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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遵纪守法的另类，一方面被强盗觊觎财富，一方面又惹怒了官场，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收拾他。
第二类是李小二、唐牛儿、郓哥、武大郎这样做小买卖的人。萧瀚先生对他们亦有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个时代勤劳和诚信是难以致富的。他们是一群普普通通、处于最底层的草民。无祖荫无田地身无长技，唯一可以依赖的是自己起早贪黑地劳作，即便如此还要应付衙役们的敲诈和流氓们的勒索，能够吃饱穿暖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李小二原来是东京城里的酒店服务生，因为太穷，“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钱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又得林冲主张陪话，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方得脱免。”后来他拿着林冲送的盘缠来到沧州，入赘给一个店家，最后继承了这家小酒店。年轻人犯这种小偷小摸的错误，却被送到官府要问罪——如果这样，没有后台的李小二免不了刺上金印流配他乡，他的一辈子也就毁了，梁山又多个预备役战士。林冲的出手相救可看出他的同情心，而这个曾犯过错误的小二恪守了知恩图报的人生准则，他的品德不知比知书达礼却出卖朋友的陆虞侯们，比盘踞高位却残害百姓的高太尉们要好多少倍。他们夫妻不但为林冲浆洗衣服，让流配他乡的林冲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温暖，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把恩人的安危放在心里，及时识破了陆虞侯的阴谋，救了林冲一命。唐牛儿和郓哥属于那些机灵的生意人，年轻心气较高、有些贪小便宜但本质上不坏。卖醪糟的唐牛儿对张文远和阎婆惜通奸很是不平，前去为被阎婆缠住的宋江解围希望得几串赏钱，可莫名其妙地卷入人命官司。宋江杀人潜逃后，知县却把他“且叫取一面枷来订了，禁在牢里。”为了开脱宋押司硬是要把他做替罪羊。郓哥也是个典型的市井小生意人。知道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希望去找西门庆，敲三五十个钱，养活老爹，却被王婆赶出来，最后他把“秘密”告诉了大郎。而卖炊饼的武大郎是最冤的，长相、本事、胆量都不行，阴差阳错有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自己像心肝宝贝一样哄着她养着她，可这种爱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遭来了杀身之祸。这些做小买卖的人，只是些路边的草芥和蚂蚁，谁一出脚就可以踏死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惟有苟活于人世间。
第三类生意人就是梁山上原来开酒店、做贩运的“好汉”们。开酒店的有张青、孙二娘夫妇，李立，朱贵，孙新、顾大嫂夫妇等人。他们做的都是非正常买卖，全是开的“黑店”。有的是将麻药将客人放翻，然后杀死做成人肉包子，钱财则被洗劫一空，真是毛骨悚然。他们这种酒店特点是交通方便但规模小。因为规模小赚钱难，于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疑惑就算当时交通信息不便，但那么多人平白无故地被害死，他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谋财害命勾当，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流窜作案，而是坐商，有关部门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大概他们把当地官府买通了。有的人是开酒店为幌子，主要是开赌庄。——老老实实地开饭店，赚钱委实不易。现在也有许多人在国道旁边开饭店，做杀人谋财的勾当自然很少了，毕竟现在的侦缉水平高多了，人平白无故地蒸发总不是件容易对付过去的事。但许多路边店和开长途客车的司机勾结，强迫客人来店里消费，且饮食质量极差而价格贵得离谱，客人不敢说过不字；有些店容留妇女卖淫赚取大钱或者开地下赌馆，他们要把生意长久做下去，不打点好当地有关部门恐怕不行。
梁山上的另一类生意人就是从事贩运等买卖，亏了本便上山为寇。原清风山三个头领都是买卖或手艺人出身。燕顺因贩马羊亏了本钱，流落在绿林打劫；王英是押车的雇员，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郑天寿是手艺人，以打银为生。吕方贩卖生药亏了本，不能回乡。郭盛贩卖水银，黄河里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两人都做了强盗。曹正原是个屠宰户，他可没有镇关西那样的好运气，从家乡的财主借了五千贯钱到山东做买卖，折了本钱，估计借的是高利贷，回家还不起债，便落了草。石秀从金陵来蓟州贩卖养马折了本钱，回不了家流落当地靠卖柴为生，最后遇见了杨雄，帮助他开了个屠宰铺。杜兴做买卖到蓟州打死了同伙。童威、童猛兄弟则是贩卖私盐的。张顺是个“渔霸”，浔阳江的渔户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擅自卖鱼，以此来控制当地的水产品市场，这也是他和李逵产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此外还有卖膏药兼卖艺的薛永、李忠等人。
从这些生意人可以看出，当时想致富要么学孙二娘那样开“黑店”，或学顾大嫂夫妇、施恩那样搞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要么像张氏兄弟和童氏兄弟那样垄断市场或走私。干这样的买卖，必须有背景，要么是“黑老大”，和官府打得火热，别人不敢惹；要么直接有官府撑腰，如施恩父亲是节级，孙新哥哥孙立是州里的兵马统制。这样的买卖本身就有违法犯罪的嫌疑，离直接做强盗只有半步之遥。而其余的人做闯州走府的长途贩卖，风险很大。当时没有现代商业活动的风险防范机制和现代金融制度。做买卖的资金要么是自己全部的家产，要么是民间的高利贷，又没有保险制度，一旦亏本，个人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家里如果没有田地做生活的保障，那么去犯罪往往是自然的选择。而在商业活动中缺乏起码的民商法规做调节，买卖完全靠民间的信用和习惯法来做，风险难以预料，解决生意上的纠纷也往往如此，杜兴打死合伙人大概也是因为出现了纠纷，他选择了暴力解决。再加上治安不好，住孙二娘们开的客店，坐张横们的渡船，雇王英这样的伙计，风险就更大了。
不独《水浒》，翻看《三言二拍》和晋商的经营史，我们会发现，古代去异乡经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活动，不但拿着自家的财产，甚至拿着自家的性命去赌博，离家之前妻妾相送如生离死别。因为种种风险，私人的镖局盛行，也是因为这种风险，做买卖的人往往自身具备一定的武艺，用以防身。我们看到水浒落草的生意人，几乎都有些武艺，这是他们经商抵抗风险必备的本钱，反过来又成为他们当强盗的必备本钱。但这种为做买卖防身的武艺毕竟有些业余，和林冲、花荣、秦明、呼延灼、徐宁这些职业武官相比，还是差了一筹。他们一同当了职业强盗，这些生意人大多在七十二地煞之列，而那些职业武官都进了三十六天罡。这些失败的生意人，落草也不能成为一流强盗。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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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大宋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也许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水浒》所描写的大宋王朝，其所属官吏大致上有四种：
第一种如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能力超群，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于王事。但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职业军官，为那个朝廷、那个官场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种如宋江这样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长于权谋。但看到了王朝的种种弊病和未来的命运。替朝廷打工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机会寻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对王朝而言，这些人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无内心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反贼”们暗通款曲，如果他们反戈一击，杀伤力最大。
第三种如蔡九、高廉这样占据要津的官吏。他们大多无能无德，惟一会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结上宪，欺压敲诈百姓与下属。他们惹起了沸腾的民怨，他们为王朝制造种种仇恨。但由于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在朝廷有强大的靠山，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会给他们带来处分，甚至会青云直上。这类官员和林冲等类官员是天生的敌人，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干净”官员排挤掉，才能为所欲为。和宋江这类官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种种矛盾。他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蔡九这样的官需要宋江这样的吏办事，宋江这样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员的权势。但由于宋江等小吏有能力无靠山，只能为混蛋官员屈身做吏，因此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这些昏官的，因此有机会就会哄骗、利用他们。蔡九们让皇帝做“冤大头”，宋江们就让蔡九们做“冤大头”。
第四种官员就如黄文炳。他们寒窗苦读出身，有学识也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他们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因此我觉得，像黄文炳这样的官员很可怜。
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书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更奈何他不得。
罢官回家的黄文炳只能住在无为军这样的“野去处”，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个土财主。过江去探望蔡九，因为蔡九家摆公宴而不敢进去，可知他根本进不了蔡九这些“公子党”的圈子。作为这样一个寒窗苦读出身，混了一官半职又被罢官的人，想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算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总归是想在大宋王朝的体制内寻求一条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样，暗中勾连梁山强寇，做好造反的准备。如果宋江都敢自夸“忠义”，黄文炳更是“愚忠”了。至于书中说他，“这人虽读经书，确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这是施耐庵的道德评价，和是否忠于王朝的“大节”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长于待人接物，仗义疏财的奸臣不乏其人。
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真是个能干的官员。
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
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
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
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
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最大的失职。
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
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
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
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
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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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由宋江的“反诗”说文字狱
学术界公认《水浒》成书在元末明初。而在宋代晚期，宋江等三十六人纵横河朔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元代已有人编写宋江等人的杂剧，在戏台上演。施耐庵等人根据民间传说，进一步整理、润色、创作而成《水浒传》的结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那么，《水浒》中一些场景描写，一些社会背景的描述是忠实于宋代的历史状况，还是作者据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加工而成的？或者两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