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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询问了父亲的病情，用药情况，又仔细看了核磁共振片子。然后客观地说：“大爷，您老的精神头挺好，但病情有发展，还是尽快做手术好，不然再发展下去，您老就要遭罪了。”父亲一听要做手术，有些打怵，解释自己吃药控制得很好，很长时间没抽了。
朴素听后笑了笑说：“大爷，要相信科学，您老好好休息吧，我告辞了。”父亲握着朴素的手，好久才松开。
从父亲家出来，朴素对我说：“雷默，大爷的病越快做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从核磁共振片上看，瘤子比两年前长了一点二厘米，已经是四点二厘米了，太大了，超过五厘米就不能做了。目前，我做这个手术有十成的把握。问题是抓紧解决痛风问题，让老人恢复体力。”听了朴素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朴素简直是上帝派来救我父亲的，丁剑英就是上帝。
我送朴素回家后，一个人开着车，心情第一次感到轻松，我打开车窗，车子里顿时冲进来一股冬夜清凉的寒气，沁人心脾。我心想，自己是不是天才，换个行当一试便知，写小说也许真就是一条出路。我记得王朔就是在辞职经商不成功之后，开始写小说的。正如他小说的主人公所说的，“你干吗不写小说呢？”他拿起了笔，写了一部特别纯情的作品，这就是《空中小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难道自己要做王朔第二？野心纯粹是野心。我又一想，有什么不行？说不定哪天与王朔成为朋友了呢。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越想越激动，脚一踩油门，车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67、秋枫秋兰
父亲的痛风迟迟不好，开颅手术就不能做，我心急如焚，跑遍了东州的药房，想寻到一种特效药。说来也巧，我到方圆大药房中药柜台打听有没有这种药时，卖药的小姐看着我直发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我冒昧地问。
“大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姓雷呀？”她惊异地问。。
“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更加纳闷了。
“你叫雷默吧？你们家走‘五七’时在刘家窝棚住过两年？”
“对呀。”
“大哥，你不认识我了？你小时候还让我爸看过病呢。”
“你是秋兰？”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惊讶地问。
“对呀，我就是秋兰，我们小时候还在一起玩过过家家呢！”秋兰兴奋地说。
“你爸妈可好？”我也高兴地问。
“我爸妈都过世了。”
“那你哥秋枫呢？”
“自己开诊所呢，我哥继承了我爸的事业，现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医了。”
“你们家的医术可是祖传的，你爸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我哥把我爸的本事都学到手了，还有了新的创新。大叔、大婶的身体好吗？”
“我妈身体还好，只是我爸身体不好，不仅得了痛风，还长了脑膜瘤。”
“我哥治痛风是一绝，我给他打电话，你抽空去他那儿一趟吧。保证大叔药到病除。”
我一听，高兴极了，对秋兰说：“改天请你吃饭。”
我记下秋兰的电话，又留下自己的电话，便告辞了。
我离开方圆大药房，按秋兰提供的地址，开车直奔秋枫的诊所。诊所位于清福区仁爱路一个幽雅的四合院内，院子里有几棵枯了枝的大杨树，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
“秋枫怎么找？”我走进诊所问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
“哪个屋病人多，他就在哪个屋。”护士热情地说。
果然，有一个诊室有十几个病人等着号脉，一个年龄比我长几岁，虽然清瘦，但十分精神的大夫正在给病人号脉。秋枫小时候跟我玩过，还和我在一起打过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秋枫大哥。”我高兴地喊道。
秋枫看我一眼非常惊喜。
“雷默？！你怎么来了？等我一会儿啊。”
秋枫给手头的病人号完脉开完药后，对助手说：“你先照应着，我来了一位朋友。”说着走出门诊室。
“走，到我办公室坐坐，好家伙，多少年没见了！”秋枫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
“离开刘家窝棚就再也没见过面，没想到大哥事业有成，已经有自己的诊所了。”我敬佩地说。
我随秋枫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张老板台。二人沙发、茶几，简单、干净，墙上挂满了“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之类的锦旗、匾牌，都是病人送的。
“雷默，请坐！”
秋枫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给我沏茶，还问了我找到他的经过。他怀旧地说：“雷默，还记得不，当年我们两家是刘家窝棚仅有的‘五七’户，当地人欺生，我和你哥就联手和当地的孩子打架。”
“记得，当时我家的房子连着铁匠铺，白天净是牵着马来钉马掌的。”我也憧憬地说。“别看你家房子连着铁匠铺，还住过‘满洲国’的一个格格呢。”秋枫玄乎地说。
“这我倒没听过。”
“解放前，那个格格嫁给了国民党一个团长，后来那个团长跑到台湾去了；解放后，她是下乡接受改造的，后来死在刘家窝棚了。现在你们家住的房子还在。”
“是吗？我家都离开二十多年了。”
“雷默，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大哥，秋兰说，你治痛风最拿手，我父亲痛风很长时间了，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你给想点办法吧。”
“化验单拿来了吗？”
“拿来了。”
我把化验单递给他看。
“没问题，吃我的药三天后就能缓解，一个星期准好。”秋枫看完化验单说。
我听了很高兴。
“大哥，痛风是怎么得的？”
“痛风是一种洋病，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没有发现有这种病，吃海鲜喝啤酒最容易得这种病。”
“我父亲年轻时很能喝啤酒。”
“大叔、大婶还好吧？”
“还好，我爸脑袋里长了脑膜瘤，痛风一好，就得做手术。”
“准备在哪儿做？”
“省肿瘤医院。”
“有熟人吗？”
“有。”
“雷默，别着急，老人上了年纪都会有个病儿灾儿的，正确对待。我父亲是脑溢血没的，没之前像个老小孩儿，眼前的事一点也记不住，过去的事记得可清楚了，躺着没觉，坐着打盹儿，哭不流泪，笑着淌眼泪儿。”
我一听笑了，心想，秋枫总结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秋枫陪我抓完药，我就告辞了。临别时，秋枫说：“雷默，改日我和秋兰去看大叔、大婶。”
离开秋枫的诊所，我开车去给父亲送药，不禁想起当年李国藩和张国昌找老中医按摩的事来了。老中医的家就在秋枫开的诊所附近。当时，李国藩每天晚上都要找老中医按摩，据说是陈建祥给介绍的。
老中医有一套健身理论，一个人平躺在床上，两条腿伸直，如果不一般齐，就是有病，要通过按摩让两条腿齐了，这样才算是健康的。
去老中医家按摩的人还真不少，但是为了给李国藩和张国昌按摩老中医几乎谢绝了其他病人。因为有这两位财神爷，名利皆可双收。
起初，张国昌不知道李国藩找老中医按摩的事，张国昌凡事都要与李国藩一比高低。秘书一处给张国昌印的名片设计风格与李国藩的名片不一样，张国昌就跟我发火，让我通知秘书一处重印。也是林桂花到市人民医院看病时，说起李国藩按摩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孟丽华心想，李国藩找的老中医一定是高手，他享受的，我们家国昌就得享受。于是孟丽华从林桂花口中套出老中医家的方位，两口子每天傍晚都要到老中医家做按摩。老中医每次给张国昌按摩，都要夸李市长好，说什么每次给李市长按摩都车接车送，李市长的车真厉害，不仅有警灯，还可以喊话，随便闯红灯。张国昌闭目养神，就当没听见。
终于有一天老中医开口要价了。
“张市长，求您办一件事呗。”老中医难为情地说。
“老爷子请讲，只要能办，我一定帮忙。”张国昌躺在按摩床上说。
“我儿子在东州市杂技团工作，是按摩师，他想买台二手车，最好是八成新的，桑塔纳2000就行。”老中医说。
“您儿子能出多少钱呢？”张国昌笑着问。
“七八万元吧。”
“雷默，这事就交给你办了。”张国昌大包大揽地说。
我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老中医狮子大开口。不过我也没办法，谁让张国昌发话了呢？我找到杨儒斌说明了情况，他一口答应了。
一天傍晚，我陪张国昌又去按摩时，我把消息告诉了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与他儿子联系。我只好拨通老中医儿子的电话。没想到老中医儿子的胃口更大，他说：“不好意思，我最多只能拿出五万元钱。”我心想，人怎么都这么贪婪，白给你得了呗。我没搭茬。
送张国昌回家后，我与杨儒斌通了电话，杨儒斌一听就火了。
“五万元一台桑塔纳2000，他有多少，我要多少，这不是抢吗？再说，五万元我卖给你好不好。”杨儒斌生气地说。
“儒斌，算了，明天我就回了张市长。”我也没好气地说。
没想到，第二天傍晚，张国昌死活不去按摩了。
“雷默，昨儿我回家你嫂子告诉我，那个老中医是个肺癌患者，我一听给我恶心坏了，我早知道根本就不能去。”张国昌厌恶地说。
“老板，老中医儿子买车的事还帮不帮？”我打趣地问。
“帮个屁，不管了，不许管了。”我一听也解脱了。
关于健身养生的事，张国昌变过许多花样。
“雷默，你知道为什么省委老书记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倍儿棒吗？”有一次张国昌很神秘地问。
“不知道。”我说。
“常年坚持喝冬虫夏草泡的水，都喝四十多年了。”张国昌表情惊异地说。
“是吗？”我听后也很惊讶。
“雷默，从明天开始，别给我沏茶了，给我泡冬虫夏草喝。”张国昌认真地说。
张国昌坚持喝了半年，也没觉得怎么样，开常务会时端着冬虫夏草泡的水怕影响不好，便说：“算了，还是喝茶吧。”就这样又换过来了。
过后，我问老书记的秘书：“听说老书记身体倍儿棒是因为每天用冬虫夏草泡水喝，有这么回事吗？”
“雷默，你这是听谁瞎掰的？根本没这回事儿！”老书记的秘书一本正经地说。
68、手术
父亲终于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朴素安排得很周到。
“手术先不急，让老爷子稳当稳当，做做全面检查，我也静静心。”朴素慎重地说。
星期一住进来的，188床算是个吉利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严格来讲，做脑膜瘤手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是禁区，父亲已经七十四岁了，朴素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是不敢接这个病号的。
“雷默，住院期间的费用大约是三万多元，因为你父亲是医保，个别好药你还得自费。”朴素解释说。
“没问题，只要能救我父亲的命。”我说。
手术定在星期五，早晨护士们全副武装，推着平车进了病房。此时父亲已经剃了光头，刚才护士用刀片又刮了一遍，头刮得锃亮。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父亲剃光头。
父亲躺在平车上，看得出父亲表情平静，内心很紧张，毕竟是做开颅手术，不知道手术结果会怎样。前天晚上，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一连死了三个，走廊里哭声一片。这哭声对父亲的影响很大。
不过，父亲还是坚强的。他很平静地躺在平车上。车推进三楼电梯，家属就不让上了。十层，十五层，十七层，电梯一直上到十七层停住了，手术室就在十七层。
我和我哥就在电梯口，杨娜陪着母亲，父亲是第一个被推进电梯的，接着又推进去三个做开颅手术的病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七层电梯直接下到三层，电梯口站满了病人家属，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电梯开了，护士推出第一个病人。大家都焦急地围上去。不是我父亲，我们只好继续等。一连又推出两个病人，又不是父亲。母亲有些紧张了，怕出什么意外。我一边安慰，一边不住地提醒自己要相信朴素，下午两点，十七层电梯终于下来了，一直停到三层，我知道父亲的手术做完了。
电梯门开了，护士们推出平车，父亲的头上贴着一块手掌大的纱布，很安详地睡着，麻醉还未苏醒。
“护士，手术怎么样？”我赶紧问。
“手术很成功，从来没见过朴主任手术做得这么细，脑膜瘤全部切除。”
护士说完，我这才想起朴素。
“护士，朴素主任呢？”我感激地问。
“还没下来呢。”护士说。
我们全家随护士将父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每个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都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有的重病号在里面一呆就是几十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贵得惊人，不算用药，每小时一百元，一天就是两千四百元。
我试着拨通了朴素的电话。
“朴素，我是雷默，辛苦了，大恩不言谢。”
“雷默，你可真能捅词儿，还大恩不言谢！”
朴素哈哈笑着走了过来。母亲握着朴素的手，眼泪就流了下来。全家人不知道怎么感谢好。
“大姨，放心吧，这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例手术。”朴素信心十足地说。
“朴素，你累坏了，快去休息吧，改天我们好好聊聊。”我动情地说。
朴素走了，全家人终于松了口气。
医院就是生死场，神经外科尤其如此。与父亲同一天做手术的三个病人中有一个病人和前几天做完手术的一个病人同一天死在了医院。夜晚的三病区走廊哭声一片。我面对这样的场面不禁对生命的脆弱而悲叹。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睡一觉，醒了，一天就过去了；醒不过来，一辈子就过去了。
很长时间没有哭的感觉，没有伤感的泪水，只有小资情调，生命在透支中逝去。此时，走廊里的哭声是悲痛的，也是平淡的，因为普通生命就是在痛并平淡中逝去的，就像一粒沙子扔进湖里，平淡得没有一丝涟漪。看破生死的人渴望这种平淡，因为涟漪即使再大，也会随着生命而逝去，平淡是迟早的事情。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只呆了一天，就被送回了一般病房，由于手术部位水肿导致呓语，有些话听起来十分荒唐。朴素说，这是水肿导致的情绪不稳，水肿消失后会正常的。
这几天父亲睡觉颠倒黑白，晚上闹人，白天睡觉，睡梦中父亲经常想起山东老家的大柳树。
“大柳树已经成仙了，被大风刮倒与我无关。”父亲手舞足蹈地说。
清醒时，父亲告诉我大柳树被风刮倒后，给爷爷做了寿材。糊涂时，父亲顺嘴说胡话。“医院里有四种女人，陪护女、下岗女、妓女、被通缉的歹徒。”父亲呓语道。
“你就是被公安局通缉后躲进病房的。”我哥听了很生气，便回了一句。
“那我去自首。”父亲荒唐地说。
我听了父亲的呓语忍不住笑了。
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有三个病区，一病区是脑外伤，二病区是脑出血，三病区是脑肿瘤病房。
有一天晚上，我从医院的生活服务区回来，走到三楼时，闪出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让人看了只想吐，我紧走几步想远离他，他却紧跟着我问：“大哥，耳鼻喉科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他才走开。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眼前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满脸是血的人。走到洗手间时，被一个正在小便的人震住了，胖胖的大圆脸，戴着近视镜，这不是常务副市长杜文革吗？杜文革不认识我，他走进我父亲隔壁的病房。我很纳闷，便走到护士站问小护士。
“杜文革的儿子五年前就得了脑胶质瘤，”小护士说，“在北京301医院做的手术，现在复发了，癌细胞飞得满脑袋都是，已经傻了，只能靠放射治疗维持。”
我听了以后颇为震动，我不禁想起在三亚南山寺遇见杜文革的情景，一个八百万人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跪在佛像前，一跪就是半个小时，这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经常看到杜文革和他前妻的身影。杜文革的前妻十年前就与他离了婚，和一个香港大老板跑到了美国，现在已经入美国籍了。有人说，这叫生态平衡，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杜文革平步青云的背后却有一个破碎的家。杜文革的儿子今年才十八岁，往后的日子就按天算了，也是孩子命苦，虽然生在富贵人家，却并未享受到真正的人生幸福，这就不是“遗憾”两个字能说清楚的了。
69、人情
父亲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全家人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轻松起来。术后十二天头上的伤口拆线了。伤口愈合得很好。晚上我正在病房值夜，朴素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