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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规律中的最根本的规律。因此，他总是强调对事物要作一分为二的分
析，并且，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比如他对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
面性的分析，对认识过程中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存在的分析，对革命和建设
过程中的“左”与右的分析，对思想领域中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分析，
对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的分析，等等，他都从
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的角度阐述各种矛盾的联系。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看问题，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习惯于从此一
侧面考虑到与其相反的另一侧面；二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问题都具有两重
性。
从此一侧商看到另一侧面。这种情况很多，例如关于思想包袱，他认为
犯过错误时有，未犯过错误时也有，工作无成绩时有，工作有成绩时也有，
斗争历史短的有，斗争历史长的也有，工农分子有，知识分子也有，青年人
有，老年人也有（《学习和时局》）；谈矛盾，他既谈普遍性特点，也谈特
殊性特点，既谈主要矛盾，也谈次要矛盾，既谈主要矛盾方面，也谈次要矛
盾方面（《矛盾论》）；谈认识过程，既谈实践，也谈认识，既谈物质，也
谈精神，既谈改造客观世界，也谈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论》、《人的正确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谈行为规范，既谈民主，也谈集中，既谈自由，
也谈纪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他都从事物正反（即
对立）两个方面的联系阐述具体事物或问题，从不忽略其中某一个侧面。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他对事物或问题既
不作绝对肯定，也不作绝对否定。他反对人们看问题“坏就是绝对的坏，一
切皆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的态度，而
认为“坏中有好，好中有坏”。例如，1939 年他说，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基
本的动力”，但他又认为它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
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
产阶级比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成绩是好事，因
为它“能够鼓励人”，但是，“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是坏事，因为它能
“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乱子”
是坏事，但也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育，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总之，他认为，好中之坏，或坏中之好，
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
以上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中的“对立”的一个方面，另
一方面，他还经常把对立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即“统一”地看问题。关于
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值得肯定的，则对它们“一视同仁”，兼而
顾之。例如，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都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又都是有益
的。毛泽东说：“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
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引1967 年
11 月18 日《解放军报》）其他诸如对待矛盾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事物转化的内因与外因；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规
律性和能动性，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内线与外线，游击战与正规战，
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与民主，联合与
斗争；革命发展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认识过程中的物质与意识，认识与实
践；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与生活，普及与提高，等等，论述时都是兼而顾之的。
第二，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错误而必须否定的，毛泽东则对其完全否定，
之后，他会寻找出合理的第三种情况，加以肯定。例如，王明等“左”倾机
会主义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
否认斗争”，这是两个极端，毛泽东就都给予否定，而主张“联合中有斗争，
斗争中有联合”的政策（《的序言和跋》），这样做，自然也避
免了绝对化倾向。
第三，如果对立的双方中一正一误，或一好一坏（相对地说），毛泽东
就主张促使错误的或坏的一方向正确的或好的一方转化。例如，战争中的进
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走直路和走弯路等各组矛盾中，相对地说，具对立
的前者一方是目的，属于好的，后者一方是不好的，或者仅仅是一种手段，
因而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
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说，他主张通
过表面上错误和不好的一方向正确或好的一方转化。又如，不要战争和进行
战争、不要枪杆子和拿起枪杆子，也是前者好，后者坏，于是毛泽东就说：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
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也是促使坏的一
方转化为好的一方。这种使对立双方统一起来的技巧，不但能使对立的双方
建立起必然联系，而且可以从表面上的不合理达到本质上的最合理，因此，
辩证的意味更强烈，并且最具有艺术性。实际上这在哲学中被称为悖论。毛
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创造出许多如上面那样的悻论式的警句。为了更明确这个
问题，让我们再看下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两段话：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
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
烂坛坛罐罐。
这是毛泽东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党内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
愿作战略退却时讲的两段话。“丧失”与“不丧失”是对立的，前者似乎坏，
后者当然好，但二者并非无联系，绝对的不丧失，将会导致更严重的丧失；
一部分人家和全体人民、一时地和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也都是对立的，而
二者也有联系，如果不通过前者，将会产生后者。这些语言，表面上都悖于
常理，但仔细体味，却又觉得合情入理，因为它们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2。具体分析法的运用
具体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共产主义》）。毛泽
东非常重视具体分析。平时，人们也常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然而，
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往往又不大了然，其原因大约在于不知道什么叫
具体，不如道什么叫具体问题，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读
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
了，因为毛泽东是最善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思想家。
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中都有“具体”二字，但这两个“具体”的含义有
所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具体”，是指问题所处的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处在
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就叫做具体问题。而具体分析中的“具体”，
则有两种含义：第一，把处在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仍然放在那个背景
和条件下进行分析。第二，对总体或整体性问题内部情况及其联系作全面系
统地分析。由此可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共有两类情况，一是把具体
问题放到该问题所特定的背景条件下进行考察，这种具体分折，可以称为背
景条件分析法：二是对具体问题的内部结构及其联系进行系统地考察，这种
具体分析，可以称为内部联系分析法。毛泽东对这两种具体分析法的运用，
都有许多独到之处。
①背景条件分析法
背景条件可分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立场三种情况。所以，
毛泽东运用的背景条件分析法又分为三种具体技巧：以不同时间为条件对具
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时间分析法；以不同空间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叫做空间分析法；以不同立场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立场分析法。
时间分析法。毛泽东常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来阐明问题
的本质和规律。他在分析解放前中国中产阶级的两面性时说：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她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
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
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
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在分析中产阶级时，一方面把他们放在“感觉痛苦”的时候，一方面
又把他们放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反映出他们在不同的形势下（即时间），
具有不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就把他们的两面性分析得“具体而微”了。
毛泽东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常常运用这种时间分析法。例如，对于历史
上一切反动派，他也是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待他们：处于上升时期，他们
是“真老虎”；而处于没落时期，他们又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这样的分析，无疑是客观而又准确的。
毛泽东也经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现实时间条件下进行分析。抗日战争开始
不久，那些亡国论者用历史上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国灭印度等国内外小
而强灭掉大而弱的国家，和落后灭亡进步国家的事例来证明中国“抗战必亡”
的观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从当时“时代的特点”不同于历史
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角度进行反驳，他指出，当时处在20 世纪30 年代，不
但中国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和英灭印度的时代不同，就是当时的日本与20
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已不同。当时的日本发动战争正处在“世界
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
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其
次，中国本身“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不但比太平天国时
进步，也比辛亥革命时进步，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而是出现了资本主
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红军，人民已经或正在觉悟，共产党已
有了17 年革命经验，另外，国际上还有苏联等国家的援助，等等，这些都是
中国不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样依时代特点来分析具体问题，是令人折服的。
毛泽东运用时间分析法，有时还把着眼点放在未来上面。例如：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
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
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文中所说之事，对敌人来说，是好事变坏事；对我们自己来说，又是坏事变
好事。而这“变”，就是着眼于未来而讲的。因此，这种分析，也属于时间
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是以国度、地区等特殊空间环境为条件来分析
具体问题。毛泽东在阐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得以产生
和存在时，指出了五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前两个：一是当时的中国
“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是落后的农业经济
（即是自然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上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分割势力范围的分
裂政策，使这种落后经济的半殖民地里经常发生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
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由于
有了这种“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
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毛泽东说，这是一种“奇怪现象”，但这种“奇怪现象”只能出现在帝国主
义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或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巩固的
殖民地，都不会出现。正因为毛泽东抓住了半殖民地中国这个国度的特征，
所以才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会产生和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二是
毛泽东认为，并不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每个地方都能产生和长期存在着红色政
权，“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红色政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
长期存在，它只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于“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
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的地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对地区特点的分析。
毛泽东用独特的空间分析法揭示事实的规律，是十分科学的。
立场分析法。所谓立场，就是立脚点或出发点。对于同一个问题或概念，
立场不同，完全可以持有截然相反的认识或观点。通过分析不同的立场或观
点，来阐述同一问题或概念，就是立场分析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住在地上，是人；
但同时也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因为别的星球上有人的话，他们不是也把我
们看成神仙吗？他还说，中国人也可以叫洋人，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
洋人吗？这就是通过分析不同立场来阐述同一概念的方法。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揭示敌我双方对表面上相同的同一概念或问题
的不同认识。例如，侵略者和共产党员都说要拥护或坚持爱国主义思想，但
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毛泽东说：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
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
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
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
败得越彻底，就越好。。。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
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
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里，毛泽东把侵略者和共产党人对爱国主义概念实质上的不同态度，以及
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对侵略战争应持的“失败主义”态度，而中国
共产党人应持的“胜利主义”态度，分析得具体而深刻。其原因，就是由于
他的阐述是从分析不同的立场入手的。又如，1940 年前后，我们为了巩固民
族统一战线，主张统一，而反共顽固派也叫嚷“统一”。毛泽东从分析敌我
双方的立场的不同着手，论述了两种统一的含义。反共顽固派认为，有共产
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一切都统一于
国民党，继续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的统一乃是“假统一”、“不
合理的统一”、“形式主义的统一”；而共产党的统一，发起并坚持统一战
线，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所以，“我们的统一论”是
“真统一论”、”合理的统一论”“实际的统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这也是从分析两种立场起步，引中出两种不同的看法，
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从比较中辨明革命与反动。
②内部结构分析法
毛泽东运用的内部结构分析法，又有两种具体情况：一，分类法；二，
分解法。
分类法。对于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常常习惯于把它们划分为若干
类或种，这就是所谓的分类法。他不论对哪些实体性或抽象性总体事物和问
题，都尽量给予分类，只要他认为需要的话。例如，在”五反”时，他把私
人工商户划分为五种类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
法的，完全违法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3 年，就思想
状况看，他把全体党员划分为三部分：坚定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
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夹杂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