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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可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统防卫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舞厅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爱波斯坦·巴尔病毒（ＥＢＶ）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很明显，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这是自由的代价。
１９８１年秋，当亚特兰大的医学探士们将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奇异病症拐弯抹角地命名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简称为：ＧＲＩＯ）时，艾滋病便与同性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同性恋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道义和实质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不管同性恋者们如何回避，如何辩解，如何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但事后ＨＩＶ三大传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恋最为直接和显著）、血液、母婴无不证明了同性恋者是ＨＩＶ传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国家卫生部在“同性恋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恋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３８例ＨＩＶ阳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为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于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
这份来自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还不无忧虑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诱发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２／３，云南有１／３，天津和重庆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１９９３年，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的调查显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５０％是肛交。另一项研究显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５０个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１００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８％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客观上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障碍，“在同性恋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能够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黄丹丹正是这样的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一刻还不忘大声喊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黄丹丹的死，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
第六章 血浓于水艰难的寻找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是一次严肃的大会，国家领导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了“关注艾滋，付诸行动”的主题大会。
在大会开幕式现场，一个高达６米的巨型“杰士邦”安全套气模娃娃，高高地矗立在大会主席台旁。它的抢眼出现，使现场与会者多少有些另类的感受。
开幕式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作了悲壮而激情四射的发言。他说——
“对整个世界来说，艾滋病的流行仍然处于初期。尽管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才仅仅２０年，但仅在此期间，已经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2200万人已经死亡。艾滋病已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还将进一步传播。”
“我认为本届大会对全球有重要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在未来的２０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如果中国抓住了目前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综合的关怀、护理和支持的覆盖面，那么中国就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并使其影响减低到最小。反之，如果中国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力度没有得到加强，那么艾滋病的流行无疑将会继续加剧。”
彼得·皮奥特的警示震撼着与会者的心灵。
晚上，会务组特意在中国剧院为与会者组织了一台大型公益晚会——《飘动的红丝带》。这一台节目由中央电视台筹办，并将于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排练结束，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此台节目即将与观众见面时，一个意外的事变使晚会策划者们措手不及：晚会重头戏——艾滋病人刘子亮原来决定直面观众，此时却又产生动摇情绪，他怕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后给自己刚刚恢复平静的生活增添麻烦，甚至打算立即逃离北京！
如果刘子亮拒绝出席晚会，晚会将会减色不少，而且晚会筹办者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对此一突然发生的事变，晚会总导演邹友开则更感不安，因为他心里最清楚为了让艾滋病患者直面观众和镜头的寻觅历程是如何艰难。
这台名为《飘动的红丝带》的大型公益晚会早在２００１年初便开始筹办。筹办伊始，总导演邹友开便做出异常大胆的决定：表现红丝带的主题思想，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让参加晚会的明星大腕们争相对艾滋病人做出亲善之举。
邹友开清楚地记得，在此之前，著名演员濮存昕与艾滋病人握手拍了一条公益广告，即便是那位艾滋病人头像经过了马赛克处理，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就连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在艾滋病人头像处理上也没有“实人实现”，如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位艾滋病人，这位病人敢于站出来，直面人生，直面观众，直面媒体，作一次别具特色的心灵对话，那将对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啊！从更深层次讲，艾滋病人声像直接“曝光”，不光是对艾滋病人战胜疾病，快乐走完人生之路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我们社会的文明和包容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决定这么干，首先决定找人。对于邹友开来说，明星大腕如囊中之物，探手可取。但要找到一位艾滋病患者同意直面晚会现场却异乎寻常地艰难。各路“探子”相继回来报告寻找失败，有人劝邹友开就此作罢。但邹总导演却“贼”心不死，决计亲自出马，上演一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压轴好戏。
邹友开亲自到北京电视台求援，因为北京电视台曾经做了一个片子，片子里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在邹友开的印象中，这位艾滋病人通情达理。通过北京电视台牵线搭桥，邹友开终于见到了这位名叫刘子亮的艾滋病患者。
世界上的事儿有时候真叫人捉摸不透，越是简单的事情越复杂，越是复杂的事情越简单。当邹友开刚刚说完自己的想法，还未许诺高价请刘子亮出场时，刘子亮便爽爽快快地说：“既然需要我出场，那我就出场吧！”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子亮不仅同意自己登台亮相，还同意带着他的妻子一起登台亮相，惟一的要求就是妻子不露面部。
从那以后起，刘子亮还真的随叫随到，自始至终出现在排练现场，参与了晚会的制作。
谁又曾料到原本答应的事临出场时又另生事变呢？
邹友开找到刘子亮，耐心地聆听了刘子亮的意思，极其友好并极其尊重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邹友开的痴心再次打动了刘子亮，临开场的前一分钟，刘子亮重又鼓起勇气，答应出场。
演出开始了。熄了灯光，会场一片黑暗与寂静。
刘子亮拉着妻子的手随着顶上射来的追灯一步步走向前台，台下的观众屏住呼吸注视着眼前即将发生的一切。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走了上来，主动向刘子亮伸出了手。一个著名主持人的手与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倪萍对观众称赞了刘子亮的勇敢行为：“刚刚在后台时，刘子亮还一直在犹豫，在后台绕了很久的圈。”
而此时此刻，刘子亮终于站了出来，面对面地接受艾滋病的挑战，接受社会舆论和世俗观念的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位敢于直面媒体，敢于在公众场所亮相的艾滋病斗士。
刘子亮的不幸遭遇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着，随着故事的悲惨进程，台下许多观众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第六章 血浓于水穷得只剩下血液
１９６７年春，刘子亮出生在豫皖交界、颖河中游的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范营乡和尚村。刘子亮的家乡山穷水瘦，光听那村名儿，就知道这地方怎么挖也挖不出个金疙瘩来，要不村民怎么会娶不上媳妇，远远近近直管这地方叫和尚村呢！
刘子亮出生那年月，正值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山里山外都在抓革命，刨地种庄稼都被认为是邪门歪道。一年下来，靠工分挣来几粒小麦高粱，怎么也养不活一家人。怎么办？老实巴交的父母只好在屋前房后多种几亩菜蔬果腹，生产队开会，时不时还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尾巴要割掉。好歹艰难岁月终于过去，一家人好不容易熬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
该上小学了，父亲把刘子亮送到村小的老师面前：“咱也不识字，咱这娃就交给你了，识几个字将来好混饭吃。”那时候，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好歹也算是让子亮把小学读完了。刘子亮读书也还算是用功，母亲有意让孩子再念初中，父亲却虎着脸：“上初中又要花钱，银子钱硬通货，到哪儿去找呀？”母亲把她长年累月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钱递到父亲手上：“我再喂几只鸡，好歹让他读完初中吧！”父亲不再说什么，只好让刘子亮继续读书。
初中毕业时，刘子亮的成绩已经跃升到全班前几名了，老师寄希望于他考上高中继续学习，而此时此刻的刘子亮，却因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供他读书而不得不被迫中断学业，回到家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刘子亮干活是一把好手。干活之余，还用心思去学习电器修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辈子在豫东这地儿刨也刨不出个好前程来，成家立业，不多几门手艺不行。谁知这一鼓捣，小伙子还真鼓捣会几门手艺来，惹得邻村邻社的姑娘们好生眼馋。
１９９２年，终于有一位名叫孙菊香的姑娘抛出的红绣球击中了刘子亮。刘子亮手艺不赖，孙姑娘心肠特好，两人一拍即合，马上定了婚，而且于次年农历三月初八完了婚。常言道：要得发，不离八。三月初八这天，出席他俩婚礼的亲朋好友都争相夸赞刘子亮帅，孙菊香好，两人是天作地合的一对。
婚后，两人起早摸黑，干完农活做家活，农闲时节小夫妻又风尘仆仆进县城做起小生意来，目的为了一个：尽快发家致富。可是豫东这些年来干旱频生，田里裂缝，地头冒烟，丢下几粒种子不长时间里似乎都被烤焦了一样十天半月冒不出一瓣芽来。春旱小麦减产，夏旱薯类无收，加之城里生意门路不畅，虽不大赔却无小赚，日子过得似乎越来越紧。
１９９５年又是一个大旱之年。秋收刚过，人们便忙着播种小麦了，庄户人家指望秋雨冬雪给麦籽儿解解渴，再施施肥，期盼来年有个好收成。
刘子亮一家子拾掇完田边地角，指头扯指头地眼睁睁看着别人往田里使劲，自己几亩地却有劲儿使不出。为啥？缺钱买化肥！沈丘这地方地瘦，却死皮赖脸靠着化肥种庄稼，没有化肥，种子扔进地里也是白搭，可买化肥要钱呀，到哪儿去找？
孙菊香见丈夫急得跟火窜房似的，就好意叫他去邻村熟人处借点钱，凑合着把庄稼种上再计较，没想到刘子亮一脸不悦：“咱们也有一双手，找别人借，咱托不过那个情！”
孙菊香说：“咱借债还钱，咋就托不过那个情？”
“拿什么还？咱可就穷得只剩一把骨头几滴血了！”
刘子亮话刚出口，眼里一亮，不等妻子回话便暗自思忖道：“卖血，不是条很好的路子么？”
刘子亮知道，一段时间里豫东南周口、漯河、信阳一带，地下血站猖獗，好多乡里乡亲伸出胳臂捞钱，仿佛自己身上的血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铺钱庄似的。危难之时，自己何不挽起袖管一试？
听说丈夫要卖血，孙菊香不同意了：“子亮，你卖什么都可以，怎么能去抽血卖呢？“
刘子亮急了：“咱这家当，不卖血又能卖什么？”
孙菊香一想，丈夫说得也在理儿呀！就这么个穷屋破家，还有啥值得卖的呢？孙菊香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对刘子亮说：“要卖咱俩一起卖，一人抽一点，对身体危害也不大。”
刘子亮坚决不同意：“你疯啦？都去卖血，如果出了事，家里两个娃咋办？！”
孙菊香见刘子亮真的生了气，进退两难，只好同意他一人卖血。于是她陪着丈夫来到血站，眼睁睁地看着针管扎进丈夫的胳臂，赤红的血液被吸了出来。刘子亮两天时间里共卖了三次血，终于从血霸手中拿到了救命的１７４元化肥款。
刘子亮脸色苍白，但却泛起了一丝笑意：化肥钱有了，小麦也能种上了，自己就眼巴巴地盼着来年的好收成吧！
此时此刻的刘子亮，他哪里知道，当血霸将那带着斑斑血迹的针管扎进他的血管时，也把艾滋病病毒一起扎了进去！事后他痛悔万分，惟一庆幸的是自己一怒之下拒绝妻子一道前往地下血站卖血。如果当时不加制止，让妻子也去卖血的话，这个家算是彻底毁了！
第六章 血浓于水血凝成冰的日日夜夜
刘子亮卖血之后，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没有感觉出什么异样来。白天背太阳过山，夜间背月亮过河，夏收到了，也没见什么好收成。好歹半年地皮子也没有闲着，收几粒算几粒吧！这地儿生不出金生不出银，也不能让它荒着。
年关将近，该是办年货的时候了。可是手头紧，刘子亮又一次想到卖血。刘子亮一打听，才知前段时间横行于豫东一带的非法血站被政府取缔了。卖血不成，看来只好“年年难过年年过”了。
血是卖不成了，但家里生活不能没钱呀！刘子亮狠了狠心，抛下妻儿老小外出打工。要说干活儿，他刘子亮有的是劲儿！于是刘子亮到广州，下深圳，上北京，千里京广线上，留下了他深深浅浅的足印。
刘子亮是个能吃苦的汉子，凭着他几年来的打拼，家里也积攒下来一笔钱。他打算再出外干两年，多积一点儿钱，将来盖一幢像样点的房子，让一家人舒舒服服的有个窝。
有了目标，劲头更足了。１９９８年春天，北京的积雪还未消融，南方的榕树已经冒芽，刘子亮又跟乡亲们一道北上打工出发了。
此行的落脚点是天津。
刘子亮和乡亲们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清一色干粗活重活，听说工资还行。不过包工头说是年终一次结算，平时只能借点儿零星小钱花花。刘子亮对这些满不在乎，他想这样也省得他操心自己多花钱，攒不起来修房造屋的钱。
刘子亮和工友们起早摸黑，一个心眼扑在工地上，就指望年终能拿到几千块钱，回家好趁冬闲时节破土盖房。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两次孙菊香把电话打到工地上来找他，问他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刘子亮握着话筒连说：“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