似地利用这“鲁迅文谱”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今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我们常常读到这种既不好又不歹，既不像抄袭又不像创作的作品，可以说全是出于这一流作家笔下的。
这一流作家在文坛上若占了相当的多数，足以使一般爱好文学的青年无法把他们对于文学的感情保持得更长久些，同时又足以使文学的趋势永远停滞着，遏止了伟大作品产生的机会。这也是文学界从他们而蒙受的大损失。
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向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指示出他们的爱好文学是一个危机，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坚信他们是爱好文学的时候。有多少青年因为爱好文学而无法应付他们在理工科方面的功课，于是转读文学系，在他们往往自以为已找到了最合适的道路。然而他们的爱好文学，原来不过是爱看小说而已，对于文学本来没有一种把它当作专门学问而研究之的热心，而且根本也没有想到从事文学所必须研习的科目，其范围之广大也不下于理工科。于是他始而失望，继而一意孤行，抓起笔来就写，贴上邮票便寄，成功者的前途尚且有限，何况乎终究是失败的多呢？
因爱好文学而从事于写作，因写作技巧相当圆熟而得以略有成就的青年是可以庆贺的。然而在庆贺他之前，我们还得先鼓励他赶紧补充一点爱好文学的功夫。一个好的创作家不一定得在大学文学系毕业，但光是懂得各种文学的样式而依样画葫芦也是不够的。
技巧在文学创作上是最小的因素，然而这最小的因素也得有创造精神。语言文字的最好的运用乃是技巧范围内最小的因素，然而近来有许多作家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似乎还没有把握。所以，在文学创作的途径上，从形式上说，如果不能控制旧语文，即没有能力创造新语文。从内容上说，如果不能熟知人的各种生活，即无法在其作品中表现真实的人生。用别人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用别人的内容为自己的内容，表里都丝毫没有创造性，即使看得过去也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作起诗来第一句常是“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或者说“我们是铁，我们是钢……”，作起小说来总是描写一个游击队员怎样扮做一个女人让敌人追赶上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即是没有灵魂的傀儡，如今这种傀儡已使真正爱好文学的读者厌了，但是它们的制造者却还在大量生产。
他们也正如一个技艺纯熟的陶器工人一样，已经习惯于捏造这一个式样的茶杯，虽然自己也未尝不觉得腻，可是他的能力只能够制造出这个式样来。人们时常叫喊着，学习鲁迅！学习高尔基！但多数人只学习了鲁迅和高尔基所铸造成的文学范畴，而很少有人学习到鲁迅和高尔基怎样铸造成功他们特异的文学范畴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创作界前途的一个黑暗面。
爱好文学，不一定得从事创作。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我愿意把这句标语奉献给文学青年。
新文学与旧形式
自从抗战以后，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感到他们的文章不够下乡，不够入伍，于是乎“此路不通”，便纷纷“碰鼻头转弯”。这个弯儿，一转便转到一条老路上去，叫做：“利用旧形式”。
所谓旧形式者，是些什么东西呢？这里边包含着三字经，千字文，平戏脚本，弹词开篇，章回体小说，大鼓书词，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类的俗文学。当然，对于一般民众和士兵，一出套袭“失街亭”的“枪毙李服膺”平剧比一个独幕新话剧更易于接受，一篇抗战大鼓或弹词比一篇抗战新诗更易于接受，一篇“精忠说岳全传”式的小说比一篇“柏林之围”或“爱国童子”之类的都德式的小说更易于接受。所有的新文学家，在平时，只会得写作他们的小说，诗歌，戏剧，杂文，这些东西，出于意外地，一到了服务于抗战的时候，全失去了作用。文学家之爱国抗敌，不敢后人，然而他们所有者只是一枝笔，他们所能者只是以写文章尽其宣传之责。然而写出来的文章竟尽不了宣传之责，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哀。于是抗战后的新文学家分走了三条路：一、搁笔不做文章，从别的方面去作抗战工作。二、改行做战地通讯，完全变成一个新闻记者。三、即刻放弃新文学之路而迁就俗文学，写那些弹词，大鼓，五更调之类的能够被民众和士兵所接受的东西。
走这第三条路的文学同志们的勇气也许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所写的这些充满了新内容的旧式俗文学的宣传效力也许是相当大的，但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警告，乃是：“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学大众化的一条康庄大道！”
文学到底应该不应该大众化，能不能大众化，这些问题让我们暂时保留起来，因为“大众”这一个名词似乎还没有明确的限界。但若果真要做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我以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众”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要“大众”抛弃了旧文学。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要“大众”抛弃了旧形式的俗文学而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俗文学。新酒虽然可以装在旧瓶子里，但若是酒好，则定做一种新瓶子来装似乎更妥当些。
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在为文学而奋斗。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
一到香港就写了一点关于最近文学界利用旧形式作抗战宣传的意见。昨晚承茅盾先生送了两本最近的“文艺阵地”，又借给了一份全国文协会的“抗战文艺”，此外又看到了几种别的文艺刊物，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正有着各方面的论辩，而我的那一点意见，却已有鹿地亘君痛快地先表示过了。我与鹿地亘君素昧平生，他以前曾用中文发表过怎样的文艺理论或见解，也不很留心，但是，在他这回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的那封给适夷的信中，他对于目下中国许多对于文艺热心过度而事实上甚欠了解的批评家，创作家，乃至政治家所发的慨叹，我以为全是一针见血的，完全可以同意的。他那篇文章中所牵涉到关于文艺的课题甚多，我觉得都有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但我在今天所想谈的，还是关于旧形式的问题。
“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的中国，又对于这旧形式来重复盛大的讨论，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鹿地亘君这样感喟地说。不错，我也做梦都想不到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还得乞灵于平剧，鼓词，小调，三字经来做抗战的利器。原来二十年的新文学运动，连“一个”足以收大众化效果的“形式”也没有创造出来。现在仓促之间，要文章下乡，要文章入伍，不得不乱拉一些旧文学中的破烂衣裳往身上一披。作家们和批评家们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政治的应急手段”，却偏要以为是替文学的宣传手段和艺术性打定“永久的基幢，这真是应该被鹿地亘君所齿冷的。
我们若把这种错误的现象与二十年新文学与旧文学搏斗的经过情形互相参证一下，就不难发见一种潜意识的矛盾。原来新文学家一方面尽管在斥责旧文学是死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私心地感到新文学是更死的文学。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是贵族的少数人的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怀疑新文学是更贵族的，更少数人的。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的形式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常常为旧文学的形式所诱惑。
在平时，新文学的创作家和批评家，都还能勉强把持住他们的坚定的意识，把新文学抬到九天之上，把旧文学打到九地之下。尽管是抹煞不掉“读红楼梦的比读现代小说的人多”这事实，但可以说那种小说是“低级趣味”，是“鸳鸯蝴蝶派”。尽管忘怀不掉旧诗歌的音律节奏，但不要紧，我们的诗也可以“朗诵”。当时的壁垒，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地森严！但现在呢，堤防完全溃决，狐狸尾巴整个地显出来了。郭沫若先生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旧诗，就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写信去要求他不要再做旧诗了，其理由有二：一、旧诗是迷恋不得的骸骨。二、倘若做了旧诗，他们就不便刊登在新文学的刊物上了。这恐怕是他们为新文学的最后奋斗了吧！
拥护新文学而不能完全信任它的效能，排斥旧文学而无法漠视它的存在，我们文学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矛盾现状者，追本求源，大概还是由于多数的作家及批评家对新文学要求得太多，并且同时还把文学的大众化误解了。
新文学终于只是文学，虽然能帮一点教育的忙，但它代替不了教科书；虽然能帮一点政治的忙，但它亦当不来政治的信条，向新文学去要求它可能以外的效能，当它证明了它的无能的时候，拥护者当然感到了失望。文学应该大众化，但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是要能够为大众接受的文学，但同时，另一方面亦得是能够接受文学的大众。
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手段是解放旧形式。何以要解放旧形式？因为要表现新思想。
但是在解放了旧形式以后，应该是建设一个新的形式，可惜在大众文学这方面，却是一向没有完成这建设工作。所以一旦要使新文学在大众面前发生影响的时候，就感觉到它不如旧文学的形式了。这实在并不是旧形式本身有获得大众的魅力，而是由于新文学者没有给大众一个更好的形式。然而我们的那些前进的作家们及批评家们却早已在厌恶我们的同胞大众了。为什么你们不愿意一读我们的大众文学呢？我们有赛拉斐莫维支的《铁流》，我们有富玛诺夫的《夏伯阳》，那是早已在苏联成为行销数十万本的大众读物了，而何以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同胞大众还是耽着读《红楼梦》和《三国志演义》呢？
于是来一个文学的启蒙运动，要“克服”他们的“落后”。
“蒙”没有“启”好，八一三的炮声响了。爱国的作家们要为国家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而他所有的仅是一枝笔，他所能的只是写一篇文章。于是他们“用文学的形式来抗战”了。然而在积极的方面，一篇文章到底退不了日本的飞机大炮，于是只好走消极的路：宣传。但是宣传也不容易，所有的一九三七年式最新进口货文艺武器，例如集体创作，墙头小说，报告文学，还有崭新的朗诵诗之类，全体都施用了出来，可是还没有一个真正大众够得上资格来“接受”。只才感到真没有办法了，到底是旧形式伟大，它是有“历史的价值”的，蓬子先生于是果决地宣言着：“只有通过旧的形式才能使民众接触文学”。
如果作家们及批评家坚执不肯承认这是鹿地亘君所谓“政治的应急手段”，则这种倾向，将来一定会把二十年来的新文学所建设好的一点点弱小的基础都摧毁掉的。至于当前，我以为新文学的作家们还是应该各人走各人的路。一部分的作家们可以用他的特长去记录及表现我们这大时代的民族精神，不必一定要故意地求大众化，虽然他的作品未尝不能尽量地供一般人阅读。技巧稚浅一点的作家们，现在不妨为抗战而牺牲，编一点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读物以为抗战宣传服务。但在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以后，这些作家们最大的任务还是在赶紧建设一种新文学的通俗文学，以代替那些封建文学的渣滓。
一九四○年八月五日
儿童读物
好久不留心到儿童读物了。最近，孩子们来到香港，才想到似乎应该给他们预备一点“文化粮食”。于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皇后大道中各书铺中巡逻了一个下午。结果是毫无所得，勉强买了两三本小书回家，正如我意料的，孩子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了解它们。
我发现，在文字这方面，目下市上流行的儿童读物仿佛全没有注意到读者的程度。
我要寻求的是小学三、四年级程度，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的读物。不论我所检阅到的儿童书封面上有没有标明本书的程度，凡我所能看到的一些为小学儿童印行的故事书，几乎每一本第一页就有问题。在一本书的第几行上读到“每况愈下”这个成语，我就把那书搁下了，虽然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又在另外一本书的第一章中读到了“转瞬间”和“无补于事”两语，这本书也被我放弃了。最后勉强买回家来的那一本小书的第一页中，我很替“点缀”两个字耽心，结果居然是无法使我的孩子完全明白它的意义。
至于在内容方面，虽然小学教科书早已采用了猫狗谈话的教材，可是儿童读物的出版家及著作家似乎近来反而又倾向于知识的“投塞”了。我并不反对给儿童补充一点知识，但我们不能单注意于这知识而根本忘记了儿童。儿童对于各种知识的吸收是有限量的，一般的说起来，似乎只能限于日常生活的科学浅释，以及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有关系的历史地理的常识。对于一个上海儿童，你告诉他黄浦江的源流，比之于长江更为恰当，但倘若你要把尼罗河的知识放在他的小头脑中，那便是多余的。我要给我的孩子找一些关于科学常识及民族英雄传记的书，结果也没有找到一本适当的。大概都是作为儿童读物则太深，作为少年读物则又太浅。在文字与题材方面都如此，从十岁至十五岁的孩子，目下恐怕简直没有良好的读物。
在一本翻译的故事书后面，我还读到了一篇译述者的题记。他叙述他译这本小书的动机和心境，发挥他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对于读者的希望——并且希望读者给他以指正。
俨然是一个著作家对他的成年读者的口吻，完全忘记了他的读者仅仅是一个小学生。
大概现在从事于儿童读物之编著者，恐怕多数——或者全部，还是一些青年文学家。
让文学家来编著儿童读物固然很好，但青年，尤其是没有儿童教育经验的青年，却很危险。固然，我们发现有许多名教育家署名编著的儿童读物也同样的有许多缺点，但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多数还是出于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笔下，而让那教育家来居名的。几时儿童读物的出版家放弃了这种把戏，找几个对于儿童教育肯负责的教育家，或是有一点教育经验，最重要是能了解儿童的著作家，有系统地编一些儿童读物，让做父兄的可以按照着子弟的程度很容易地得到一些幼小者的精神粮食，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对于儿童读物的改良，也并非没有人提出过许多好意见，我们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被注意。但是尽管儿童文学的园地如何从安徒生和格列姆发展到伊林和法布尔，可是，至少在文字这方面，使一个小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读下去，完全了解的，恐怕还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孙毓修氏编的商务童话和徐傅霖氏编的中华童话及世界童话。谁能找到一本新出版的儿童书，其文字之浅易，兴会之浓厚，能够比得上“指环魔”，“大洪水”，“玻璃鞋”，“非力子”这些美丽的小书呢？新出版的儿童书中，重述灰姑娘的故事者，不下十余篇，但没有一篇能够擅出蓝之胜，我想，“玻璃鞋”恐怕始终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篇。
然而这两集童话现在仿佛竟不被注意了。旧的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了，新的却没有产生；这是，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同时为一切的小学生，感到非常惋惜的。
尼采之“中国舞”
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
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最近，因为国立厦门大学图书馆有英译本的尼采全集，偶然抽取一本“愉快的智慧”来看了，大大地感到兴趣；于是又把“查拉图斯屈拉”借来了。为的预备在避空袭的时候到山上去看，所以这回借了一本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