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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情，于是我就找最动听的话去安慰她。你要相信我做安慰工作的水平（只要心情好我做什么事都有水平），反正过不了多久，她肯定会破涕为笑，而且变得特依恋，特温柔，像个孩子似的钻在我怀里，久久不出声——像在吸奶，又像被无穷的幸福醉倒了。我太喜欢她这个样子了，喜欢就想来那个……我发现，每次这个时候我们做爱总是特别成功，所以事后我常常这样狡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一次爱。”
事情最后这么结束应该说是很不坏是不？但问题是不会永远这样的，比如有一天，我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哭，而是用冰冷的眼狠狠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恶心。我真想再补她一记耳光，但又想这太过分，于是就一摔门出走了之。
这样也好。但也不是永远这样，比如又有一天，我又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用冷眼看我，而是像只母老虎似的朝我扑将过来，跟我激烈地厮打。你们想想，她能打得过我吗？打不过她也不认输，干吗？毁我的东西。
“你放手！”
“嚓！嚓！嚓……”一沓稿子撕成碎纸片了，而且肯定是我刚写的。
“你敢摔！”
“嘭——！”这下一只陶罐碎了，它是我从郑州背回来的。
“嘭——！”又一只。
“嘭——！”又一只。
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真正的没法过。我们之间所有有点好、有点回忆价值的东西，毁的毁，弃的弃，忘的忘，伤的伤，痛的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像我们想像的一样成功、美满。尽管我想得很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要说我对她不忠，那是没有的事，不是没机会，而是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因为……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我心理有障碍：我怕卷入一种更复杂和说不清的无聊之中。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算是认定了，就是我们俩的缘分已尽，长远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想到离婚。
“我们离婚吧。”确实是我先开的口。
“好啊，”她答应倒是很爽快，“给我十万块钱，我就离。”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因为我没钱。
“那你就别提离婚的字。”她否认得也很不犹豫。
“你不想离就好好过。”我缓了口气。
“谁说我不想离？给钱就离！”她的口气更大。
“你明知道我没钱。”
“没钱就不离，我才没这么傻，值钱的时候你说要就给你了，现在不值钱了你叫走就走，没这么简单。”
你们看看，她把自己当什么了！
还是那个老同学，真难为了他，每次吵了架，他就来劝架，听我无休无止的牢骚，替我里里外外地把脉，分析。他分析的结果，认为我们的缘分还没尽。
“为什么？”
“你今天没钱她跟你要钱，这说明她不想离婚。”
“不想离就好好过嘛，我又不是非要离。”
“女人就是这样，胆子小，毛病多，为什么说女人难养？女人不是一面鼓，可以随随便便地乱敲，怎么敲听上去都欢欢喜喜的，女人是把小提琴，别别扭扭的玩艺，非得你刻刻苦苦练上几年才能弄出点像样的声音。
“我是她的鼓。”
“差不多，男人都是女人的鼓。”
“她把我敲坏了。”
“她也敲得很累。”
“真不如咬咬牙离掉算了。”
“问题是她不跟你离。”
“怎么办？”
“没什么办法，凑合着过呗。”
“我真他妈想离。”
“你从哪去弄这十万块钱？”
是啊，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弄不到十万块钱。不，说不定哪天我发横财真有了十万块钱，她没准就不要钱而要其他的了。这很可能，是的，这很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好起来总是有止境的，而一旦坏起来却是永无止境的。
2000年5月
·22·
三朵玫瑰
秘密的经典
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代表的都是昔日的荣耀或重要，它们在留下时间和历史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它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伙伴。所有成长起来的人都老了，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死了，但他们的伙伴却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越老越壮。因此，它们不但属于我们的祖先，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它们变得像时间一样长生不老，又像空间一样辽阔无垠。它们是所有，也为所有的人所有。
现在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论经典，这种“经典”不是所有，也不为所有人所有。
二十年前，我是个数学课代表，和我们数学老师，包括他年轻的妻子有着良好的关系。二十年前的十年前，我老师跟当时很多人一样被原来的单位和家庭抛弃，来到了我们中学。他没想到，从此他却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生浪漫又勇敢地做了他妻子。除了耳朵有点背，我觉得我们数学老师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复旦”的学识使他把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变成了数学天才。黄昏的校园里，我时常看到老师和他年轻的妻子并肩散步，他们远走的背影常常令我浮想联翩，梦想出自己将来的种种浪漫和幸福。
夏天来了，学校里空荡荡的，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和老师告别。师母告诉我，老师去县城了，我需要等待才能和他告别。从中午等到下午，又等到傍晚，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等到老师归来，倒是等到了一场倾盆大雨。雨是傍晚前突然发作的，它的匆匆而来似乎预示它必将匆匆而去，不料它却迟迟不去，甚至越演越烈。我不知道这场疯狂暴雨将老师留在了县城的谁家里，反正我是被这场该死的雨尴尬地搁在了老师家中。好在师母盛情不倦，多少令我些许安慰。看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将我安置在一张临时架设的钢丝床上。也许是钢丝的柔软，也许雨夜的凉快，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利用我做梦的时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变得晴朗，师母变得无法让我继续酣睡。
像有根毛毛虫跌入了耳朵，我醒来，听到一个悲切的呜咽声缭绕不散。呜咽声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牵到了师母房前。纱门是挡不住目光的，何况还半开着，我看见银色的月光在师母抽动的肩膀上如水荡漾。我怯懦地喊道——
师母；
师母；
师母……
不知是喊声太小还是过分悲切，师母对我的千呼万唤置若罔闻。
无奈中，我轻轻地推开纱门，抬起脚步，一边迈着，一边喊道——
师母——一步；
师母——两步；
师母——三步……
我没有觉得这样往前走会走到师母的怀抱里去，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我走到师母背后时，她突然转身把我紧紧抱住了。
一个银色的夜晚，一个曾经浪漫和勇敢过的女人，就这样再次展露了她特有的浪漫和勇敢。但这次的浪漫和勇敢似乎远远超过了前次（对我老师的那次），以致把她自己都吓坏了，更不要说我。在我重新回到钢丝床上躺下时，她不知怎么的突然跪在我面前，要我发誓一切都没发生，或者说一切都在梦中。
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是无法分摊给别人的缘故吧，这个银色的夜晚一直完整又牢固地盘踞在我心中，伴随我度过了每一个白天和夜晚。谁知道要没这夜晚我这一生会变成另外的什么样，但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这个夜晚我如同拾到了一笔不义之财，我将它秘密地存在银行里，多少年来我从未去动用过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在动用我，对我发生点点滴滴的作用。
我永远不会说我的这个师母是谁，但我要说，这个银色的夜晚对我来说就是经典。而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典。与通常意义的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是个人的、秘密的，但除此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致陌生女人
我是去广西河池走亲戚的，初次出门使我对这次孤独远行有着莫名的惧怕。火车到湖南衡阳时，我的神色一定变得十分慌张，因为我将在此地转车。深夜11点多钟，月台上人影稀落，我下得车来，甚至不知如何出站。出得站来，又不知如何办理转车手续。一位流动售货员看我手上捏的是至河池的通票，告诉我应去“那里”签票。我顺她手指方向看去，看到的是昏暗的夜色。我往昏暗中走去，走进了一条冷僻的小弄。走一会，我又怀疑地退转回来，因为我简直不相信这小弄能带我去签票的地方。
刚回转两步，我看见一个人影闪入小弄，橐橐地向我走来。昏暗中，我看不清她脸，只觉得娇小的身材，甚至走路一冲一冲的样子，都很像我一个表姐。我是决计要请教她的，所以一近身就主动向她打问。她看我一眼说，走吧，我也是去签票的。她带着我走，一边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去哪。我说是哪。
她说，那我们不是一路的。
那我该去哪儿签票？我停下来，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她奇怪地看我一眼，笑着说，你没坐过火车吧？签票都是一起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第一次出门。她问我多大，我说18。也许是为安慰我，她说她在我这么大时也没出过门。她声音柔柔软软的，吐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跟我表姐不一样。
出小弄，便看得到签票的窗口了，没几个人在窗前。我们过去后，自觉地排了队。她让我排在前面，所以我先签了票。当她也签完票掉头要走时，突然看我还在一旁立着，便过来问我签的是哪趟车次。我将票递给他。
她看看说，哟，是明天中午的，你该找个旅馆住一夜。
可……我嗫嚅道，你……不找旅馆？
她说，我马上就走，没必要找旅馆。
那、我……怎么办？我又嗫嚅起来。
我慌张无助的样子表明了我不是非要缠着她，只是需要她帮助。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带你去找家旅馆。
于是我们又从小弄返回去，穿过车站广场和马路，去找旅馆。
七月的衡阳，暑热难挡，大街上躺了很多人，原以为这样旅馆就会好找，结果找了两家都说没床位。第三家稍为上点档次的，说有个双人间，十块钱一个铺位。
行不行？
我咬咬牙说，行。
一进房间，我把东西一撂，准备送她回车站。她一边环视着房间，一边让我不要着急，说还有两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起来。这时我们话明显多了，彼此也有几分亲切。不知怎么的，她说她女儿比我还大一岁，使我大为惊讶。我问她有多大。
她说，可能跟你母亲差不多吧。
一说年龄，果然是我母亲的同龄人。但她确实不像个40多岁的人。
房间里没电扇，也没开水。聊着聊着，她突然起身出去，说是去买点喝的。我说我去。她挡住我去路不准。一着急，我又犯傻地说，我有钱，并着急地摸索起口袋来。
她突然格格笑起来说，我知道你有钱，但都是你父亲给的。
说着，轻轻拍打了下我额头走掉了。
当时已12点多钟，商店大概都打烊了，我等很久她都没回来，而我一天多来还没闭过眼呢，等着等着就困得不行，倚在床铺上瞌睡起来。我并不允许自己睡死过去，但就是睡死过去了。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是后来像是被什么突然惊动了下，我矇矇眬眬睁开眼，看到她正立在我床前，出神地望着我。
我也望着她，一动不动地。
忽然，她俯下身说，我要走了，小伙子，再见。
不知怎么的，她双手像梦一样伸过来，捧住我脸，用力地亲吻着我嘴。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响应，只是睁大眼望着她。后来，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对我说，你很可爱，小伙子，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这样不好，就对不起了。接着又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说，这是表示对不起的。说完像风一样刮走了。
如果我当即追出去，一定可以追上她，但我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丧魂落魄地瘫坐在床上，像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坏了，或是被这从未有过的两个吻弄晕了。当我终于追出去，她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她。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牙牙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就感到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
过去了那么多年（15年了），我依然不知她是何许人，姓甚名谁。我记得她说过，她爱人是谁，这人是当时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曾想根据这一线索去寻找她，去真正认识她一下，但终因犹豫不决，也许是害怕，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去找过。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她还是不是那个主持人的爱人。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甚至已记不得她的长相和声音，但那用力的一吻却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仿佛两个幽灵
有些男人在一起喜欢谈论各自的艳遇，和那些喜欢谈论钱财名分的男人相比，我更喜欢前面那些男人。我知道，他们谈的不一定都是事实，但虚构的艳遇故事对我依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只是不知道对别人是不是同样具有魅力。为保险起见，我决定放弃所有道听途说的，来说一段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是艳遇方面的），我想只有这样，我才敢保证它绝对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
十年前，我在首都北京求艺时，经常伙同有良好居室的男士张罗一些家庭Party。迷离的灯光，迷离的音乐，还有更多迷离的东西，常常使女人们都变得迷离不堪。我深有体会地想，在这种地方，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可以追逐的。有人说，没有哪个女人愿来这种鬼地方，问题是这个人说错了。说老实话，我们迎来的女人虽然不多，但也不少，而且还在源源不绝地增多，几乎每一个Party上都可以看到一两张陌生的面孔。
冬天的时候，一个三流女歌手为我们大伙带来了一位姑娘，她穿一身黑，越发衬托了她牛奶一般的细皮嫩肉：她无可挑剔的姿色令在座的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除了娇好的姿色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宁静而矜持的神情。这种神情使她看起来像个淑女。
淑女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她确实没干什么，我们大呼大叫地喝酒，调笑，打闹，一个诗人和女画家甚至就在她身边喝上了“嘴中酒”（就是把酒含在嘴里又灌给另一张嘴），喝得大伙群情激扬，惟独毗邻的她，视而不见，声色不动，像个规矩的仆人。有人好心敬她酒，她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她不知道彬彬有礼在这里并不是受赞赏的风度，而是遭痛斥的垃圾。时过境迁，一个在其他餐桌上可能成为众星捧月的倩女丽人，在这张饭桌上已变得分文不值。
就这样，她很快离席而去，到客厅里独自听起了“随身听”。当我们酒足兴起，拥到客厅，打开迷离的灯光和音乐准备起舞时，她又像个影子样的不见了。所有男的，包括女的，都指责歌手带来了这么个“东西”：一个我们对岸的人。
歌手向我们连连致歉的同时也据理力争：谁都有启蒙的时候，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调教她。
她说得一点没错，但这里的人也许都是急功近利者。我没有看到谁去调教她，大家沉醉在眼前的迷离中，似乎都忘记了她还在这屋子里的某个角落。不过，也许很快就会离开。我相信，如果她要走，这里没有谁会挽留她的。
第二回合舞曲开始时，我被轮空撂在一边，无聊中我想起这屋子里还有个女人，也许有点烫手，但我想只要自己不去碰她又怎么会烫着呢。在卧室的阳台上，我找到了她，她正倚靠在阳台上眺望远处，臀部撅起的样子十分性感。
你是一个人吗？我无话找话地。
她回过头来，看了看我，浅浅地笑道，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个人，我就是一个人。
她的笑和调侃使我感到意外，也感到亲近。我说，这话应该我来说。
为什么？她显得很认真地。
我说，因为今天晚上你沉默不语的样子很不像个人。
像什么？
像天使。
她突然格格格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这是在讨好我吗？你是不是经常这样讨好女人？
我说，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
这么说我很荣幸哦，她落落大方地说，需要我感谢吗？
我说，你打算怎么感谢我？
她说，你想我怎么感谢你？
黑暗中，我觉得我不是在跟饭桌上的那个淑女在一起。我向她逼近一步，告诉我，你是谁？
她没有往后退，只是换了个姿势说，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她这个姿势让我感到她除了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