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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鲁彦第二个小说集，也是他自己认为满意的。我们现在依据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初印本，改正错字，重排印行。鲁彦的著作，数十年不见于书市，现在的文学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学运动初期有一位为鲁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鲁彦。我现在把《黄金》编入《百花洲文库》，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为现代青年供应一种温故知新的文学读物，同时，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为亡友延续其作品的生命。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明人小品逊序
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逊，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
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
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友人孔令俊正闲着没事做，就想到编一部作家书信集，也是为“稻粱谋”的一个办法。他去找几个朋友一谈，大家都乐于帮助他成此好事，因为这种帮助很容易，只要把自己手头所有的作家书信借给他抄录就是。
令俊的书很快就编成，命名曰《现代作家书简》并且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给他写了序言。这样一来，谋求出版就不费事了。可是没想到抗日战争爆发，令俊这本书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时候，读书界的心情已经变了，文艺书的发行渠道也多阻塞了，于是这本书就好像没有引起注意，一直被冷搁着，直到解放以后，更没有人知道有这一本书。
闭关三十年之后，我们的文化门户终于随着经济一起敞开。于是我们陆续看到令俊这本书的台湾、香港翻印本，又看到台、港及外国人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中对此书的引用和评价。可以揣知，海外各个文化研究所中，都以此书为重要参考资料。由此种种信息，我们才知道令俊这本书，尽管在大陆已经冷落了几乎四十年，可是在外边却极受重视，它非但没有被岁月所消灭，反而随着岁月之消逝而更有效用。
《现代作家书简》的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种真切的、坦率的文学作品，是散文文学的一个类型。一位作家对他的朋友或后生说老实话，处理真实事，而你在窃听或旁听，这就使你和作家更接近，因为你看到了作家生活的内层。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内容，对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又是一种可信的文学史料。这是鲁迅的序文中所指出的。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曾重新排印了这本书，上海书店也影印过，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缺，但还不知道在大陆的读者中间，这本书发挥过什么效用？
当年，令俊收集到许多作家书简，在编集的时候，还留下了不少暂时不便发表的资料。一九五二年间，他曾和我谈起，打算收集一九四○年代的作家书信，加上他在三十年代编余的资料，再编一本续集。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这本续集始终没有编成。
但那些资料却至今还在他的文件筐中。现在，他的长女海珠把那些书信整理清楚，并加入一些新得的资料，编成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二集》，以完成她父亲留下的工作。
不定名为“续集”而名为“二集”，这说明海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有计划。她还打算收集从五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书信，编成三集、四集……作为新文学史料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以为海珠这一工作是极有贡献的。
海珠要我写一篇序文，义不容辞，我答应了。但是好久写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补充鲁迅的序文。现在我只能把她父亲当年开始编此书的情况谈谈。我认为，令俊当年选了一个不朽的编书题目。他那本书信集，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愈久，愈有用处。它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将与周亮工的三部《尺牍新钞》比美。海珠继承父亲的遗志，将努力于作家书信的编集工作，可谓“中郎有女”，也是值得赞扬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域外诗抄》序引
《域外诗抄》预告了五年，今天总算编定了。从收集、润色、抄写到编定，足足费了我四年时间，在我所曾印出的单行本著译中，这一本算是最难产的了。但是，五六十年间，随时即兴译出的外国诗篇，居然能编成一集，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印行，在一九八○年前，还是我不敢设想的。
从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我国的新诗，经过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尝试，已经逐渐地在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新诗，在很大成份上已摆脱了旧诗的拘束，而分别和外国的诗坛合辙了。英、美、德、法、俄罗斯和苏联，乃至日本，这些国家的近代诗人，对我们的新诗人都有过影响。我这本译诗集，能够列入《诗苑译林》；与众多的译诗同志一起，对外国诗尽一点介绍之责，对青年诗创作者提供一些借鉴的参考资料，我私心引为荣幸。
这一本集子是按照我翻译的年代先后编定的。英国和美国两部分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所译，那时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流在美国被称为“新诗”的作品，因而我所译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诗。抗战期间，在长汀厦门大学，看到几本希腊诗，于是也选择了几十首。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得到一本英译的波兰诗选，于是又译了不少波兰诗，在上海《大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部分。一九五○年代，读外国诗不多，但碰到一些介绍西班牙诗歌的译本，又随手译了几十首。一九六○年代，忽然又对外国诗热心起来，想编译几种外国诗选，第一个计划是选译法国和比利时的象征派诗，于是就动手选择，打算译满一百首，就可以编一个集子。岂知“浩劫”从天而降，一百首没有译满，非但诗兴阑珊，连已译成的稿本也被抄去了。今年，正在抄写失而复得的法国诗和比利时诗，无意中看到一本《丹麦诗逊的英译本，诗兴复萌，重理故业，又译了十八首。我现在按照这样一个译诗的历程编定我的译诗集，作为我译诗经验的里程碑。诗是不可能翻译的，尤其不能从译本中再译。我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是从原文译的，但我还不敢自信已译得不失原意。有些是对原诗还没有完全了解，有些是我的外文水平不够，没有看清诗意的结构。我看过外国人译的中国诗，有许多译文使我失笑。以彼例此，我就决不敢自许我的译文了。法国诗有许多英译本，对读之下常常发现它们不能完全契合。英译本往往改变原意或增加词语，如果我从英译本转译，和原诗的差距必然更大。法国人译的英、美诗，也同样有此情况。我译的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诸国的诗，均从英译本转译，也就只对英译本负责。
关于译诗技巧的理论与实践，也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要照顾到原诗的音节和押韵法，原诗每行用十二音节的，就译成十二个汉字，用十个音节的，就译成十个汉字；韵脚也要依照原诗的用韵法，改成汉字韵脚。有人主张原诗的诗意结构或语法结构都应当保存，故应当一行一行地直译。我以为这些观念，都不很适当。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面三项都属于语言文字，这是无法翻译的。我们翻译外国诗，恐怕只能要求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我对于自己的译诗工作，也只希望能做到传达原意。如果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也就可以满足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
《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
《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四婵娟》注释本序
浦汉明寄来她编注的洪昉思《四婵娟》剧曲，打算印行，要我写一篇序文。这可使我为难了。近年来，我虽然为老朋友或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几篇序文，但那些著作都是我熟悉的，写序文多少总有话可说。现在这部著作是古典戏曲，这一行的书，我已整整四十年没有涉猎了。虽然在六十年代还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过《长生殿》的《骂贼》和《闻铃》，总的说来，我对古典戏曲始终是外行。这篇序文，我踌躇了三个月，不知该如何落笔。
《四婵娟》是洪昉思的一组小品剧作。他摹仿徐文长的《四声猿》，以四个杂剧，统率在一个剧目之下，成为一个组剧。它和《西厢五剧》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四声猿》我在年轻时看过，《四婵娟》现在才看到。洪昉思写了四十多本传奇、杂剧，著名而盛行的只有一本《长生殿》。《四婵娟》极少上演，早已成为仅供阅读的曲本，而刻本也流传极少。郑振铎曾得到一部，编印在《古本戏曲丛刊》中，这已是一九五○年代的事。《古本戏曲丛刊》一共出了四集，每集售价一百元。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图书馆收藏此书，都作为善本书处理，因此又不是一般人能借阅。现在，汉明把它抄出来，加以注释，并冠以一万余言的序论，谋求排印，使它成为大众可得的读物，这个工作，已经值得赞扬了。她为洪昉思做了一件好事，为古典戏曲的研究和欣赏者做了一件好事。
翻阅汉明这部文稿，使我想起了她的父亲，清华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浦江清。江清是我的松江同乡，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均曾为同学，又是最相知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几乎无日不在一起。中学毕业后，江清考入东南大学，我考入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只有在暑假回家时有一个月的聚会。大学毕业后，江清在清华大学当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我在上海当亭子间作家，此后的岁月，我们就比较疏远，连通信也没有过去的勤了。
江清在东南大学原是修英国文学的，进了清华园以后，逐渐放弃英国文学而热中于古典文学。在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下，他的研究方法也走上了考证的道路，于是他写出了《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同时，听说他又对元明戏曲发生了兴趣，这或许是受了王国维、吴梅的影响。不久，又听说他非但深入到戏曲研究，而且还很高兴唱曲子。他和俞平伯、朱自清、陈岱孙等人办了一个谷音曲社。
一九三三年，江清在清华任教已满五年，照例可以休假一年，并以公费出国游学。
他决定到英国去，暑假中到上海来候船，住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