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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不愧是个论诗的老手，他这一段话，已把《雨巷》这首诗论定了。现在本书编者要我再写一篇，谈谈这首诗，我觉得无法做翻案文章，因为我的意见也和之琳一样。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著名词句。望舒作《雨巷》，确是融化了这两句词的意境。同时，他那时正在译英国世纪末诗人欧纳思特·道生的诗，那种忧郁、低徊的情调，使望舒有意无意地结合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感伤情调中。所以，这首诗，精神还是中国旧诗，形式却是外国诗。
这首诗，发表在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上，当时编者叶圣陶（绍钧）先生极为赞赏，读者的反应也极好。但是，望舒在编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的时候，却把这首诗删掉了，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明了这首诗的时代性，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印出了他的《尝试集》，是一种形式解放了的旧诗，北京一群新诗人，如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康白情，还有上海的刘大白，他们的诗，用的语言是白话，形式是自由诗体，但精神还是中国旧诗。戴望舒这首《雨巷》，还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他把“雨”和“丁香”用象征（隐喻）手法来表现，显得有点儿洋气。
在三十年代初期，望舒已不满意他这一种创作方法。不满意的理由，就是卞之琳所说的，“显得浅易、浮泛。”从此以后，望舒的诗作中，不再出现《雨巷》这样的音调和低徊情绪。在《望舒草》中删掉了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
一九八七．七．十一
奥维德及其《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ArsAmatoria）是古罗马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书。它既被斥为坏书，又被誉为天才的著作。作者奥维德的全名是波孛利乌思·奥维提乌思·纳索（PubliusOAvidiusNaso）。公元前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离罗马城北九十英里的苏尔莫（Sulmo），现在称为苏尔莫纳。这是现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山川清丽、风景幽美的地区。奥维德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山民，虽然不是贵族，论门第也属于有清望的大家。
就在奥维德出生的那一年，罗马爆发了内战。久欠粮饷的饥饿士兵起来暴动，杀死了两位元老，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内战延续了十年之久，成为罗马史上灾祸最残酷的年代。
幸福的家庭生活，使奥维德没有受到政治、社会动乱的影响。在十二岁的那年，他和他的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起到罗马和雅典去求学。四五年之后，兄弟二人都通过了文法学的考试。十七岁，学成了修辞学，这是罗马青少年教育的最后历程。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学者，亚雷利乌思·傅思古思（ArelliusFuscus）和包尔修·拉脱洛（PorciusLatro），都是奥维德的业师。
按照罗马制度，一个青年人在完成正规教育以后，必须服兵役一年，然后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但是奥维德没有入伍，他和另一位青年诗人一起去作了一次“壮游”，这是对门第较高的青年的特许，可以游学来代替服兵役。他在希腊、西西里岛等处漫游了三年，得到许多浪漫的遭遇和见闻，后来都成为他的诗料。
回到家里，他的哥哥已经病故；这使他不得不找一个正式工作以维护家声。最初，他当了警官之类的差使，他感到不乐意，辞职不干。接着去当了一阵子法官，也不乐意，又不干了。于是向家里宣称，他决定到首都去做作家。这使他的父亲很不愉快，但是还容忍着，希望他去成为一个散文家，将来可以当修辞学、逻辑学教授。可是奥维德却宣称自己要做一个诗人。他父亲大不高兴，训斥了他一顿，还说：“你即使成为荷马，也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鬼。”
为了获得一个青年诗人显然需要的社交生活和醇酒妇人的享乐，他来到首都罗马。
运用他的美丽的辞藻和热烈的情感，他写了许多诗篇，呈献给各阶层的美貌女人，从名门闺秀、公主贵妇到歌伶名妓。要不了多久，他的声名鹊起，罗马城中所有的女人都对他张臂欢迎。于是他先后写出了《情诗集》、《神与巨人的战斗》、《女杰传》、《妇女美容剂》和《变形记》（有中文译本）等名篇，极为当时罗马士女所喜爱，因为这正是罗马的颓废时间，在酣歌恒舞、醇酒妇人的各级社会中，奥维德的诗是投其所好的。
当时的罗马社会，正是新旧思潮矛盾尖锐的时期。旧派的清教徒要维护传统的道德、伦理、节俭的生活方式，得到家长、宗教和官方同意的婚姻关系，但新一代的青年却突破一切传统，要求生活的自由，恋爱的自由，以享乐为人生的目的。当时执政者奥古斯妥（Augustus）的家庭，就是新旧两派斗争的中心。奥古斯妥的妻子李薇亚（Livia）是严肃的保守派，她生活朴素俭约，重视传统道德，据说她穿的是自己织的羊毛衣。另一方面，奥古斯妥的女儿，执政官兼舰队统帅亚格列巴（A－grippa）的妻子茹丽亚（Julia），是一个放诞不羁的新派女人。她爱好诗酒乐舞，左右簇拥着一群才情浪漫的青年男女。据说她穿的是从东方运来的丝绸，轻绡雾縠，有人指摘她和裸体没有什么不同。
李薇亚的支持者有她的和前夫所生的儿子谛贝里乌思（Tiberius）和一批元老，还有些著名文人，如诗人弗拉古思（Flaccus）和史学家李维（Livius）。这个集团，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却不校茹丽亚手下有广大的青年群众，包括诗人奥维德。他们奉她为盟主，托庇于她的权势，在罗马城恣肆地过着享乐生活。奥古斯妥在李薇亚和茹丽亚之间，依违不定，因为他自己对保守和革新，还是想不定，该怎么办。
但是，由于李薇亚和谛贝里乌思的坚持，要采取措施，整顿风化，奥古斯妥于公元前十八年颁布了几项法令，有《婚姻法》、《惩治淫乱法》等总称为《茹丽亚法令》，这是对茹丽亚集团的警告。这些法令维护旧式婚姻的伦理基础，女儿和人私通，家长可以当场把奸夫淫妇处死。丈夫也可以处死有外遇的妻子。妻子不生儿子，可以离弃。不承认自由恋爱而未经家长同意的婚约。纵容或教唆他人有淫乱行为，与犯淫乱者同罪。
这样，在青年人的爱情生活中，布下了重重荆棘和罗网。史学家费莱洛（Ferrero）在《罗马兴衰史》中慨叹道：“从此，在爱神阿弗洛第特的领域中，建立了恐怖统治。”
公元前十二年，茹丽亚的丈夫亚格列巴病故，李薇亚说服奥古斯妥把茹丽亚嫁给自己的儿子谛贝里乌思。茹丽亚的浪漫行为暂时收敛了一下，但社会风气并未好转，青年人的奢侈享乐，稍为隐蔽而已。即使如此，也不长久，一二年间，茹丽亚故态复萌，放诞如故，恢复了一切豪奢的风流生活。公元前六年，谛贝里乌思获任五年期的护民官，但他无力驾驭茹丽亚，又看不惯罗马社会的糜烂生活，一怒之下，取得奥古斯妥的允许，住到罗特岛（Rodes）上去隐居了。
在谛贝里乌思退隐之后四年，即公元前二年，奥维德写出了《爱的艺术》。显然，这是对《茹丽亚法令》的公开对抗，但当时还没有被重视，虽然茹丽亚给他以肯定的赞赏。不久以后，茹丽亚手下有一个自由民费倍①，迷，受人教唆，揭发了茹丽亚许多荒淫行为，登时就掀起了一场大狱。按照自己颁布的法令，奥古斯妥必须把自己的女儿判处死刑，经过了一阵子的暴怒和痛苦，他终于免了茹丽亚的死刑，把她流放到一个名为般达塔利亚（Pandataria）的孤岛上。
四年以后，谛贝里乌思回到罗马，由于茹丽亚和亚格利巴生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谛贝里乌思成为奥古斯妥的首席亲信。从此，在他的支持下，那些保守的清教徒派的势力又抬头了。他们要对那些耽于声色的享乐派采取措施。茹丽亚的党羽，在茹丽亚倒台的时候，本来已大受打击，但他们不汲取教训，不久就结集在小茹丽亚左右。小茹丽亚是茹丽亚的长女，非常像她的母亲，也是一个放诞风流的女人。她新近嫁给一个大贵族爱米利乌思·保罗思，但还是行为不检。清教徒派又揭发了她的淫乱事件，于是又掀起了一场风化案子。结果是小茹丽亚和她的情人西拉奴思（Silanus）一起免死，流放到一个名为特莱梅罗的荒岛上。有几个和此案牵涉的人，也同时被判了流刑，其中就有诗人奥维德。据说小茹丽亚和西拉奴思在月神（lsis）祠中幽会的事，奥维德是参与秘密的。
因此，奥维德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参与淫乱行为，一是写作诲淫诗篇。从此，奥维德的著作全被禁止，公共图书馆的藏本也一律销毁。奥维德被流放到寒冷的地方，多瑙河口的一个小城托米（Tomi），公元十八年死在那里，年寿六十。在流放中，他写出《哀愁集》和《爱药》，以表示忏悔。
①解放了的奴隶，称为自由民。
《爱的艺术》全书三卷，第一卷《如何获得爱情》，第二卷《如何保持爱情》，第三卷《女人的良友》。第一、二卷从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上对青年男女指导如何处理爱情问题，第三卷专为妇女说法，他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赞扬妇女的才智并不低于男子，鼓励妇女要更主动地对待爱情生活。这些观点，在当时，事实上是很民主，很进步的，如果不是为了书中有许多色欲的描写，歌颂纵欲的享乐，这三卷诗本来是严肃而纯正的，不至于被目为不道德的淫书。
《爱的艺术》，因为曾经是禁书，故流传下来的古抄本很少。现在所存，仅牛津、巴黎、维也纳，各有一部。牛津本只有一卷，巴黎本三卷俱全，还附有《爱药》全篇。
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近代译本，都从巴黎本译出。有些译本将淫秽的诗篇保存拉丁原文，不予译出，这样，只有能读拉丁文的学者才能读懂，大大地限制了读者群。有些译本，完全删掉了猥亵部分。
这个中文译本是戴望舒从法文删净本译出的。一九三一年曾由上海水沫书店印行过，改名《爱经》，仅印一千册，流传不多。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予以新版重印，不仅因为它是罗马文学史上的名著，也为了它反映了罗马颓废时期的社会现实。至于诗篇本身，既删净了所谓不道德部分，便显出了其他的积极意义。
附录几段欧洲学者对本书的评论，以代本文结束语：“《爱的艺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最不道德的诗，但并不是最伤风败俗的诗。我们可以怀疑它对读者是否有严重的害处。”（英国马凯尔）“《爱的艺术》是一本幽默的教育诗，辞藻和内容是非常淫艳的，但它表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渊博的知识和精细的心理学。”（德国史学家杜菲尔和许华勃）“《爱的艺术》的第一特点是幽默，因为它寓严肃的教育意义于轻浮的内容中。……而且它把罗马人的社会生活忠实地记录下来。”（德国向茨）“奥维德非常讽刺地处理了他的题材。这部诗集完全是讽刺女人的。虽然不如茹汶那尔的《第六讽刺诗》的尖锐刻毒，效果却并不较校”（英国罗马文学史家渥文）“《变形记》和《爱的艺术》都是为高度想象力的天才作品，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
正如《唐璜》是拜伦的最伟大的作品一样，《爱的艺术》是奥维德最伟大的作品。
他运用韵律和辞藻的才能已达到了顶峰，他的观察力的生动、精细是无可比拟的。”
（英国文评家麦考莱）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写《唐诗百话》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中止了文学创作，一直生活在古典书城中。这是职业改变的结果，倒不是“江郎才颈，写不出东西来了。要说写作，我的主观愿望，宁可写小说，而不想写什么学究气的研究论文。我的古典文学知识，只够应付教学，谈不到研究，因而也从来不想写关于古典文学的文章。但是，经常会有一种苦闷。在大学里担任了十多年教学工作，每逢填写表格，在“有些什么著作”这一格中，我总感到无法填写。我的著作？只有五本小说集，两本散文集。这些都不是学术著作，填写上去未免给“教授”职称丢脸。一九五七年以后，幸而被剥夺了任何著作的出版权利，也不再要我填表格，这样混过了二十年，倒也心安理得。
三中全会以后，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获得第二次解放，表格也接着来了。还有人邀我去参加各种学会。这一下，我的苦闷也回潮了。怎么办？该写一本关于古典文学的小书出来充实充实表格了吧？于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同志来找我，希望我提供一二种出版物。
我才下决心写一本关于唐诗鉴赏的书。当时就拟定了书名《唐诗串讲》，约期一年交稿，让出版社列入一九七九年的出版书目。
一九七八年，我用全力来写这部书稿，到年底，写成了五十篇。关于唐诗，过去也曾写了一些文字，但都是课堂教学用的讲稿。我早知道，我只会写讲稿，因此，书名就标明“串讲”。五十篇写成，自己读一遍，果然，讲稿气味很浓。我感到有点扫兴。另一方面，五十篇只写到中唐诗人，似乎本书还没有全。于是，一边修改成稿，一边继续写下去，一九七九年，只写了十多篇。
两年的写作，我对唐诗的认识有了转变。我才知道唐诗也该用研究方法去鉴赏。过去，包括我自己，只是就诗讲诗，从诗的文学本身去理解和鉴赏，因而往往容易误解。
一个词语，每一位诗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个典故，每一位诗人有他自己的取义。每一首诗，宋元以来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如果不参考这些资料，单凭主观认识去讲诗，很可能自以为是，而实在是错的。
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杂务太多，又出门旅游，开会，只能抽暇修改了一些旧稿，新写的只有二三篇，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写下去了。一九八三年，生了一场破腹开腔的大病，在医院里住了十八个月，居然不死。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回家，身已残废，行走不便，只能终日坐着。这就给我以安心写文章过日子的条件。我立即继续写下去，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写满了一百篇，总算大功告成，放下了一个重负，履行了对出版社的诺言，虽然已愆期交货。
现在看来，这部书比较的像是一种新型的诗话，因此，改名为《唐诗百话》。我曾有一百首欣赏碑版文物的绝句，名为《金石百咏》，一九七九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又选定了一百块书法佳妙的唐碑，加以叙说，名为《唐碑百逊，从一九八一年起在香港的《书谱》双月刊发表。现在加上这本《唐诗百话》，可以说是我在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自己的“三百方针”。遗憾的是，我已退休，没有表格需要填写了。
《解放日报·读书》专刊的记者来访，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唐诗百话》。我就把我的情况汇报如上，响应巴金同志号召，句句是“真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读杨绛《洗澡》
在两个35℃大热天，看完了杨绛的《洗澡》。有些随看随生的意见，想写下来，做个《读书笔记》，或曰《备忘录》，也不知该如何写法。生来不会写书评，我这些意见也不是评论这本书，只好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算是我看过这本书的记录。
我已有好几年没有看完一整本创作小说了。常常是，抓起一本小说，看不到二三十页，就碰到了“不辞而别”、“羞羞答答”、“尽力而为”这一类似通非通的成语或滥调，我就把书丢下了。这本《洗澡》，自始至终，没有迫使我丢下，作者毕竟是钱钟书夫人，自是语文高手。说来也可笑，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他的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精神表现在全书的对话中。一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不是为故事展开服务，就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一部《红楼梦》中的许多对话，绝大部分都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没有这许多对话，就没有一部《红楼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