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等）认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是一个“荒唐的规定”，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对此也非常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抗情绪。
然而，专家的声音却很无力，左右不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却危险的提案》的报道，这篇报道说：这些天来，关于艾滋病人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除了京津地区风传“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谣言之外，来自广东“两会”的一份提案也卷了进来。《新快报》的消息称，有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要像过去治疗麻风病人那样，对艾滋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和治疗。这是一个善良的提案，也是一个危险的提案。尽管艾滋病的阴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风病人等同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像消灭麻风病一样消灭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篇报道在评论这种举措时说，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过的成都）曾经酝酿过一项地方法规，要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拒于公共浴室之外。如今，类似的声音又在广东重新出现，而且由政协委员把艾滋病人与麻风病人并列起来，说明我们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湾某剧院实验剧场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艾滋病故事剧《黄色小船》。真实的剧情与真情的表演，让在场的演员和观众哭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
《黄色小船》的故事背景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知名导演沙大伟（ＤａｖｉｄＳｅａｒ）婚后喜获贵子，取名潘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儿却是一个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后来不慎因输血感染了ＨＩＶ，当时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极为有限，结果潘杰明只活了８年４个月又２９天。在潘杰明短短的生命中，带给沙大伟夫妇的是爱子诞生与成长的喜悦，同时还有爱子面对病魔而父母束手无策的无助及痛苦。潘杰明从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亲友歧视，被学校强迫退学，最后在父母及朋友的爱的包围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却能以一颗童真的心说，要在死后把他的玩具分给朋友。
这部实验话剧，透过孩童的眼光，探讨艾滋病、血友病、死亡与病重儿等问题，戏剧的感人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人们，惟有了解艾滋病，关怀病人，才能挑战艾滋病，才能最后彻底瓦解和战胜艾滋病！
今天，黄色小船又飘到了我们身边。
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
那些试图用法律“严禁艾滋病患者进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种重新引入麻风病人概念的观点，只能意味着对患者和弱者的冷漠。
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勇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那些徘徊在死亡阴影里的人恢复生命的自尊和生存的勇气。
挽救了他们，也就是挽救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挽救了整个人类。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
艾滋病是２０世纪末横行于全世界的恶魔，就目前而言，人类还没有办法战胜它，但人类完全有可能遏制住它恣肆无忌的脚步。
为了挑战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已经行动起来，中国也正在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等３０个行政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计划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发病人数上升迅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降低艾滋病性病的发病率。到２００５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内；将艾滋病病毒经临床输血传播的平均水平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以下。其中，在艾滋病高发地区，控制在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以下。
这个“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你如果能够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会把心里的感受主动说给你听，包括他们的个人隐私，也许这样更能释放他们的心理压力。
新任护士长小白，是位２０多岁的年轻姑娘，在她还未走马上任之前，对护理艾滋病人的工作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她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觉得艾滋病人并不可怕，那么多护士、医生都和艾滋病打过交道，人家能干，我照样没问题。”
丁护士长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在艾滋病医护人员中记忆犹新。
一天晚上，抢救一位艾滋病患者，小丁为了照顾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护士而顶替她参加抢救工作。就在丁护士长掰输液瓶时，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拇指，她当时由于紧张忙于抢救工作，未能注意到这一情况，待抢救工作结束后她在清理收拾污物时，才发现胶皮套破了，拇指渗出了血。职业敏感使她意识到刚才她在操作过程中，曾经接触过病人的体液、血液，如果无孔不入的ＨＩＶ趁这么一个小小的创口进入自己的血液中，那她一切都将完了。
在后来的一年多的监测时间里，她也曾经焦灼不安过，但从没有对自己工作有丝毫埋怨和松懈；她也曾后悔和恐惧过，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述给她的病人。一段时间里她怕传染给家人，曾主动向爱人提出分居，但后来监测的结果证明她没有因一年多前的那一场虚惊而染上ＨＩＶ。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丁护士长说：“现在好了，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一方面提高护理工作的技术水平，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一星半点的不慎而带来的终身遗憾。不过现在即使发生不测，也有了药物可以预防和补救。”
在调查中，有６６％的护士敢于将自己从事艾滋病人的护理工作告诉家人，因为她们知道亲人会理解她们，支持她们；有１２％的护士还不敢把实情告诉刚认识的人；有２２％的护士认为不能告诉家人以外的熟人，因为社会目前尚不能接纳。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2）
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批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一颗颗爱心，构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这道长城的荫护之下，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了理解和同情，有了关爱和温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与病魔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赵红心是地坛医院传染病房的主治医生，初次接触艾滋病这个恶魔时，同普通人一样，她也曾有过恐惧心理，但最终战胜了自我，战胜了恐惧，以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大无畏人道主义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净化。
２００１年７月底，一个既是艾滋病人又是吸毒贩毒罪犯的特殊病人由公安干警送往地坛医院救治。这个人在遭抓捕而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手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进院时伤处扎着绷带，绷带上浸透了血。
病人被送来之后，面对如此情况，一些医生不知所措，害怕这名特殊病人的血液会污染自己。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罪犯，一切恶果都是他犯罪行为所致，是罪有应得，用不着同情和可怜。
赵红心赶来，对跟随来的警察说：“他是一名罪犯，但同时也是我的一名病人，这一点与其他病人一样，让我来为他治疗。”说着赵红心便动手为这个人拆纱布，上药，重新包扎。这个人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即使到了阎王爷那里，我也要感谢你的！”
今年３２岁的马东长了一张娃娃脸，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给人一种乐天派的感觉，毕业后，她就来到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当了一名护士。
马东刚分到医院那会儿，正碰上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马东和其他年轻护士一样，生怕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工作时全副武装，隔离衣、双层手套、帽子、口罩，浑身上下只有不得不露出的眼睛露在外边。不得不进病房时，也是提心吊胆地进去，百般小心地操作，忧心忡忡地出来。这样一来，与艾滋病患者的交流沟通自然就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进一步接触，马东认识到艾滋病是可怕的恶魔，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虽然患了病，但依旧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决心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多给病人一些人文意义的理解和关爱。
碰巧她接触的第一位患者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病人刚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马东与他聊天后才知道，小伙子得知他得的这个病，既是大家都厌恶的病，又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于是产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
在聊天之中，马东了解到小伙子不堪重压的心里还有一个极端的错误念头，那就是不公平的老天让他得了这种病，他也要报复社会，让别人也得上这种病，来支撑自己心理上的平衡。马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小伙子的接触更频繁了，她决心用行动去重新点燃小伙子对生的渴望，重新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马东对小伙子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看你是怎么去死？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能够活下去而不愿意活下去的人，哪怕是一年，一月，一天，活着是美好的。你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活下去呢？一个人要爱护自己，也要爱护别人，只有尊重生命尊严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尊重。”
苦口婆心的劝慰，终于感化了小伙子僵硬的心灵。在马东的真诚与关爱面前，他哭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糊涂的想法了。”
后来小伙子出院了，出院之后他还经常给马东打电话，问候马东并向她咨询一些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又把马东当成自己信得过的亲人。小伙子蹒跚的脚步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时，他惟一的希望是想再见一眼马东。
马东满足了患者的要求，她到了小伙子家中，面对奄奄一息的患者，马东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病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他能够微笑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何尝不是生命的壮举呢！”
小伙子枯瘦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大姐，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我过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懂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病中我感受到友情和亲情的温暖，我去得安心，再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谢谢你了，好大姐！”
２００１年８月，马东随卫生部、民政部组织的工作组到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在文楼，马东的心被那里因患艾滋病折腾得家破人亡的惨状震撼了！那些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普通农家，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四处求医寻药，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离世而去。一些家庭因患了艾滋病折腾得人财两空，大孩子赤着脚，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贫瘠的田边地头跑着，进学校读书对他们来说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着。在文楼期间，这些情景每天都像电影一样过好几遍，马东的心能不为之颤栗吗？
在文楼，马东还遇到一件事情使她感动不已。
一位病人看见马东脚下的鞋因为在文楼上下东跑西颠有些坏了，就对她说：“大姐，你们从北京来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病人，你看你脚上那鞋都跑坏了。我那包里还有些钱，你去取５０块钱买双新鞋穿吧，反正我也快了，要钱也没啥用。”
马东似生嗔又似感动地对这位病人说：“大姐不许你这样说，要是真的想送大姐一双鞋的话，那你就好好治病，等你病情好转了，亲自去给我买一双，好吧？不过你得记住啊，你一定得好好治病，你还欠大姐我一双鞋啊！”
那位病人本来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信心，在马东的开导下，重又树立起治病的信心，一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
回到家里，马东把此次去文楼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女儿，丈夫对她的工作表示支持，只有４岁的女儿也被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她附在妈妈耳边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一名医生，把那些生病的人都治好。”
望着女儿天真灿烂的笑容，马东乐了。她觉得，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为了复苏艾滋病患者心里对生命的期待和渴望，她决心坚定不懈地走下去。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患者心中的母亲（1）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艾滋病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