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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之治
红颜祸水：西朝覆亡真相
周朝国君姬姓，相传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弃的子孙。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发明和种植稷和麦，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其后世子孙世世重农，颇为富饶。《诗经》里有许多追述周先祖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是周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周朝历经37代天子，700多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长久的朝代。其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丰镐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所以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历史为西周，此后为东周。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西周的经济制度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异同。商时民属于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他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经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代行国政。周公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或“周典”。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并与殷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也积极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解释，寻求帮助，随后毅然地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商贵族及遗民为俘虏，因为他们顽固地反抗周的统治，被周王称为顽民或殷玩。
为了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巩固西周的统治，周公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城，即东都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到这个地方，严加控制。同时，封投降西周的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大体太平。
西周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即周天子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大部分都是诸侯）。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西周的分封，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康王时期。西周的分封，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的作用，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康王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1700多名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长达291个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
昭穆嬉游
昭穆嬉游
康王死后，昭王姬瑕继位。姬瑕自幼养尊处优，继位后又没有贤臣辅佐，所以生活很快就奢侈荒唐起来。昭王有一个最大的嗜好，那就是酷爱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不少佞臣就投其所好，今天奉献珍禽，明天贡上异兽，以博取赏赐和升官。有时，一听得什么地方有珍禽异兽，昭王立刻扔下朝政，赶去捕猎。结果，导致国力衰落，政治昏暗，一些诸侯开始不听他的命令，并且中断了贡奉。昭王依然我行我素。
昭王十九年，臣下奏告说，南方有一名为越裳氏的部落，出产一种羽毛洁白、肉味鲜美的珍禽，名叫白雉鸡，成王时他们常拿来进贡，如今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从中作梗，越裳氏的进贡因此中断。昭王大怒，马上亲率大军南征楚国，一路上强征百姓运输粮草，撑船拉纤，供应食品，提供美酒，并且征用了渔民的船只，用完之后竟将船凿沉，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昭王渡过汉水，进攻楚国都城丹阳，屡攻不克。此时，恰巧楚王担心敌不过周天子，派人前来请罪。昭王也就顺水推舟，斥责了楚王一番，然后在楚国境内抢劫了百姓的大批财物，声称战胜而班师回朝。
昭王一路游猎，回到汉水边上，命令部下再次强征民船。船民含愤挑出了一些船只，将它们拆散，再用胶水粘合起来，又用彩色图案将痕迹掩盖起来，让昭王的部下把这些船拉走。昭王和将士登上船只，行到江心，胶水经江水浸泡溶解，船板纷纷散裂，船只下沉，昭王和随身大臣也跌落在江中。昭王不识水性，穿着又很笨重，落水后挣扎了几下就直往下沉。等到昭王被救上岸来，已经腹胀如鼓，气绝身亡。大臣们认为昭王的死非常不体面，不能公布真相，于是草草地将他埋葬，并对外谎称是得急病而死。
继昭王而立的是穆王满，他在位长达55年之久。他好大喜功，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俘虏他们的五个大王，并把他们迁居到太原。东方的徐国率领九夷侵扰周朝边境，穆王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周穆王是个大旅行家，喜好游山玩水。据说他以造父为车夫，驾着8匹千里马，带着7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先北游到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巡，游览了今天新疆境内的许多名山大川，传说到了昆仑山西王母国，受到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瑶池为穆王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山眺望远景，在山顶大石上，穆王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作为纪念。然后，穆王继续西进到大旷原，猎到了许多珍禽异兽后，返程东归，回到镐京。穆王西巡历时2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沿途所经邦国，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中原的华夏族和西部各民族很早就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共同创造着中华文明。
穆王远游也耗费了大量财富，弄得国库亏空，但是在许多场合，周王又不得不维持着天子的架子。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续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使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到周共王时，周王朝呈现衰败的迹象。夷王由于诸侯的支持而登上王位，因此对诸侯十分感激，一改以前朝见时，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被穆王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诸部也不断反叛，夷王虽然几次派兵征讨，隐患始终未除。
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
西周社会奴隶制仍然十分盛行。奴隶被主人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西周的土地基本制度是“井田制”。简单地说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周围八块田地分由八家耕种，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中央一块田地则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二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所以，《诗经》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这种土地制度，被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孟子等人誉为最理想的耕作方式。由于农业劳动者从牛马不如的奴隶转变为小私有经济的农奴，生产力提高了。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成王、康王以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贵族利益集团呈现新的格局。如在昭王、穆王时期，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经营农业生产，结果家道逐渐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千方百计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设法扩大耕地，经济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暴发户。贵族集团内部之部出现了新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广大奴隶过着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残暴的酷刑、人殉、人祭等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一部分聚集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的团伙，反对周王朝的统治。
夷王卒，其子厉王姬胡继位。厉王认为父亲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厚，转而以严酷的手段来加强对臣下的打击。一些奸佞小人也利用了他的这一心理，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有一个臣子叫荣夷公，就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百姓进山林川泽谋生。这个主意正中厉王下怀，因而对大臣的规劝和百姓的反对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一政策。
1沉重的赋税，已使平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厉王的“专利”政策，又使平民更加忍无可忍。于是，街谈巷议，抨击朝政；痛哭詈骂，直指时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首歌谣，充分表明了百姓们对周厉王的强烈不满和寻找乐土的强烈愿望。
面对载道的怨声，厉王并没有省悟。相反，他实行了更为恐怖地特务政治，堵塞言路，防民之口。他派出佞臣卫巫监视百姓的一言一行，把许多不满厉王暴政的百姓捕来杀死，并且殃及无辜。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中——亲友熟人在路上遇到了都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看上一眼，整个都城为此变得死气沉沉，这就是典故“道路以目”的来历。厉王还自以为能止谤，压迫更甚于以前。他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们看，现在再也没有人反对‘专利’，再也没有人咒骂了吧。”召公是个有头脑、有见解的政治家，曾经屡屡进谏厉王。现在见到厉王如此倒行逆施，执迷不悟，他便又一次劝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住，一旦决堤，伤害的人更多。堵住百姓的嘴巴，不让人民说话，其后果和堵住大水是一样的。治理洪水的方法就是要疏通水道，让它能够自由的奔涌；治理民众的方法，也是应该广开言路，让百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要堵在心里。天子掌管朝政，要让上至公卿、列士、近臣、亲戚，下至百工、庶人、以至奴隶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君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避免或者少出差错。所以，百姓心中有想法，就会通过嘴巴说出来，如果硬要堵住百姓的嘴巴，后果将不堪设想。”厉王听了，不但不予以采纳，还一意孤行地说：“我是堂堂天子，那些愚民，他们懂得什么？他们只能遵从我的命令，哪有资格胡说八道！”
周厉王的这些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业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的人，这些人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集结到王宫中的“国人”才渐渐散去，暴动暂时平息。根据贵族们的推举，周公、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公卿大臣共同商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在历史上，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由于《史记》一书于“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西周很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厉王逃到彘后，派臣子凡伯返回都城镐京打探消息。凡伯、周公、召公等商议，准备迎接厉王复位。但是民愤难消，他们坚决不允许他回来。民意难违，周公、召公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向厉王奏明了情况，无可奈何的厉王只好在彘定居下来，凄凉地度过了最后的14年，病死了。
宣王中兴
宣王中兴
姬静，厉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国人暴动”时，他闻声逃入召公府宅避难。“国人”发现之后，赶来包围了召公的府宅，要求召公把太子交出来。召公极力劝说“国人”，让他们饶恕太子，却没有成功。愤怒的“国人”拥入府中，开始搜捕太子。召公赶入内室，命令他自己的儿子与太子对调了衣服，忍痛将儿子推出去交给了“国人”。并没有见过真太子的“国人”，看到身穿太子装扮的人，不辨真假，涌上来一阵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假太子”气绝身亡后，“国人”才纷纷离去。姬静就一直冒充召公的儿子隐藏了下来。14年后，即厉王病死在彘后，周公、召公利用迷信平服了民怒，扶姬静继位，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都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所以在继位初期，他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有事就同臣下商议，比如当时铸的一件铜器“毛公鼎”上就记载着凡是他发出的政令，必须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又整顿吏治，三令五申各级官吏，不准他们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他取消了厉王的“专利”政策，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他还将公田分给奴隶耕种。军事上，为了解除自西周中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犯的威胁，也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他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统兵，击退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进攻，征伐东方的徐戎、南方的楚和西方的戎；他还效法武王、成王，将弟弟友封于郑，将舅舅申伯封于谢，以拱卫王室。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中兴的表面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当时的铜器“禹鼎”记载说，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侯，联合东夷和南淮夷进攻周王室，直打到成周附近，宣王倾全国的兵力进行抵抗，却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借助一些诸侯的力量，才勉强取胜。公元前789年，周王室的军队讨伐姜戎，军队几乎丧失殆尽，宣王也险些被俘。
更可怕的是，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政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他就兴兵讨伐，使鲁国陷于混乱，这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使得诸侯们对宣王更加不满。对诸侯尚且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就更加放肆，更加蛮横无理了。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大夫杜伯触怒了宣王，被判处死刑。他的老朋友左儒急忙上前劝阻，宣王愤怒地斥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