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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记得许多阴沉严酷的冬日，许多晦暗肮脏的解冻的日子，那时俄罗斯的县城生活变得格外难堪，大家愁容不展，心绪烦躁，——俄罗斯人是多么原始地服从于自然界的影响啊！世界上的一切都如生活本身一样，以自己成为无用的东西而使人苦恼……
我记得，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刮着漆黑的亚细亚的暴风雪，那时隐约可见的只剩几座城里的钟楼。我记得耶稣受洗节前后的酷寒，它使人想到古代罗斯的腹地，想到那使“土地爆开一俄丈长的裂缝”的严寒。那时白皑皑的城市完全陷于雪堆之中。每逢晚上，洁白的猎产星座在蓝色的夜空上威严地闪烁着；早上，两个暗淡的太阳象镜子一样闪出不祥的光芒，在那紧张的、响亮的、凝滞和砭人肌骨的空气中，整个城市慢悠悠地、怯生生地冒出红色的炊烟，因为行人的脚步和雪橇的滑木而发出刺耳的吱哑声……在这样的严冬里，一个在城里跑了半个世纪的女乞丐傻瓜冬妮娅，有一天在大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冻僵了，这座城市向来都以极其残忍的态度嘲弄她，现在忽然差点把她送往西天……
不管怎么奇怪，由此我立刻想起了一次在女子中学举行的舞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舞会，那天也是非常寒冷的。我同格列波奇卡一起放学回家，故意顺着女子中学的那条街走。在这所中学的院子里，雪已整齐地堆在通往正门的过道庭阶两侧，并且在雪堆上插了两排非常茂密和新鲜的枞树。太阳已经西沉，一切都洁净、年轻，一切泛着淡红色——被雪覆盖的街道和厚厚的屋顶、房屋的墙壁、闪着金色云母光辉的玻璃窗，甚至空气本身也是年轻的、结实的，使人心旷神怡。迎面走来一群这所中学的女学生，她们身穿皮袄、高腰套靴，戴着漂亮的皮帽或风帽，长长的睫毛镀上了一层银霜，眼睛炯炯发光，其中有几位一边走一边爽朗地、殷勤地说：“欢迎你们来参加舞会！”这一爽朗的邀请使我十分感动，在我身上初次激起了一种感情，感到在这些皮袄、高腰套靴和风帽中，在这些温柔的、兴奋的面庞上，在这些冰冻的长睫毛和热情迅速的一瞥中都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这种感情后来一直强烈地支配着我……
舞会之后，我长久地沉醉在对它和我自己的回忆中。回忆一个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中学生，穿着一件新的蓝制服，戴着一双白手套在一大群仪容秀丽的少女当中，他心中既感到青春的快乐，也感到年轻人的冷漠，他在走廊上、楼梯上来回走动，常常在小卖部里喝点冰凉的杏仁酪，在撒满滑石粉的镶木地板上他在跳舞的人群之间拈来钻去，在校形灯架下珠光闪闪的洁白大厅里，在乐队庄重嘹亮的军乐声中，他呼吸着一股股芬芳的热气，这热气使新来参加舞会的人都会为之动心。一双双轻巧的便鞋。一件件白色的短披肩，一条条系在脖子上的黑丝带，一个个扎在辫子上的绸缎花结，一个个跳完华尔兹舞快活得发昏的少女以及她们高高仰起的胸脯，他目之所及就心荡神移……
十一
中学三年级，有一次我对校长说了句无礼的话，差点被开除。在上希腊语课上，当老师向我们讲解，在黑板上使劲地和娴熟地写着，并为他的娴熟而洋洋得意地用粉笔在黑板上敲来敲去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听讲，反而专心致志地反复看着《奥德赛》中我最喜欢的一页——关于劳西嘉雅同侍女们到海边去洗纱的一段。习惯在各条走廊上巡查并从窗门上窥视的校长，突然走进教室里来，直奔到我的身边，把我手中的书抢走，狂怒地嚷道：
“到墙角去站到下课！”
我站起身来，脸色苍白，回答说：
“你别吼我，不要跟我讲话，我不是你的小孩……”
真的，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无论精神或肉体上都已迅速成长起来。我现在已不光靠感情生活，已经获得驾驭感情的权力了，对于我所看见的和领悟到的一切，我已经开始能分辨，并开始对周围的和我所经历的事情表示某种程度的轻蔑。这种变化在由童年转到少年的时候已经体验过，现在不过加倍地体验到罢了。每逢假日，当我同格列波奇卡在城里漫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身材差不多与中等身材的过路人一样了，只是我那少年的清瘦，挺拔的体态，清秀的眉目和没有胡子的面庞与这些路人有所不同。
那年九月初，当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叶瓦吉姆·洛普辛的，突然想同我交好。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的跟前，握着我的胳膊，茫然地盯着我的眼睛，说：
“喂，你想参加我们的小组吗？我们组成了一个贵族中学生小组，不再同任何阿尔希波夫和扎乌赛洛夫的人搞在一起，你明白吗？”
他在各方面都比我大得多，因为每一年级他都必定读两年，他已象个青年一样高大，体格魁梧，头发淡黄，眼睛明亮，冲出两撇金色的小胡子。可以看到，他什么都已知道，什么都已尝过，他的毛病也随处可见，一旦他却以此自满，认为这是风度翩翩和自己成熟的特征。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在人群中漫不经心地、迅速地游来荡去，踏着他那少爷式的、轻巧的、有点弹性的步伐，把鞋子弄得沙沙响，随便地和放肆地向前冲，两手插在那肥大的、轻薄的裤子的裤兜里，不停地吹着口哨，老是以淡漠的、有点嘲笑的态度来看周围，对“自家人”他才走近来聊上两句，见到学监却象见到熟人一样只点一点头……我在那个时候已开始细察人们，留心他们的举止，我的乐意和不乐意开始明显起来，并把人们分成了某些等级，其中有些是我一生所痛恨的。洛普辛无疑属于我痛恨的人之列。但我毕竟还是乐于奉承，满口答应了同意参加他们的小组，于是他就建议我当晚到公园里来：
“首先，你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更亲近一些，”他说。“其次，我把拉·纳莉娅介绍给你认识。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是一家非常傲慢的人家的小姐，不过她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她象魔鬼样精明，象法国女人一样快乐，而且不要任何旁人的帮助就能喝完一瓶香槟酒。她长得很苗条，两条腿就象菲雅①的一样……你明白吗？”他说，象往常一样，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边在想，或者装作在想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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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雅——欧洲神话中的女神。
这次谈话之后，在我身上立刻就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然感到，对于那个根据洛普辛的话想象出来的纳莉娅，我不仅产生爱恋之情，而且还产生一种男人的肉欲的东西。因为这种爱恋完全不象那次看到萨斯卡，不象后来在游园会上小罗斯托夫采夫同那位小姐相遇时我曾感受到的那种瞬息即逝的、轻微的、神秘的和美妙的东西了。一我多么志忑不安地等待着这个晚上呵！我好象觉得，这种东西我终于等到了！但究竟等到什么呢？不过是一道非常不幸的、仿佛早已梦寐以求的情歌的边界，这道边界我最后总要跨过去的，跨过这一道罪恶的、可怕的门槛……我已经觉得，这一切终归会到来，或者，至少今晚就会开始。我找了一个理发师他把我的头发剪成“平头”，洒上香水，又用一个圆刷子擦上头蜡。我在家中梳洗，打扮，几乎花了一个钟头。上公园去的时候，我感到双手冰凉，两耳发烧。公园里又演奏着音乐。那高大的、飞沫四溅的喷泉正射着清凉的水花，秋天的暮霭染红了整个苍穹，那些象妇女衣着一样华丽的鲜花，在凉爽宜人的空气中散发着芳香。但是公园里的人已不多了，所以自己单独离开人群，在众国睽睽之下与这个挑选出来的“贵族中学生小组”的人混在一起，同他们讲些特别的有关贵族的话题，我就更加感到羞愧。忽然我象是被什么击中似的：在一条林荫道上，一个拿着手杖的小姐，踏着碎步飞快地朝我们迎面走来。她体格匀称，衣着雅致、大方，走近我们身边的时候，她那双乌亮的眼睛显得十分亲切，她畅快而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她的小手还戴着一只又紧又小的黑手套。她开始飞快地讲起话来，微笑着，曾两次匆匆地好奇地打量我，这使我有生以来第，次如此强烈地在肉体上感到那种特殊的和可怕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女性的微笑的朱唇上，在女性清脆的童声里，在女性的圆溜溜的肩膀上，在女性的蜂腰之间、甚至在那无法形容的女性的踝骨上，这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纳丽娅，您给我们教育教育他吧，”洛普辛说，向我随便点一点头，放肆而又意味深长地暗示着什么，这使我不寒而栗，浑身抖颤，差点连牙齿都叩撞起来……
幸好纳丽娅几天后就到省城去了，因为她的叔叔——我们的副省长突然去世。幸好这个小组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况且我家里不久又出了大事：哥哥格奥尔基被捕了。
十二
这件事甚至使我父亲惊呆了。
当时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如何对待一个胆敢“反对沙皇”的人，现在要想象占来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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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
“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 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 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就是讲客气才弄出法国革命的！我不会错，我肯定，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这个额头圆圆的、阴沉的蠢猪一定要当囚犯，要给全家丢丑的！”
现在，这种会丑和可怕的事情突然落到我家的头上了，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呢？总不能把哥哥也叫作额角圆圆的、阴沉的蠢猪吧。他的“犯罪活动”看来比苏波金娜家小姐们的活动还更荒谬，更难以置信。苏波金娜家的小姐虽说也属于富贵的善良人家，但她们毕竟由于自己少女的愚蠢，随随便便就被什么罗加乔夫的兄弟们弄糊涂了。
哥哥的“活动”是什么，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我不很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活动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在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杜勃罗霍托夫的师范生的领导下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哥哥——一个只靠自己的奇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和大学的人，去把自己全部青春的热情献给“地下工作”？莫非是彼拉和塞索伊卡①的悲惨的命运？无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但为什么他象所有的同年人一样，在诺沃谢尔基，在巴图林诺都从不注意生活中的彼拉和塞索伊卡呢？在许多方面他都很象父亲，无怪父亲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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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拉和塞索伊卡是哪一作品的主人公，不详。
“不，好极了！我喜欢喝它两蛊！让它头昏脑涨！”
让它头昏脑涨这句话本来是酿酒厂里常说的，一旦喝醉了的人也用它来表示自己感到年青和快乐，感到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萌动。感到已摆脱理性的束缚，摆脱日常事务的牵挂和约束。农民们谈到伏特加酒时也这样说：“尽量喝吧！喝了它人就可以解脱！”“罗斯就是纵酒作乐”这句名言看来并非象表面解释的那样简单。难道装疯卖傻，漂泊流浪，宗教狂热，自焚和一切暴乱，甚至那令人惊叹的描述和俄罗斯文学引以为荣的文艺感染力同这种“乐趣”没有血缘关系吗？
十三
我哥哥改名换姓，易地迁居，藏了很久。后来，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便来到巴图林诺，但一到此间的第二天，就被宪兵逮住了。这是我们一个邻居的管家去告密的。
事有凑巧，就在宪兵来到巴图林诺的那天早晨，这个管家被一棵树打死了，这棵树是照他的吩咐在花园里砍伐下来的。我当时想象出事的这幕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大花园，当时秋色正浓，树木疏落，秋风秋雨把满园弄得凋零斑秃，到处结了寒霜，铺满败叶，枝干已经发乌。只剩下几点黄黄红红的衣着。一个清鲜明朗的早晨，阳光闪灼，林间草地上光彩熠熠，一束束暖和的金色的光柱在树干之间倾泻着，它们流到窎远的潮湿而寒冷的空间，流到底下阴暗的角落。那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晨雾，象一层薄烟似的映照着蓝天的光泽。在两条林荫道的十字路口，一棵雄伟的百年械树撑开巨大的树冠，直插潮湿的明亮的晨空，那象黑色的花纹一样的枝丫，有些地方还吊着淡黄色的齿状的大叶。几个只穿着衬衫的农夫，把帽于推到后脑勺，高高兴兴地嘿呼着，用闪亮的斧头猛劈着，因年岁而变硬了的粗大的树干，越砍越深，。与此同时，那管家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仰望着在空中抖动的树梢。也许，他是在沉思，怎样巧妙地埋伏下来，好逮住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吧？但这时大树突然哗啦一声，树梢出其不意地向前倾倒，急速，沉重，可怕，哗啦啦地穿过旁边的树枝，向他身上压下来……
后来我多次到过这个庄园。它曾一度是属于我母亲的。爱败家的父亲，喜欢把一切都卖掉，老早就把这庄园拍卖而且把钱也花光了。新的领主死后，这个庄园又转让给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获得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太太”，从此就荒废了。土地分给农民，庄园只好听天由命。我打大路走，经过这座庄园（它离大路只有一俄里远）的时候，常常拐进去；沿着一条宽阔的橡树林荫道走进这个庄园，进入宽敞的庭院，把马留在马厩附近，就转身进屋……在俄罗斯文学中，有多少闲置的土地，多少荒芜的花园总是被热情地描写过啊！为什么荒凉、偏僻、破落会叫俄罗斯人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和欢欣？我走到屋前，走过屋后的花园……马厩、下房，粮仓以及空院周围的其它杂用房屋，惨淡阴沉，变得十分刺眼。这些房屋破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