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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他的学生告子忽然谈到人性问题，告子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食色性也”。
从此以后，一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生理学，心理学，永远把食与色连在一起，好像贪嘴爱吃的人必定好色。我讲到老人嘴馋，就有人提醒我：老人也好色。
那么，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老人的好色。
许多人都以为嘴馋不丢脸，不妨承认；好色是见不得人的事，非但不可承认，而且必须否认。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在我们儒家先圣先贤的世界观中，好色也的确和嘴馋一样，不过是人性之一端而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寡人好色”。“国风好色而不淫”。君臣、师生公然谈到好色，而且有人记录下来，写入煌煌经典。孟夫子还说过一句：“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简直骂不好色的人是瞎子。这样看来，好色又何必讳言？
不过，好色这个语词，大概古今意义不同。古人所谓好色，是多看几眼美丽的姑娘。
从头看到脚：“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已经是瞪着眼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到后来，不禁赞叹：“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如果再要进一步欣赏，那么可以到东门外去和姑娘们一起沤麻，趁此机会，和她们一起唱唱歌，或谈谈家常。“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不过，这已经是青年人的行为了。老年人，大约惊赞一声“美无度”之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既不想“君子好逑”，也不会“吉士诱之”。既不会约她“俟我于城隅”，也不会要求她“期我乎桑中”。
好色这个语词的现代用法，就把老年人排除在外了。既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可见“好色”和“淫”是两回事。可是现代人用“好色”这个语词，却把“淫”的意义也概括进去了。从好色到淫的全过程，叫做“恋爱”。青年人的恋爱，犹如一场足球赛，许多人你争我夺，目的是把一个球踢入球门。球进入球门之后，恋爱就自行殒灭，生命进入另一阶段。
青年人的好色，以球门为目的，他是要有所获得的。老年人的好色，没有球门，故不想得到什么。孔夫子早已告诫过：“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年人的好色，是出于美感；而青年人是出于欲念，虽然同是性。
老人的好色，非但无所得，反而常常会有所失。这个失，与青年的失恋不同。老人所失的，不是一个进门球，而是一种审美趣味的幻灭。世界上有多少老人，见过多少美丽的姑娘，过不了几年，就看见这个美丽，已变成老丑。甚至，在看到她的美丽的时候，已看到她老丑的阴影。白居易是个好色的诗人，他喜欢看美丽的姑娘。但是，他常常慨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老人好色，同时又悟到色即是空。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大概只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是青年人所不会理解的。
匹夫有责论
去年，《随笔》第四期发表了我的一段随笔：《匹夫无责论》。这篇随笔，使我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大家都欣赏我讲得爽快，尖锐，“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敢言”。
（一位读者来信）但是，也有几位读者，虽然很欣赏我的论点，而且自己也同意我的论点，不过，心中还有疙瘩。一位老朋友来信说：“诚如老兄所言，难道我们这十亿匹夫，对国家兴亡真是毫无关系吗？”
这一句责问是很严肃的。根据我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有不少人具有同样的疑问。
因此，我不能不再写一篇《匹夫有责论》来作辩解和补充。
问题的焦点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这“天下”二字，在古文的习惯用法中，意义常常是不固定的。可以指全世界，可以指全国，可以指一个朝代，也可以指许多朝代。古人没有我们今天那样的国家意识，他们往往把一个朝代、一个政权，称为“天下”。
顾炎武忧心忡忡的大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为明朝政权的危机而发急的。朱元璋赢得了蒙古人的政权。顾炎武就说是“天下”兴了。朱由检在煤山上自尽，李自成入京，他就说“天下”亡了。
因此，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我相信我的话没有错，读者们也都同意。
“天下”这个语词，我们现在不用了，即使做古文，也不敢用了。目前，这个语词的意义是“国际”、“世界”、“寰球”等等。将来有了“星际关系”，这个语词就该报废了。
在我们中国这一块东亚大陆上，有过许多朝代，有互相更换的，有同时并存的。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尽管各自拥有“国”的名称，但在匹夫们和历史学家的观念里，都属于一个中国。
我们有许多民族。虽然从华夏到汉，曾经庞然独大，但一切蛮、夷、戎、狄，尽管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甚至建立国号，但他们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
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在多少风狂雨骤，山崩地裂的天灾人祸之后，始终保持这个国家，没有自亡，也没有被亡。
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
一九九○年一月五日
为书叹息
我是读书人。我的职业要我读书，我的业余工作也要我读书。我的读书，虽然是被动的，但被动惯了，也会有主动因素。书看多了，对于书的情况，无论形式或内容，心目中已有个谱。过去，我每次拿到一本书，翻翻前面几页，看看目录，再略为看几页最后面的文字，这本书的情况，就约摸可知。因为写作一本书，编辑一本书，印刷一本书，都有传统，都有规格。符合这些传统和规格的书，除了文字内容的思想性和知识性尚不可知以外，作为一本书，一件文化工业的产品，文化商业的货品，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最近四五年来，我看到过不少书，似乎已失去了作为一本书的传统和规格。
这就常常使我望书兴叹。本来，写书的人，编书的人，印刷、装订书的人，这三种人，都是“做书的人”（BookMaker）。做书也是一项文化艺术。如今，这种艺术似乎也在衰退。
现在，我要为书叹息，也有为书呼吁之意。
先说一般的书。我觉得，最大一个缺点，是在一本书的正文中，找不到书名。一本书，如果丢失了封面、里封面和版权页，就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书名及其作者名了。但这一情况是解放以后就有了，并不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我有几本苏联小说的译本，给红卫兵抄去后，发还时已失去了前后七八页，我至今记不起书名是什么。解放前出版的书，每页都有书名。直行排的在书口，横行排的在书眉。短篇小说集则每页上都有篇目。这样，就使读者方便得多。
近来，连里封面也没有了。印刷讲究的书，封面之内，有一张扉页，或称飞页，印着图案。这一张二页，原本是硬面洋装本书中用的，是为了制本的方便。现在平装本书中也采用了，作为装饰品，也不坏。但是，我发现，有些书，就利用这一页，印成里封面，而省去了正文前的一页至关重要的里封面。这样，这本书就不伦不类，不合规格了。
目录页，也是一本书的重要成分。有许多篇或许多章节的作品，固然都有目录页，但一整本长篇小说或专题论著，现在却往往没有目录页。其实，每章每节，即使没有题目，也应当有一页目录，使读者便于检得某一章的起讫页码。
目录与序文的地位，现在也显得很乱。有些书中，里封面之后，先是序文。序文之后，是目录。目录后，才是正文。有些书，则目录在前，序文在后。这样的次序，都可以。不过序文在目录前的，目录中还应当列入序文题目及作者名。有些书，序文在目录前，而目录中没有序文题目，这就不合规格了。序文和正文的页码应当分开。序文的页码应当自为起讫，不应当和正文连属。有一本书，序文的页码是一，正文第一章的页码也是一。这就使我糊涂了。查查这篇序文，共有八页。那么，按照规格，序文的页码应当是一——八或换一种字体，例如Ⅰ—Ⅷ。多数外国书都是这么办的。
封面是一本书的仪表，它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是书名及作者名，其次是出版单位。
如果是一套丛书，或说一个系列中的一本，还应当用封面图案或其他标帜来表明。我常常看到有些书，书名的字很大，有些是草书，有些是很难看的书法，但都是名人题签。
封面上只见写书名的人的名字，还有一颗朱红大樱而本书作者的大名，却用小字印在边角上。
有许多书，封面上还给书名印上国语罗马字拼音，帮助读者能正确读出书名。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正文底下不注拼音字母呢？难道这本书的买主不认得书名而能看懂全书正文吗？
书脊的重要，仅次于封面。当你到书店里去访书，或向自己书架上取书的时候，你会知道，书脊比封面更重要。走进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的书，玻璃柜子里平放着的是少数几本新出的书，你可以看到封面上印的彩色版裸女或半裸女画像或照片。其他绝大多数书都直立在书架上，你只能看到书脊而不是封面。你站在柜子外面，隔着一个柜子，还要加上书柜与书架之间的距离，你要看清一整排书脊上印的书名，许多人需要带一个望远镜。这时候，书脊如果是白纸黑字，你还比较容易看清楚。如果书脊是黑地红字或绿字，你就无法看清书名。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书脊上的书名尽可用二号字印，可是有许多书，虽然很厚，书脊上的书名却用四号字印，使你更无法看清。
以上是一般出版物的缺点，往往使我叹息。但这还是属于书的外形，有些缺点，还不至于影响我的使用。近年来，我阅读或使用得最多的是古典文学书。有古书新印本，有古书研究著作，还有古典文学赏析辞典。我国的古书，浩如烟海。有些书，解放以来，没有重印过，例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的许多书，还有不少书，从来不曾有过铅字排印本，现在尤其应当重印，否则现存的少数木版原本，恐怕要不了几年，就会全部亡失。全国各地的古籍出版社，已在注意到这一情况，每家都重印了一些久已失传的古书。这是功德事，应当赞扬。不过，这些书中，也往往有美中不足之处。古人刻书，最重视版本源流。读者从这个刻本的各篇序跋中，可以了解这部古书的源流变易。现在有些新的重印本，删掉了历代编刻者的题跋，换上了新的序言或“出版说明”，也不交代版本源流，这就使做研究工作者感到不方便。有极少数重印的古书，把正文全部改编，而仍用原来的书名，这样处理，更不妥善。我以为重印古人著作，有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为保存文献资料。做这个工作，就应当照原本印，不删、不增、不改。二、为供应一般读者阅读。做这个工作，不妨大幅度改编原书。例如《东坡七集》，可以打通改编，但仍需要一个原本。近来有几家出版社，用原书影印的办法来做保存文献资料的工作，我以为是最适当的。
排印古书，要加标点，这又是一个问题。从一九三○年以来，所有的古书排印本，没有标点错误的，恐怕一部也没有。标点错误最多的是引号。古人著书，引用前人的话，往往但凭记忆，很少照原文抄录。引文之下，往往接上自己的话。因此，引文经不起核对，下半个引号不容易落笔。我标点古书，特别是宋元明人的杂著，下半个引号常常不知应当放在哪里。因此，我想建议，标点古书，只要断句，而不用引号。
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必须附一个“引用书目”或“参考书目”，交代你的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范围，对你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外国学者的著作，都有这种附录。
而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大多没有这种目录。这可以说是没有养成这种优良传统。
最后，还得提出学术研究著作中的剽窃现象。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
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他的创获了。那位历史教授忿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和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得出这个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文，新观点，新理论，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
外国文学的译本，近年来也看过一二十本，不过看完的很少。因为一遇到该叹息的地方，就放下了。有很多译本是集体翻译的。一本二十万字的小说或文艺理论，有多到六名译者的。非但译文语言水平有或大或小的差距，有几本书中连译名也没有统一。有些译文，上下文语气不接，猜也猜不出来。不知是漏排了一二句呢，还是译者因不懂而跳过。
大多数译本都不交代原书的书名和作者名的原文。译者或编者大约以为读者都不识外文，所以无此必要。其实这是介绍外国文学的一大缺点。如果让读者知原书的书名原文，就对读者学习外国文学有帮助。其次是给图书编目人员以方便，让他可以在每一个译本书名下注出原书名，使利用这个资料的研究工作者知道某一种外国作品已有多少译本。
书是社会文化教育工具，不要以为译一本小说，目的仅仅是供应一本小说。这一意义，似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没有注意。
《书林》和《读书》是目前南北两本关于书的刊物，它们的内容似乎都以书评为主，而且又似乎以好评为主，有些像是出版社的广告刊物。《书林》编者敦促我写稿，我既不想为任何佳著捧场，也不敢写出纠谬正误的文章，得罪了人。只好实事求是，谈谈我近来读书的观感。一口气写了三千字，爽爽快快的发泄了一下。这里所谈到的，有些是“做书”的技术问题，有些是出版事业的风纪问题，我虔诚希望著书的，译书的，和“做书”的同志们，能采纳我的刍荛之议。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诗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几个青年人谈到诗。
我说：诗言志。
青年甲说：文何尝不能言志？
青年乙说：诗也可以抒情，不光言志。
我说：言志就包括抒情在内。
青年丙说：感情和意志不属于同类，包括不进去。
我说：“诗言志”是和“文以载道”区别开来的。
青年甲说：区别不开。“言志”就是“载道”，“载道”必然“言志”。天下没有无道之志，也没有志外之道。
我说：那么，全否定了。诗到底是什么？
青年乙说：诗是韵文。
我说：赋也是韵文。
青年丙说：诗是句法整齐的，讲究格律的。
我说：赋也完全一样。况且，还有句法不整齐的诗。
青年乙说：诗是用形象思维的。
我说：古诗就不用形象思维，为什么还是诗？
青年丁说：诗是有讽刺作用的。
我说：鲁迅的杂文也有讽刺作用。这不是诗的专利。
青年丙说：诗是温柔敦厚的教材。
我说：穷凶霸道的人，读一辈子诗，也不会变得温柔敦厚。
青年甲说：这是指作者。一个温柔敦厚的人，写出诗来，表现他的人格、性情。
我说：自我表现，不一定要用到诗。写文章也可以。待人接物，从实际行动中，更容易表现。
青年丁说：我想起来了。有一位诗人说过：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我说：这个武器杀不了敌人。三八式步枪还嫌差劲呢！
青年乙说：也有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