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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反对宗派
主义,增强党内、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
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
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增强党的团
结,继承党的传统》)
本来是谈广泛团结的问题,却谈起了地球以外的火星和金星上有没有人、何
时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其目的也是为了作极而言之的强调,但又十
分风趣。
有时,毛泽东在讲话中似乎随意地开一个什么玩笑,没有深意,但如果
仔细体味,却也含义深刻。例如,1957 年市场供应紧张,许多人感到不安,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
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
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吃安眠药就不紧张,这样的玩笑能有什么深意?也有深意。这深意至少有
两层:一层是要人们镇静,不要紧张;二是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稍微想想办法,问题就会解决,这办法与用安眠药就能解除紧张相比,大约
麻烦不了多少。这“吃安眠药”不正是一种借代法的运用吗?毛泽东的这种
玩笑,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当然,这种“用心”是比较隐蔽的,而有的
玩笑的“用心”就比较明显。例如,1973 年12 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拉着
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朱毛啊!你是猪(朱),
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引权延赤编《领袖泪》)这个利用谐音(猪、
朱)开的玩笑,如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其用意就十分明显。当时
朱德正被当作“大军阀”进行批斗,毛泽东在那样公开的场合开这样的玩笑,
不是公开为朱德平反吗?像这样利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重大政治问
题,也可以说是毛译东语言风趣性的一大特点。
不过,毛泽东正面性风趣语言,见之于正式场合的文章和讲话者较少,
而多见之于一般随意谈话之中。相反,他的反面性风趣语言较多,且大多见
之于正式场合的文章和讲话之中。
2。反面性风趣(讽刺)
毛泽东所运用的讽刺技巧是很多的,比如摹状法、比喻法等,都可以作
为讽刺的技巧,但由于这些技巧并不是专门作为讽刺而使用的,所以,关于
这些技巧暂且放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评述,这里仅介绍一些专门作为讽刺的
技巧,其中包括引申归谬法、重复反驳法、过分尊崇法、估断修辞法、反语
修辞法、可能性虚拟法。
①引申归谬法(简称归谬法)
毛泽东常常运用引申归谬法反驳敌论。这种反驳技巧是先行假定敌论是
正确的,接着对敌论加以自然引申,最后用引申出来的事实或结论证明原敌
论是错误的,使论敌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显得讽刺性极强。例如,1944 年
《大公报》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目的是为了推行
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政策。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负责人说:“你
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
么办?”(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
敌论“不要另起炉灶”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先“赞成”,即假定它是正确
的,接着从中引出应当“管饭”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管饭”(“饭”
指各种经费开支、给养供应等),这个事实与“不要另起炉灶”相矛盾;既
不让“另起炉灶”,又不“管饭”,你叫人怎么办?你们不是胡说八道吗?
敌论便不攻自破。这种借用论敌自己的观点反驳敌论,自然讽刺性极强。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非常灵活。有时他不但先承认敌论正确,而且自己还
主动“认错”,然后从敌论和自己的“错误”中引出事实来,再对敌论加以
反驳。1949 年1 月28 日我党发表的关于和谈的声明,提出和谈条件包括国
民党反动政府必须重新逮捕国内外战争罪犯。在国民党所作的答复中,竟然
说共产党“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对此,毛泽东这样说:
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
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
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
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
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中共
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你们不是说我“不郑重”吗?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不够郑重——先
承认敌论,然后从中引出国民党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存在的事实。难道这
果真是认错吗?显然不是,这是以退为攻。毛泽东这样讥刺敌人,既风趣,
又有力。
一般情况下,运用归谬法时,对引申出来的结论,只要引出一种相反的
事实加以对照反驳,就可以驳倒敌论。如,上文中只用国民党不“管饭”一
件事实,就可以驳倒“不要另起炉灶”的敌论。但是,有时仅引出一个事实
或道理反驳那个敌论,尚感力量不足。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往往引出多个
同类事实进行反驳。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仍然推行独裁统治政策,
不给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和自由,共产党为此始终不懈地与国民
党进行斗争。后来,国民党表示,共产党只要交出军队,就可以获得民主和
自由。针对这个观点,毛泽东说:
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
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
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
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
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
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
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
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论联合政府》)
敌论是:只要交出军队,就能有自由(包括民主);毛泽东说“根据这个学
说”(“学说”指敌论),先加以承认,从中引出“没有军队的党派应该有
自由”的结论。下面,再根据这个结论,又引出三个方面的事实:一,1924—1927 年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但自由被国民党剥夺:二,民主同盟和
国民党左派没有军队也没有自由;三,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各进步组织都没
有军队也都没有自由。这三方面事实都与从敌论中引出来的那个结论相对
立。仅用共产党一方面的事实,不就可以反驳那个敌论和结论了吗?为什么
又引出后两个方面的事实呢?这是因为,第一个方面的事实,1924—1927 年
的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只有很少一点,但也还是有,不给共产党自由,论敌似
乎还有借口,况且目前共产党的军队数量很多,还搞所谓的“封建割据”,
建立了所谓的“奸区”,如果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是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政
令军令”,这就更会成为不给共产党自由的理由;另外,仅用一个相反的事
实反驳那个结论毕竟力量有限。而再用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进步组织和各民
主党派这两方面范围更大的手中一点军队也没有的事实,反驳那个敌论和结
论,不是更典型、更有力吗?因为他们既没有任何军队,没有搞什么“封建
割据”、成立什么“奸区”,也没有违反“政今军令”。由此可见,毛泽东
运用多重归谬反驳,使事实更充实、更全面,讽刺的力量也更大。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往往从敌论中引申出荒唐可笑的结论,他把这个荒
唐的结论说明得格外清楚,不再进行反驳,只把它与敌论作鲜明对照,就足
以证明敌论是完全错误的。例如,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说,如果共产党不和,
他完全可以与共产党进行“决战”,其根据是:“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
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在《评战
犯求和》一文中反驳道:
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这句话也是一种
先“认错”的形式,是装成一种害怕的样子,非常形象——引者)姑且把政
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
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
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
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
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
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
敌论是蒋介石能与共产党”决战”,且有“决肚的把握”,敌论据是他的各
方面力量都“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反驳时,在承认敌论据
之后,先给他算了一笔账(指他的军队有六千多万)引申出来的这个结论,
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自然是荒唐的。这个荒唐的结论一摆在那里,敌论不
是不攻自破了吗?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所反驳的敌论并不一定都是论敌同时提出的,他也可
以从论敌在不同时间内说的话入手,把论敌先后说的话联系起来进行引申归
谬。例如,“文革”中,毛泽东对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先后共提出过六
次,可是林彪为了争当国家主席,仍反复企图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
在此之前,林彪曾经讲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在反驳林彪
时,便把林彪先后讲的话联系了起来,他说,林彪“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
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句,可他们就是不听,
连一句也不顶”。这就揭穿了林彪讲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假话。毛泽
东把林彪以前讲的话与当时讲的话联系起来,再用事实(毛泽东的六次意见)
加以引申,林彪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这也是毛泽东对引申归谬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有时还结合其他某些技巧运用归谬法。例如,在《论持久战》中
有这样一段话: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
血,不是白流了吗?
作者先用对偶性的两个设问句提出敌论。紧接着,用两个对偶的诘问句对敌
论加以引申: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
白睡了吗?
这是用吃饭拉屎和睡觉起床两件事作比喻的方法,从敌论引出的结论。这个
结论就是,吃了又拉,睡了又起,就是白吃白睡了。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所以作者又自问自答:
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最后,作者用从错误结论引出来的事实,回过头来用排比性的句子反驳敌论:
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汪,
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这样,就把敌论彻底驳倒了。由于这段话从总体上看运用的是归谬法,加上
其中又运用了设问、诘问、对偶、比喻等多种技巧,所以才显得这段话十分
幽默而又有力。
②重复反驳法
当毛泽东反驳敌论,揭露出敌论错误之后,在继续反驳的过程中,常常
有意识地重复敌论中的关键性词语,这种词语的有意重复,一般都能产生强
烈的讽刺效果。让我们再看一段《评战犯求和》中反驳蒋介石提出的求和条
件之一——要使“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一段话: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务须“保障”
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
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敌论中的一个分论点,毛泽东用“这是买办地
主阶级的命根”一句话揭露敌论点的实质之后,继续批驳时,又把敌论点中
的“确实”重复了两次,”保障”重复了三次。显然这是对论敌的有意嘲弄。
有时,这种重复性词语并不是敌论中原有的词语,而是根据敌论中的言
论内容概括出来的。这种重复性的反驳,由于更主动,因而讽刺性更强烈。
例如,毛泽东根据国民党政府发言人1949 年1 月26 日要求与共产党和谈声
明中的内容,认为国民党方面要求和谈的态度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
迫切”,而国民党方面觉得中共方面的态度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
不殷勤、不迫切”。针对这两种态度,毛泽东生发了如下一番议论:
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
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
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
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
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官办的或御
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
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
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
很迫切,。。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但
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
来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
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这段话较长,尽管作了删节,还是长。这主要是因为其中重复性词语多:“紧
张、热烈、殷勤、迫切”这一组饲前后共出现七次(包括正反两面使用),
“什么人劝告也不听”这一语共出现三次。文字量重复这样大,我们不但不
感到罗嗦,还感到“解渴”:对敌人的挖苦,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③过分尊崇法
在进行反驳的过程中,除了直称其名其事之外,毛泽东经常对论敌或敌
论中的个别词语冠以过分的尊称。这也是一种鲜明的讽刺技巧。例如,在反
驳过程中,毛泽东除了直呼蒋介石之名以外,还称他为“我们的委员长”(《赫
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共顽固派、国民党为“先生们”(《新
民主主义论》、《质问国民党》等),在特殊情况下,也称国民党为“亲爱
的先生们”(《质问国民党》)、“君子国的先生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反动的美国大使艾奇逊则称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丢掉幻想,准
备斗争》)。这些“委员长”、“总统”、“先生”、“大人”等称呼的使
用,用在论敌头上自然都是一种蔑视性的揶揄。
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对论敌的尊称有时比上面的情况还要过分,如称
蒋介石为“我们的君主”(《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动
的美国官员为“老爷”、“美国老爷”、“大使老爷”(《赫尔利和蒋介石
的双簧已经破产》、《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
他还有时称人民内部某种错误倾向的人为“老爷”,如称写文章喜欢长而空
的人为“我们的老爷”。这种“君主”、“老爷”式的过分尊称,讽刺意味
比“先生”、“大人”等更为强烈。
称论敌为“先生”、“大人”,算是比较客气,也还易于理解,为什么
把论敌称之为“君主”、“老爷”?这就不太好解释。仔细思考起来,原因
大约是这样的:“君主”是封建时代对王侯或皇帝的尊称,“老爷”是封建
时期对达官贵人的尊称,俗话中“当官做老爷”一语概源于此。被毛泽东称
之为“君主”、“老爷”的人,都是身份较高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