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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判断之后，再加补充判断。例如：
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
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
国民参政会》）
这节文字中，如果仅止于国民党反动派并无真正诚意的判断，则只能说明他
们从以往到目前无诚意，至于今后是否有诚意的内容就被忽略了，这就有漏
洞，所以毛泽东又用“至少现在。。”的字样作了补充判断，这就使全部判
断天衣无缝了。
毛泽东还喜欢使用“或者。。”这样的语式作补充判断：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
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
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
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
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共有两组判断，每组正判断之后，又都有一个辅判断，每个辅判断
都用了“或者。。”这样的语式，它们对正判断都起到了限制性的补充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补充法，一般都比较简略，字数较少；但是，如果补充
的内容较为重要，他也就多说几句。例如：
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
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
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
关于某些少数民族和因宗教问题养不养猪的内容，是个补充判断，这个内容
比较重要，所以补充判断的内容就比较具体，文字也多一些。
附内容补充法（又附辩难法）
以上我们介绍的补充法，都是限制词语内容性质的，实际上，这仅仅是
一种情况。另外，毛泽东还经常运用补充法对文章或讲话的内容作较长篇幅
的补充。有时，毛泽东对自己文章或讲话中作出某个判断，认为需要作重大
补充，他还在另外的文章或讲话中专门加以补充。这种补充，就不限于某些
词语性质的补充，而属于内容或观点的补充了。
1946 年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
曾作出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但是，一方面由于某些人
故意歪曲，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一些特殊情况，因而遭到一些攻击。有鉴于
此，毛泽东曾多次对它加以补充，反复指出，革命者除了在战略上、长远上
要把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死老虎”和“豆腐老虎”以外，还要在战
术上和历史的上升时期要把它看作“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
附辩难法
辩难法也属于内容补充法。
毛泽东在自己正面立论性质的文章和讲话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他担
心有些人不同意或反对自己的意见和论据，于是就在阐述观点完毕后，往往
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敌论，然后对敌论一一回答或加以反驳。这是一种特殊
的内容补充法——辩难法。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人文章中常常使用
的那种“或曰”法。“或曰”的意思，就是“有人说”或“有人问”。古人
文章常在“或曰”一语之后提出论敌或世俗之人对作者的不同看法，然后进
行反驳。由于这种技巧能更加切实有力地确立自己的观点，使之进一步充实、
完美，所以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例如，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报告中，
当讲完了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
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个观点之后，他立刻提出了“有些人”可能存
在的对这个观点的想法：“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
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紧接着他就加
以回答：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当时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既
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进步，同时，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更有利于
无产阶级。这都是辩难法的运用。像上面这些辩难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某
些人不同想法的提出，对他们解疑答难，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丰富和发
挥自己的观点；在有些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还通过某些人完全错误或完全
反动的对立观点的提出，然后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或批评，其目的是进一步
确立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是辩难法的另外一种用法。例如，在《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共有八处（包
括“人加性论”、“从来的文艺就在于暴露”等），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共提出七处（包括“你们一边倒”、”你们太刺激了”、“你们独裁”等）。
这些都是敌论。他每提出一个敌论之后，都要进行有力批驳。这样的批驳，
自然也都起到引申和丰富他的观点的补充性作用。
2。句法的逻辑性技巧
在语言学中，句法的逻辑性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在句子（含单句和复
句）内的词语搭配（含关联词语的搭配）和各种词语的排列关系，句子之间
的排列关系。这些词语搭配和排列关系，有承接关系、总分关系、从属关系、
并列关系、层递关系、转折关系、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中包括现实因果关系、
假设因果关系、条件因果关系）、选择关系，它们都能体现出句子严密的逻
辑性。由于毛泽东把词语搭配和各种关系都能处理和安排得很恰切，所以使
得他的语言逻辑性十分严密。例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一段话
就是这样。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这段话按句标码列在下面：
①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②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
恩格斯。
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
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⑤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⑥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⑦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段话共有七个句子，第①③⑤⑥⑦是单句，第②④是复句。在复句中，第
②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层递关系，第④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并列关系。在这七个
句子之间，也都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第①②③句具有时间关系；不过，时
间是从后到前，属于逆接。第③句和第④⑤⑥⑦四句具有因果关系，第③句
是总的原因，后四句都是第③句的结果；其中第⑤句既是第③句的结果，同
时也是第⑥⑦两句的原因，其中第⑥句和第⑦句还具有承接关系，当然也有
并列关系的因素。这七个句子，虽然都具有独立性，它们之间也没有使用关
联词语，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具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和因果关系，所以显得条
理井然，浑成一体。
以上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毛泽东语言句法中句子间逻辑性之一斑，至于
那些句子中词语搭配等等情况的逻辑性，就更严密了。不过，这些情况都属
于一般句法中的逻辑，就不再作详细介绍了，这里仅就毛泽东语言中那些既
带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带有一定技巧性的句法作一些具体评析，其中包括拆
词、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等各种技巧。
①拆词式
毛泽东语言中的句式，常常是，第一句先作总叙或总提，以后各句分别
进行分叙或分论，这种情况就是一般的总分句式。由于比较常见，可以从略。
在总分句式中，我们还往往见到另一种情况：先把由两个以上分概念构成的
一个词语或句子作为一个总概念提出，然后依次阐述其中的每一个分概念，
我们把这种总分句式称为拆词式，运用这种句式进行写作，可以称为拆词法。
例如：
听说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
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中
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
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先把“清”“算”“斗”“争”四个分概念合在一起作为总提，然后再分别
讲这四个分概念，这种写法，就是拆词式的典型句例。
毛泽东常常运用拆词式解释某一概念。例如：
这种态度（指马列主义态度——引者），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
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
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
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
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
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
的学习》）
上面这段话共分两层意思，每一层意思都由拆词式构成。第一层意思，先提
出“有的放矢”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的”与“矢”，最后综合谈“矢”
与“的”；第二层意思，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实
事”、“是”和“求”，最后综合起来谈。通过运用拆词式，把学习马列主
义的态度——“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阐述得格外具体、清楚。这也
是拆词式连用。
毛泽东十分喜欢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即使在反驳论敌时，也有时运用
它。例如，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解释什么叫“顽固分子”时说：
“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
的人就叫顽固分子。”解释“一穷二白”时，释“穷”又释“白”《介绍一
个合作社》）；解释“锻炼”时，释“锻”又释“炼”《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42 页），等等，都运用了拆词式。
毛泽东运用拆词式，有时还把它扩用至文章中的某一章节或全篇之中。
这时他往往把文章的标题或小标题作为一个总概念，正文则根据这个总概
念，对其中各个分概念依次分别进行阐述。例如，《新民主主义论》的第15
小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标题由“民族的”、“科学的”和“大
众的”构成，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在这
个小标题之下，分别论述这三个特点。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一个章节。而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则是全文的总标题，全文内容由“反
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反对日本进攻的办法”和“反对日本进攻的前途”
三个部分构成。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全篇。
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至少有两大方面好处。第一，运用这种方式进行
写作，显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特别是，如果把这种方式扩用到某一章节
或全篇，这方面的好处更为突出。因为这时，实际上是把标题的总概念当作
了某一章节或全篇的总纲或主题，把各个分概念当作了项目或小主题，使作
者“先立地步”，提纲挈领，明确主题，然后通过“正名”分层次地阐述作
者的观点。第二，运用拆词式容易对问题分析入微，便于揭示事物内部本质
及其联系。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习见不疑，但认真追究起来又似是而非的问
题。毛泽东解释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顽
固”、“锻炼”等等，都是人们见过千百遍的，但谁都不去深刻理会其中的
含义，有时，即使让我们去理会，也常常觉得无从着手。爱因斯坦说：“一
个概念越是普遍，它越是频繁地进入我们的思维中，它同感觉经验的关系愈
间接，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也就愈困难。”（《爱因斯坦文集》第1 卷）因
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毛泽东拆词式的语言艺术。
②对偶式
对偶句式属于并列句式之一种。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一些对偶句式。
这些对偶句式，除了他的诗词用得较多以外，在一般文章或谈话中也随处可
见，特别在文言文中用得更多。例如，《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为
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一文，全文不足三千字，竟用有时偶句22
组之多。另外，毛泽东在特殊情况需要时书写对联或题词也常用对偶句。例
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改造我们的学习》）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引张贻玖《毛泽东读史》）
以上这些句式，都属于对偶式。从内容角度划分，毛泽东写的对偶句的
种类很多。例如：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民众的大联合》三）
失通国之人心，
遭千秋之辱骂。
（1936 年12 月1 日《致蒋介石》）
谣言之大本营，
奸邪之制造所。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以上是正对。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反对本本主义》）
无实事求是之意，
有哗众取宠之心。
（《改造我们的学习》）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以上是反对。
日汪肆扰于外，
奸党破坏于内。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以上是正反对。
压迫愈深，
反抗愈大。
（《民众的大联合》三）
打日本，
救中国。
（1938 年的题词）
以上是串对（俗称“流水对”）。
毛泽东运用对偶句式，一般字数较少，如以上各例，皆属于短对；但有
时他也运用字数较多的长对：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反对党八股》）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始方休。
（1928 年10 月中旬在红四军团宁冈县为牺
牲的军团长王尔琢追悼大会写的对联）
这种对偶句特别宜于抒写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或思想。
毛泽东还往往把两组以上的对偶句连在一起运用，这种对偶句一般称为
连对或排偶。例如：
说的是马克思主义，
行的是自由主义；
对人是马克思主义，
对己是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这是由两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
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
假统一之名，
行独霸之实。
弃团结之义，
肇分裂之端。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求喘息谓为求和平，
待外援名曰待谈判。
口诵八条，
手庇战犯，
眼望美国，
脚向广州。
（1949 年2 月2 日《致李济深、沈钧儒、
马叙伦、郭沫若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这是由三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语言中的对偶句都较为工稳，字数基本相等，字面
不太重复，也比较讲究平仄规律；但是，他往往更注重于“意对”。对对偶
各方面的形式要求并不总是十分严格，经常运用“宽对”。像上文所引用的
《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中的例子便是如此：字数仅是基本相等，
字面也有重复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两则例子：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
的；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
的。
（《论联合政府》）
（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两组对偶句，虽然每一组上下两句的字数都相近，但前者重复的字面较多，
后者词语结构和词性并不完全相对。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对偶。
另外，毛泽东运用对偶句比较灵活，既有相对独立的对偶句式，也有一
句话之内出现对偶的情况。例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那句话：
“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
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其中“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