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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样三个系统，人格、专家、货币，应该可以说构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它们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我们不是说进入现代社会，就可以把人格信任扔掉，扔不掉，我们还是要靠这三种系统。
那么最后，要讲最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破这个题，就是“中国的信任危机”。我所以说中国发生了信任危机呢，就是我认为在这三个系统里，我们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简单的勾画一下。
从我们的朱总理上任起，他要做的事，当务之急之一，就是解决三角债。五年来怎么样呢？五年来三角债、多角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大家知道借贷是什么事情，借贷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在一个时间的断面上，他有钱没处花，他有闲置的资源，而你有一个项目要搞，或者你有生活的一个需求，但是你没钱，这样你们调剂一下，他钱干闲着也是闲着，他把它借给你，你给他一些利息，这样你的需求满足了，你的生产的资金有了，而他的剩余资金可以回收一些利息，就是经过大家的交换、通融，使得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我们的社会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借钱不还，这样就怎么样呢，这样就使我们的交流啊、借贷啊、受阻，受阻以后怎么样，受阻以后我们的经济效率就非常的低下。
比如说到我们大学来就读、来学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上不起学，那么就要有助学贷款。助学贷款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合适的一笔投资。国家把一部分资金给了最有潜力一批少年英才，那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事情。提高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当有了借贷不还这种现象的话，这个社会这种事情不好进行了，不好进行的损失不言而喻。
我们进入第二个领域，专家系统。我说了这是不对称的。你一个学生来了学校，你知道哪个教授行，你要听谁的选修课，你要靠教授系统给你评价出一个声誉来，你去选。你带着家里的病人，找地方看病，你知道哪个医院好，你知道哪个大夫好，你要靠人家给你提供的（评价），协和医院你相信了，教授级大夫你相信了，要靠人家给你评价。假设人家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假设那个评价系统都是人际关系相托，都是黑箱操作，都是裙带关系，那么受损失的是什么，受损失的是千百万顾客，是千百万学生，是千百万病人。他们被误导了，因为这个游戏玩的太脏，你们应该给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一种标签，让我们很省心，让我们进入这种简化的选择当中，让我们很放心。我们相信你们是专家，但是你们搞的都是什么呀。
再讲最后一个系统，最后一个系统就是人格系统的问题。人格系统的问题呢，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传销。在1998年中国政府取缔传销的时候，我接受媒体采访，媒体问我说传销是怎么一档子，我说就是两个字“杀熟”。就是有一些恶劣的经营者，要想跟生人去宰人家一刀啊，生人警惕性很高啊，人家上不了当，赚不来钱啊，最后就欺骗熟人，人家相信你，你在传销时告诉人家这个东西好买，能赚大钱，你把人家给骗了。你赚了人家的钱，因为人家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戚，你利用这种几十年的感情的资源，实际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当我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传销在西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很健康的销售制度。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搞不了，其原因一个在制度上，人家有一些制度我们不具备，不完备。比如人家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七天可以无偿退货，这叫冷静期。为什么退货？免谈，您没资格问我，冷静期这叫。
除了冷静期以外，还有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一个保障，就是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还有一个保障就是道德的保障。中国有句老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我套用这个句式就是“欺骗止于仁者”。假如说你今天把我给骗了，我还不是一个坏人，我觉得很懊丧，但我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是以你这种把戏再转嫁到别人，生人转不了，我转到一个熟人，不行找我表弟嘛，我转嫁到他头上。我不会玩这个事情，因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假如说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有这样一个道德底线的话，那么骗局很快就终止了，骗局没有传染性。那么骗局在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传染性呢？因为我们道德的底线已经没有了，开始“杀熟”了。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怎么开始“杀熟”了呢？我们的“杀熟”是从我们的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那个时候在五十年代，我们的政治运动要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里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批评、自我批评，与批评包含在一起，还有一个揭发。那么我就问您了，您批评，您揭发，您能揭发生人吗？您要揭发的统统是您的熟人，以至于我们要求揭发父亲，要求揭发。经过不断动员，最后我们的社会开始开干了，数万年建立起的一种熟人、亲人间的一种亲和，我们把这种亲和撕碎了。
有了这第一步，当你有了很多很多机会的时候，市场经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你那行善不是非给人家钱，你辛苦劳动做了好多馒头、面包卖给人家，那也是行善。你跟人家交换，给我们提供了经营的机会，给我们提供了行善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作恶的机会。没有一个社会，这是硬币的两面，没有一个社会光能给你提供很多很多好的机会，没有坏的机会。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所导致的撕破了脸皮，导致这样的一个悲剧，蚕食了我们脚下的基础，（杀熟）就开始膨胀起来，开始发作起来，开始传染起来，这才有了日后的大规模的令人惨不忍睹的一种“杀熟”现象。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信任有什么样的功能，我给大家介绍了有三种信任。什么样的机制使它运转的。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从众或少数人。最后我给大家讲述，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只是用最简单的一些粗线条的描述，在这三个领域中，我们统统都遇到了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以上是我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呢，您要听到的是网友对您的提问，看看您怎么回答。
第一位网友叫做“其实我是烟灰”。他说，我敬佩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郑也夫。你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看见什么不好就憋不住要骂人，中国象你们这样，具有批判精神而执着的人不多。归入正题，我觉得“中国信任危机”，是因为对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惩罚太轻。画了个破折号后面他解释，如果不守信而不受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无异于鼓励所有人都可以轻易的抛弃信誉，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不守信誉的机构罚的他破产，不考虑谁下岗。至于不守信用的人，您提到的增加社会可识别性的思路，非常有创意，除了建立信用卡制度，对哪些严重失信的人，我建议按照老祖宗的方法，在他们的脸上刺字，您看好吗？经过法律专家的专家评议，决定这个人他永远会存在信誉问题，就在他脸上刺字，“此人信誉有瑕疵”。
郑也夫：他说的这个办法呢，固然是极其残酷了，今天现代社会还允不允许是吧。新加坡打人家屁股几下，文明社会都不好接受。（但）这不是最要害，最要害关键就是没办法。比如我的学生搞一个调查，就是人大外面有个过街天桥，这儿曾经是卖假学历、卖假证的最中心的一个地带。北京，都到这儿来买。我的学生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是认为就是这些家伙太坏了，卖假证。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他是社会上最小的骗子。就是这个假证啊，为什么有市场啊，其实后面有非常深层的原因。其实一个用人单位啊，一个人来谋职来了，他给你递上他的学历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就识别出真假，你只要打个电话。
郑也夫：他关键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啊，他实际上是开绿灯的。卖假证这些人，所以活着，是因为实际上有些人帮他铺设了很好的条件。
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拿到假学历去到各处混世界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也是有可能被刺字的人，其实他们是很拙劣的。相反，我们真正的专家系统，我们内部产生的一些伪劣的产品，我们造就的一些不够格的人才，我们给人贴上了（标签）他是教授，实际他不够格。我们给他贴上（标签）他是博士，他是硕士，都不够格。这些人从形式上看，没有任何欺骗，没有任何伪劣，但实质上，用人单位，病人找他看病，那你惨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社会上防不胜防的事情，所以说刺字的事情，我不举手，我也不否决，我也不同意，我要是同意也太残忍了。但是关键是你找不着人，你找的人都是小爬虫，稍微段位高一点的高手，你根本奈何不了他。我们整个的教授系统的评价，我们整个学位系统的评价，就我所目及、所看到的，我们的学历通过是100％的，这100％的学历通过可是荒诞的、可是令人恐怖啊。它为什么？它使得社会上没有识别性了。
主持人：只要你参加论文答辩，全都过关。
郑也夫：我听说的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现在稍微宽容一点了，他们的资格考试（qualify）曾经是，一个学生念博士，念了好几年了，学了这么多门课了；qualify是50％通过不了。该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吧，找别处混去吧，这儿混不了了。所以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界上各地就业，是从来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从来没有下岗的，是因为他那个学历的含金量太高了。但是那个含金量是以砍掉50％来建立的，这些都是优质产品啊，都是绝没问题的，我们这儿是100％。
郑也夫：我跟您说，只要是淘汰率10％，这里的论文水平会提高一大截。
主持人：但是不想让论文提高一大截，希望大家都过关的人，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郑也夫：赚了今天丢了明天，你拿着这个学历，肯定不会像麻省拿着学历那样走遍天下。
主持人：对呀，以后我们拿着一个人大文凭，好几个骗子也都拿着了。
郑也夫：你是要轻易拿到一个东西，还是要拿到一个含金量大的东西。便宜没好货。
提问：郑老师，你好。我想，提出问题应该解决问题。面对“中国的信任危机”，我觉得无外乎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解决方案，一种是象中国传统统治一样，是德治还是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建立，就是让大家严酷地盯着这个人，对不守信用的人或者信用比较低下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然后，德治就是让我们用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大家道德的底线，然后给予信誉高尚的人以实利的回报，让他觉得道德是有用的，信誉是有回报的。这样的话，然后统一提高，就是全民道德的底线，来达到信誉危机的解决。您觉得这两种方式，觉得中国更适合选择哪一种，或者说是在侧重点上，应该偏向于哪一点？谢谢！
郑也夫：其实你想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敞开思路，你不要有一个成见，好象A和B就囊括了全部了，其实可能还有好多好多。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太愿意顺从着过去的一些思考模式啊，就是A和B啊，我可以给你简单的谈一谈建立信任的，解决信任危机我的一些思考。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产权的解决。为什么产权解决，对这个事情关系非常大呢？因为产权明晰以后，人们不追求短期行为，追求长期行为，人们很珍惜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商品的字号或者是商店的字号，人们很珍惜这个。人们为什么珍惜呀，其实是为了赚钱，荣誉可以换钱，一个好的名声能使自己的商品走得很远很远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做，还没有做完。
我自己更愿意强调的，因为前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讲的比较多，其实很简单，我自己更愿意强调讲的是一个社会要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记录。有了很多详细的记录，也可以促使的人们追求长期效益，而不是追求短期效益。当人们都追求长期效益的时候，那么社会的服务一定很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短暂的做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的时候，采访过张瑞敏。张瑞敏呢，他就是我说的这个逻辑，做记录。海尔的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出了问题，顾客把它送到维修部去，维修部打开这个家用电器，一查找，哪个元件有问题，然后看这个机器的牌号，就可以找到这个元件当时是谁做的。换句话说，在流水线上每个职工做每个元件的时候都要配号的，都要有记录的。这五百个是郑也夫做的，这五百个是阿忆先生做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到元件，可以对号入座，可以说最后这个元件就是阿忆做的。所以说，每个人啊就是知道，日后出了错啊，都能找到，翻老底，所以每个工人就不敢怠慢。就是你不要说好听的，把记录做详实了，你看还有没有事，什么事没有。
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是很理性，每个人都很聪明，甚至很狡诈。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把这些记录，把这些东西搞好。相反没有记录，有好多好的设想实现不了，关键就在于很多很多情况水是混的，只要水是混的，浑水摸鱼的人绝对不会少的。只要水是清的，大家就都很自爱。
再给你举个例子。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叫做《有限匿名制刍议》。“匿名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为了保护投票人的权益，不要造成矛盾，不要因为怕别人到时候不满意，给他施加压力，保护投票的时候的选择空间。但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匿名制”在中国玩，玩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玩的结果是“匿名制”保护了很多坏人。比如说我们要投一个人，三个人里选一个人做教授，那么别人托了关系，我就不投这个水平比较高的，就投这个水平比较低的人，反正是“匿名制”，因为投完了以后你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水非常混的。
我提出怎么办呢？我说“匿名制”还要实行，不要恶化单位关系，不要。这个选票是这样的，里头写着这张选票是我的，只是我的，里头写着郑也夫三个字，把选票折起来粘上了，看不见，对着灯也看不见，然后开始投了。我投谁？我投张三、李四还是阿忆，我投完了，投完了把它折起来。唱票的时候，看的时候只有结果没有（投票人）姓名。但是里面有（姓名），把这些票呢，（全部）封起来搁在信封里头，盖上印封存起来，有一个解密期，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解密。解密的时候，（发现）哦，水平这么低的人，你们当时都同意了，哦，这么好的人，你们不同意。你不要靠“匿名制”保护你的恶行，这东西是可以曝光的，以后谁都可以要求解密。
我说了这个主意以后呢，我们的书记说，我给你补充一个案例啊。他原来在上海大学里面做领导，出版社曾经要出版一套博士论文丛书，出版社说我们不知道哪篇好哪篇坏啊，因为这都是很专业的事情，请你们给我们一个答复。这样每个教授啊，博导啊，写推荐信，结果呢，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推荐信，所有的推荐信都说得好上天了。这样出版社就麻烦了，你看，要做一件好事做不成了，最后出版社告诉教授们说，你们的推荐信都将附在这本书的第一页，很多教授就表态了，赶紧（把推荐信）给我拿回来。
对付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付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民族，必须找到一些极其智慧的一些手段。能在中国玩得转的制度，走到世界没有地方玩不转的。相反在世界别的地方玩的转的制度，比如说什么传销，比如说什么教授推荐信，在我们这儿玩不转。我们比他们智慧，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比他们更走过了漫长的、残酷的、残忍的生存竞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机会，很多很多漏洞，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难乎其难。但是一旦制定成功了，就为世界文明做了贡献。我们光搞“匿名制”不行，根本不行。我们必须将匿名、实名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的人的智力太高了，我们的人太刁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