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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
但是总的意念呢？
为人民服务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以讲作“代替”。
大学生：代替人民服务？是谁？
教授：冒名顶替的壮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穷汉，考场里的枪手，多着呢！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为字也可以讲作“做”，就是白话文的“作为”。
大学生：作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
教授：你读错了，要加逗点。“为人民，服务！”这是说，你作为人民，就应该服务。
大学生：这话是谁说的？
教授：官。
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是《论语·颜渊》的一章，我从二十岁读到今天，还是不懂。
子贡问如何行政。孔老师说：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国防线上有足够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这个官儿了。博得人民信任，当然国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两个条件。
可是，子贡却问：如果有必要减去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三件中，应该首先减去哪一件？
这样，可见子贡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治国条件的。那么，这个“之”字如何讲法？这个“矣”字又如何讲法。
奇妙的是孔老师的回答：“可以先裁军。”
子贡又追问，留下的两个中，有必要时，可以先减去哪一个？
老师说：“可以让人民没有饭吃。”接下去解释道：“没有饭吃，大不了饿死。死有什么要紧？从古以来，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紧，没有人民的信任，就无法立国了。”
老百姓都饿死了，国土都被敌人占领了，还有一个人民的信任可以维持政权，怪不怪？
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这个名词，我以为应当废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建国，把沙皇俄罗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学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内，全部俄罗斯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死文学、反动文学。
托尔斯泰的文学，也只有一面镜子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怀柔政策，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于是，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文学遗产。
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才成为遗产。当他生存的时候，是财产，不是遗产。
既然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确定以后，取得了这份遗产，遗产就消失了，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起分。
可知遗产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俄罗斯文学如果到今天，还是遗产，这份遗产似乎永远存在银行里，由律师或公证人保管着，没有继承人。
为什么还要学习并纪念普希金？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郑重地到上海来给普希金铜像献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
所以我以为，文学遗产这个名词该废除了。中国文学史永远活着，永远在前进，没有死亡过。
又一份遗产
前几天，对“文学遗产”挑剔了一下。今天展开报纸，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学也是一份遗产——文化遗产。
几百个新、老、中、外儒学家，开了一个大会，讨论这一份文化遗产。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孔门的子孙着实不少，如果讨论的是如何分配这份遗产，估计每人分到的不过一丝一毫，吃一碗阳春面都不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数，就儒、释、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遗产被“四人帮”继承了去，浪费完了。现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遗产。和尚道士，还在清理财产阶段。
这一份儒家的遗产，经过十年批臭，已经没有人想要。在国产文化缺货的情况下，国际文化贸易商人引进了成批的外国文化，货源充足，市场繁荣，成为盛极一时的畅销商品。
于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顺眼，主张提倡国货，要用国产品白猫洗涤国民的精神。可是，资产阶级文化虽然不守四项原则，却实实在在是“拿过来”了。虽然没有过户，却也承认它是外商投资，而不是遗产。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虽然是“珍贵的中国文化”，还只是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人忙着纪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诞辰，为这份遗产大登广告，还吹嘘这份遗产可以用来向国外投资，帮助开发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送到资本主义大国去生产文化杀虫剂。
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它还只是一份遗产。
国粹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华裔外籍学者寄来的。他（或她）买到了我编的两本《词学》集刊，来信恭维一番，说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国粹之功”。
这封信来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间还有“国粹派”。
这回虽然在外国发现，安知大陆上已经没有？
遗产派，国粹派，正好是一对敌我矛盾。
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不是遗产派，就是国粹派。
要做“第三种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却是宣扬“中庸主义”的。
论老年
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他有不少著作留传下来，著名的政论文、演说稿、书信、杂文，不下几百篇。可惜中文译本只有梁实秋译的一本《西塞罗文录》，还是三十年代的事。最近听说又有了新译本，内容还是梁实秋译的那几篇，我还没有见到，不知译笔会不会比梁实秋好些。《西塞罗文录》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我当年读了很感兴趣。不过，西塞罗只活到六十八岁，就被人暗杀。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我国今天的法律上规定，男子六十岁退休，女子五十五岁退休，这样说来，六十岁才开始进入老年，他还没有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呢。
老年，老人，这个老字，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概念有过几次变动。有一个现象，大可注意。汉代以前，一个人，过了七十岁才算是老了。孔夫子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下面就不说下去了。另外，他还说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在孔子的时候，七十岁以后，才算进入了老年。
所以汉代的字典《说文》注释这个“老”字，明确地说：“七十曰老。”可是，这个标准，到了后世，似乎只有做官的人可以保持不变。“七十而致仕”，从周朝到清朝，没有改变过，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到七十岁退休。老百姓呢，老得早了。皇侃注《论语》说“五十以上为老”。《文献通考·户口考》说：“晋以六十六岁以上为老，隋以六十为老，唐以五十五岁为老，宋以六十为老。”这样看来，在人民中间，老的概念，曾经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游移不定过。汉朝以后，只有做官的人有特权比老百姓迟老十年。
不管六十也好，七十也好，反正我已经毫无问题地老了。中年、青年、少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观念，都遗弃了我，我也遗弃了它们。我和中、青、少年之间，显然存在了不同广阔的代沟，我已主动又被动地进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王国。我的一切观念，如果不赶紧自己交代，现在和将来的中青少年是不会理解的。于是，我也来谈论老年。
说起老年，就想到晚年。根据传统的修辞用法，晚年不一定是老年，老年也并不年年都是晚年。太阳即将落山，夜幕尚未降临，这时候叫做晚。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尽，还没有死，这年龄叫做晚年。晚年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固定年数或年期。一个在五十岁上逝世的人，他的四十八九岁就是晚年。四十四五岁，就不能说是他的晚年。我第一次退休，是在一九七五年，“工宣队”送我回家，祝颂我晚年愉快。我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健康祝颂老年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诅咒他快死埃在我辈老人的词汇里，“晚年”这个语词仅仅在讲到一个已故世的人的最后几年才用到，从来没有当面对生存的人用的。
记远不记近，这是老人十拗之一。我在青少年时，和老辈讲话，他们对十年、二十年前的事，会说得清清楚楚，对十天八天以前的事，却想不起来。我当时也想不通，以为这是老年人的古怪。现在我自己明白了。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许多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年纪越小，这种深刻的印象也越多。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五六岁时，住在苏州，父亲带我到虎丘去看迎神赛会。一尊巨大的“老爷”（神像）由许多人抬着走过，那老爷的眼睛会闪动，十分威严。我非常害怕。这是第一次看见，印象最深，永远记得。以后还看过几十次迎神赛会，都不很记得了。到了老年，每天的生活，差不多平淡无奇。昨天和前天一样，前天和大前天一样，没有特异的情况，因而也没有深刻的印象。所谓记远不记近，也并不是说，凡年代久远的事或人都记得，凡最近的事或人都不记得。只是过去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多；老来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少。这就是老人记远不记近的理由。说穿了，也并不古怪。
老人饶舌，说话滔滔不绝。他愈说愈高兴，听的人愈听愈厌烦。这情况也确是有的。
不过，这并不是一切老人的通玻有些老人恰恰相反。他们沉默寡言，似乎很不愿意开口。这等老人，我们留着耽一会儿再谈。且说饶舌的老人，也有好几种。一种老人是长久孤独地耽在家里，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也没有机会说话。忽然来了一个客人，老朋友，老同事，多年不见的亲戚，双方都有许多可说的话。于是，老人的话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这种情况的老人饶舌，客人不会厌烦，因为客人知道，是他自己引逗出来的。在老人这方面，其实也不能说他饶舌。也许他已有好久不说话，今天只是并在一起总说罢了。
如果来了一个普通礼节性拜访的客人，原来只打算向老人问候一下，坐一会儿就走。
可是，他想不到给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使他没有站起来告辞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总是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客人绝没有引逗他，他会自己搭过去。
有些客人，可能已经听他讲过好几遍了。可是，老人自己不记得，客人也不便说破，只好恭听下去。这种老人，确是饶舌得可厌。不过，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理解他，容忍他，静静地听他讲，千万不要打断他。老人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是他的孤独的退休生活的兴奋刘。让他自我陶醉一下吧。
至于那些沉默寡言的老人，也有几等。一等是体力已经非常衰弱的老人。他的肺功能已经不能说话。偶然应对一句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对于这一等老人，做客人的最好尽快告退，不要伤害他所余无几的体力。另外一等沉默寡言的老人，大多是胸有城府的哲人。有些是世故人情阅历得多了，他知道“言多必失”。既已退出社会，犯不着再冒风险，于是他守口如瓶，一言不发。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或则笑笑。如果你要追问他，硬要他表态，他总是简单地回说：“不知道”，“不清楚”，“我没意见”。这是一种非常谨小慎微的老人。另外还有一种悲观厌世的老人，他们是犬儒主义者。你去访问他，他招待你，客气得很，显得很殷勤。但是，他只听你讲，绝不搭话。而且对你讲的话，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你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你也不知道他听清了没有。有时他忽然对你微笑，你也无法理解，这是他感到兴趣呢，还是讽刺？
我宁可面对一个饶舌的老人，不愿意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老人怀旧，这和记远不记近不同。怀旧是对无论什么事物，老人都以为从前的好。
物价是从前廉平，饮食起居是从前考究、舒服，人情是从前厚道，社会是从前安定，生活是从前富裕……所谓“从前”，都没有一定的年期，十年前是从前，二十年前也是从前。六七十岁老人所怀念的从前，总在二三十年之前。八九十岁的老人，怀念的常是四五十年之前。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每一个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是他的黄金时代。
饮食服饰的享受，世故人情的经验，亲戚朋友的交际，事业知识的发展，乃至财富产业的累积，成败升沉的阅历，都在这三十年中。这三十年间的社会和生活，是属于他的，他知道得很清楚。过了五十岁，一步一步走入老境，社会渐渐地远离了他，生活境界渐渐地简单、缩校他失去了活力，不会增加新的知识。于是，他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
因为他无法享受现在的好。碰到一些固执的老人，他还要拒绝享受现在的好。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还有些不服老的老人，他们还能精神焕发地跟上时代，不甘落伍。扬扬自得地和大伙儿一起跳老年迪斯科。也有人带着老伴坐咖啡店，听音乐，挤在年轻人中间卖弄他们的鸡皮鹤发。这一等老人，大约不会怀旧，不会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不过，我想想，还是要劝他们回去，坐在沙发上，喝一杯清茶，追怀从前的好。老人怀旧是正常的，趋新是变态。
有人提醒我，老人还有一个特征：嘴馋。不错，老人确实嘴馋，常常想吃。我自己就是这样。不过，青年人不会发现，老人想吃的是什么？我自己很明白，老人的嘴馋和青少年不一样。老人嘴馋，并不是食欲亢进，而是多少和怀旧有关系。老人并不想吃他没有吃过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不在他的知识和记忆里。老人尽管嘴馋，想吃，可是，把他想吃的东西办到，他也不会狼吞虎咽，只吃了一点点就满足了。从怀旧的感情出发，我常常想吃年轻时以为好吃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现在还可以吃到，我也总以为从前吃的比现在的好。例如，一九三八年暑假，我在越南河内，吃到很好的香蕉、椰子、芒果。
五十年了，似乎余味犹在。上海虽然也可以吃到香蕉，偶尔也可以吃到椰子，但我总是想吃河内的。至于芒果，上海已多年不见，见了也不会嘴馋。黄鱼、带鱼，向来是中等人家餐桌上的日常菜，从来不上筵席；现在呢，一盘松子黄鱼，比从前一大碗鱼翅还贵，带鱼的市场价格反而比青鱼贵。我现在只得多吃青鱼而懊悔从前没有多吃鱼翅。老人的嘴馋，大概如此，是一种怀旧感情的透露。饮食方面，尽管有新时代的新产品，一般老人都不会趋新。青年人非喝可乐、雪碧不可，老人却宁可喝一杯郑福斋的冰镇酸梅汤，或觉林的杏酪豆腐。吃得到，当然很高兴；吃不到，嘴就馋了。
孟子和他的学生告子忽然谈到人性问题，告子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