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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非小妾）基本不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 ——封赠只是名誉上，到底没有实实在在当官管事过瘾。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璘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岁时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家长和媒体一起吹捧神童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比如高拱那样的人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也是一种pose，中国传统文化中，摆pose是一门常用而高深的学问。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戏，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1）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2）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高高扬起，轻轻地拍一拍；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往死里打。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对万历帝和张居正而言，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一个愤青的成熟（1）
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