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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并不迷信，但在东方存在着所谓“毒眼”或厄运的说法。每时每刻，我心里都盼望着一切顺利。瞧！我们已上了去迦太基的公路，前后都有警车，始终是双重保卫，即巴勒斯坦和突尼斯双方的安全部门联合出动。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盛况空前的招待会，对阿拉法特及我的裙袍的恭维话语，与各国使节各种各样的交谈。其中有法国大使布雅纳·德·拉科斯特先生，他一个月之前曾与我丈夫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法国在中东的倡议交换意见。法兰西在中东的作用很重要，希望希拉克总统继续发挥作用。一个极好的晚会，每走一步，我都思量：但愿一切顺利，指望真主能阻止灾难。然而，我感到嫉妒就在头上，所有目光都朝向我：阿拉法特夫人首次正式露面……晚会结束，我们向主人告辞。我总算如释重负。
刚一上车，丈夫的警卫员转向我们说：
“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医院，为什么？不是一切都好嘛！”
话音未落，灾难即出。突尼斯警察坐的护送车误入宫内花园放有禁止通行的安全三角架的道路，不料方方正正地被扎穿了。我对亚西尔说：
“瞧，都怪我，是我招来了毒眼。”
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他表现得真不错。他知道安慰我，使我放心，并要我读一段特别的古兰经。
在医院，我穿着高跟鞋，而且化了妆，在这些满身血淋淋的不幸者面前，我为他们流泪，也为自己流泪。且不说第二天的风言风语，把事故说成谋害，把凄惨的车祸说成间谍小说，明显对我怀有恶意。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更强，什么都说得出来。
第五部分签署以巴和平协议
苏哈闯入阿拉法特的生活，与巴解组织历史转折同时发生。在巴解中央委员会，出现深刻分歧，对阿拉法特猛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在海湾石油君主国停止援助后经费出现空缺时，存款不当和开支浪费。阿拉法特大转弯，向敌人伸出手也不受大家的赞同，而且对他的隐私了解甚少。
和平迹象在以色列越来越明显，工党已上台。拉宾和佩雷斯较其前任更为现实主义，撤销了严禁与巴解组织成员发生任何接触的法律。另外，拉宾政府倡议被占领土实行某种自治。一切虽不太具体，但却刮起了一场务实的和风。
接过马德里和会的接力棒，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和谈，尚未达成什么协议。在不引人注目之下，一些不露声色的人士在挪威悄悄会晤。在东道主外交大臣霍尔斯特调解下，他们从奥斯陆普拉扎饭店开始对话，并在南部博雷加文德一家农庄继续举行。巴以双方参加人士不多，各有三四人。一个真正的突击队，表面无声无息而实际卓有成效地在完全不相容的立场之间寻求妥协方案。数月紧张而细致的谈判，由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和在耶路撒冷的佩雷斯直接监督。
从以色列方面，可以感到有摆脱马蜂窝、控制不了的、一触即发的战争之地——加沙的明显意愿，既给予约旦河西岸更为自由的地位，也保留代表一种政治的、宗教的和过激主义现实的移民点。而巴勒斯坦方面呢，有阿拉法特，他虽然越来越受到批评而显得有些削弱，但是依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这位革命之父身后，没有任何人有相当的神奇能力与权威接替他。他实为忱于错综复杂局面的人，为摆脱这类局面而毫不犹豫地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他同样善于处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棘手问题。伊斯兰哈马斯和吉哈德极端主义者拒绝任何妥协和任何谈判；他们武器在手，不再怕向法塔赫中鹰派和忠于阿拉法特的民兵挑衅。伊斯兰主义者的口号已变成：“不再靠石头，而要靠炸药。”爆炸使得双方阵营中的极端分子从中渔利。
在这样的时期，阿拉法特已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人物。他从自己内心汲取力量：巨大的力量。他给人以有病在身的印象，无论怎样似乎都心不在焉的印象；而实际上，他不再与他人对话，也不与自己对话。
至于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感到某种事情正在筹划之中。他多次要我把托泽尔街的别墅留给他，以便安排一些神秘会晤活动。众所周知，一批以色列人来到突尼斯城，所提及的姓名真真假假兼而有之。他们乘坐在欧洲私人注册的喷气式飞机抵达迦太基机场。在这一话题上，阿拉法特只字不露。我则不提任何问题。1993年7月，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携夫人及五岁的儿子来到托泽尔街家中住。阿拉法特与平时一样，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我一直等他，要见他，向他叙说女人们的事儿，谈谈我多次外出会朋友的情况。我很想使他散散心，因为我感到他太紧张了，偶尔还有偏头疼。我只字不提以色列人。总而言之，尽量少打听机密，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了。我以读报为消遣，从国际新闻中心了解巴以双方如何先散发假消息，接着辟谣，而证实后又传播出去。一切旨在搞乱线索。
7月12日，特拉维夫《国土报》透露以巴秘密谈判在华盛顿举行。阿拉法特证实说：“果真如此，上月在华盛顿有两个高级别的会议。”
两小时之后，阿拉法特则作了更正：“本来想在华盛顿会晤，但会晤并未举行。”
此时，霍尔斯特先生正在突尼斯城。
大家都受骗上当，烟雾屏运转起来。依然是7月初，西蒙·佩雷斯发表声明说：“目前，我认为不必同巴解组织和谈，除非有戏剧性变化。这也是伊扎克·拉宾的意见。以色列只将与在华盛顿公开谈判的代表团签署协议。”
正式地，一切都转到华盛顿了。但真正的谈判却在奥斯陆进行，对协议最后文本反复推敲斟酌。阿拉法特喜欢这种形式的局势，我认为他把佩雷斯看做真正的同谋者。
亚西尔致力使人接受他的历史观和勇敢者的和平：和平仅是一个阶段，但导致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及领土基础，以终止流亡和结束巴勒斯坦事业陷入困境的可怕印象。在七、八两个微妙的月份，仅有纳比勒·沙阿特顾问几句简短的话为转移视线和试探反对者，以色列方面则提供答案并澄清。事实上，他们只有十来个人知道真正的和谈在何处进行，了解和谈的重要性。当真实情况显露，即使在身边的人也持怀疑态度。阿拉法特费了很大力气说服一些反对派，他在既成事实面前大发雷霆。他成功了。
加沙—吉里科协议达成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元首、朋友或敌人都大为震惊。积极的和平已经展开。我们在突尼斯收看密特朗总统在法国电视二台新闻节目发表的声明。记得他指出：
“这是一个勇敢而理智的行动，本世纪末的大事件之一。”
我觉得，这一提法准确地概括了我们与敌人对话不得不克服的心理障碍。同时，我也佩服组织这些会谈及参与者一直守口如瓶。真正的成功在于：在中东如此绝密能够保守数月，可谓奇迹般的壮举！
在华盛顿宣布签署以巴和平协议，我为能分享在白宫举行如此盛大的典礼而感到高兴。可我是在突尼斯，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没有女成员。摩洛哥国王提供阿拉法特使用的波音707，乘客远未坐满。而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女性出席的很多，各种级别的均有。我对此深感遗憾。但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尽管我个人被剥夺了机会，但做决定留在突尼斯城却是明智的。
第五部分我陪同赴美被取消（1）
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没有女性，特别是没有阿拉法特夫人，在华盛顿显得尤为显眼。然而，阿拉法特夫人却在突尼斯为美国一家电视台直接评说巴以和平协议签字仪式。有谣传说她参与这一节目并获得了明星报酬。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尽管缺乏她参加的细节，准确消息也让我们写下，苏哈并不情愿地处于政治负责人的决斗中心。
这种竞争表现在西蒙·佩雷斯和伊扎尔·拉宾两人之间，涉及到和谈协议及签字的主持。荣誉应当归于暗中策划并成功推动和谈的人物，以色列方面是佩雷斯先生，巴勒斯坦方面是阿布·马赞先生，以及双方政府首脑吗？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坚持签字仪式要特别隆重，要更加富有象征性和轰动性，故要求拉宾先生和阿拉法特先生同时莅临白宫。以色列方面，佩雷斯出于显示机构严谨国家政府的团结一致，而屈从美方的这一要求。相反，巴勒斯坦方面，阿布·马赞先生则强调他本人参加华盛顿仪式与苏哈出席一样举足轻重。这种态度是对阿拉法特的挑战，其身边的人也表示反对苏哈出席，认为她去参加这类仪式会喜形于色。其实，他和其他人当时觉得阿拉法特与苏哈结婚是不合适的。
阿拉法特夫人未出席仪式，使克林顿感到为难。他本想邀请巴解组织领袖首次访美，是要表明阿拉法特是一位值得尊敬、很负责任的人物，而且有夫人在他的身边。同时，克林顿也很想擦去某些美国人士继续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形象。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提升了美国总统的国际威望，进而以此作为国内政治的一个漂亮之举。
9月13日之行的背景广为当时新闻所报道。有关描写，为苏哈·阿拉法特的叙述提供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而她并不希望在这方面展开任何辩论。
从突尼斯城，我已同美国政府礼宾部门和克林顿夫人私人秘书保持经常接触，就我赴美进行准备。我拟定出席仪式的私人活动，并有个人最具体的日程安排。美国驻突尼斯使馆向我递交了个人邀请信。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完美。这样对我国人民，对我丈夫，如此重大事件，我感到由衷高兴。母亲当时正在华盛顿，因为我哥哥侨居那里。她马上给我选购了一件海军蓝兼白色的西式女服。女人出发前夕还能做什么呢？前去理发师那里。
亨利专门为我理发，他是法国人。我希望做一个长途旅行后能保持不变的发型，而且在华盛顿容易梳理，只用梳子一梳就恢复原样。亨利边理发边打听美国的情况，并问我们巴勒斯坦人是否将很快离开突尼斯返回故土。聊天很快活，继续聊下去。
电话铃突然响起，是找我的：是巴解组织一部长要我尽快去见他，说有重要情况通报。一理完发，我立即去见那位部长。心想，他大概要给我通报一些补充情况吧。
乌姆·吉哈德在场，谈话情形是这样的：
“苏哈，我要跟你说的事，听起来不舒服。不过，你必须放弃华盛顿之行。”
“好呀！为什么？我不明白。克林顿夫人邀请我，我和她的私人秘书处保持往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太难为你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人认为，庆典的时候还不到。”
“可是，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伟大时刻。我们期待着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承认。”
“苏哈，他们并不希望你前去！”
我沉默，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甚至不请伟大抵抗战士吉哈德的遗孀陪同前往。乌姆·吉哈德很惊讶，追问部长原因何在。
这位部长重复说道：
“苏哈，你要明白，你应该主动放弃。为挽救局面，要当着阿拉法特的面采取行动。你若要去出席仪式，一些人不接受你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对阿拉法特说，是你不愿陪他出访。”
我完全失败了，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阿拉法特灰心丧气，独自坐在房间里。我明白了，他已经得知要挟的事情。我于是带着更好的口吻问道：
“你为什么独自在家？出了什么事情？”
“三十年来我多么厚待他们的家眷，可没有一个尊重我夫人。”
“无关紧要，不过嫉妒而已。巴勒斯坦人民四十年来就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问题不在于我去不去，我出席并不重要。”
“不，不能听他们的，你一定要去。”
“亚西尔，不要错过签字仪式，下次我将陪你出访。”
“你不和我们同乘一架飞机，但可经巴黎赴华盛顿，你届时要出席仪式。”
“不，亚西尔，不必啦。他们会把威胁付诸行动。”
“办不到。你一定要去。”他站起来补充道：“我是统帅。”
“不行，没有用。我已决定了：不去。切勿上圈套，不要扫兴。在华盛顿，所有灯光都将瞄准你。”
“不，快去美国使馆取你的签证。”
我想：不可能。他却务必要快去准备，要与代表团成员作最后谈话，要检查所带的文件。在如此严酷的时刻，向谁挑战，都不是时候。我不愿作点燃一切的火星。和平协议应当签署之时，竟然要找决裂的借口，事件的借口，争吵的借口……和平因为我的缘故而倒退，难以想象。重担压在我肩上，自己夹在丈夫意志和他人决意之间。我知道他们尚未把护照交给美国使馆，要等待我的退出。如何摆脱这样的局面？
“苏哈，快去取你的签证。”
我劝他冷静，等晚上给华盛顿打了电话，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出去，马上给白宫挂电话，宣布取消我赴美之行，向克林顿夫人表示歉意，但未具体解释原因。
我接着去办公室看阿拉法特，向他宣布：
“我作了决断，已正式通知华盛顿不出席9月13日签字仪式。”
这一决定不可挽回。他大发雷霆，忍怒不禁，再次做我的说服工作，但无济于事。在这时候，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得知我变卦的决定，希望我在突尼斯对签字仪式加以评论。我相信美国人很快能知道我放弃的原因。CNN派专机紧急向突尼斯城运来卫星天线和摄像设备。
第五部分我陪同赴美被取消（2）
9月13日那天，我不在华盛顿，但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在小范围接受采访，谈我的感想。其他电视台，仍如类似情形，也想收集巴勒斯坦人士的反应。可是大家都局限在白宫绿茵坪上。
惟有我，可以满足一切要求。终于，我在突尼斯所起的作用比在华盛顿还要大。
签字仪式后，阿拉法特给我挂电话。他在宾馆房间稍事休息，抓紧看一会儿电视。他的第一个感想，逗乐似地说：“人们看到的全是你。”
他很快活，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之墙刚刚被砸碎了。不过，他很清醒这仅仅是一个阶段。加沙—吉里科协议在某些点上不完善，有缺陷。然而，象征已经确立。为标志变化和精神状态的改变，这个过渡阶段是必须的。要让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
签字仪式本身很成功，带有点好莱坞风格。尽管对这方面有些批评，我觉得仪式充满尊严，激动人心。这赋予一个困难的决策以庄严性。阿拉法特向拉宾伸出手，的确是美妙的时刻。这一举动，仪式礼宾中并未安排，却非常必要。后来，阿拉法特告诉我，他当时感到拉宾有点迟疑，但是握手很坦诚，受到热烈鼓掌和欢呼。
克林顿总统给他俩一个完完全全的礼宾自由。
拉宾和阿拉法特提前一刻钟步入蓝厅。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克林顿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彼此先有些犹豫，随后目光对视，寒暄几句，这可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交谈。撞击，勇气，两人忘记了昔日的恩恩怨怨。他们是头一次见面，可三十年来相互了如指掌，多少次凭借武器对抗，而且都曾妄图希望对方化为乌有。难道能忘记各自都曾是对方参谋部的军事目标？
我明白要继续并巩固这一和平行动。我们的痛苦尚未完全消除，尽管佩雷斯有漂亮的言辞：
“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争斗了约一百年，经受两种同样的悲剧。他们一致赞同，决定性地走向对话和相互理解。”
拉宾也指出：“我们，带着鲜血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今天要对你们说：够了，血流够了，泪流够了。”
巴勒斯坦方面，各种讲话少诗意重政治，因为漂亮话满天飞，行动往往跟不上。不必只顾激动，要明确指明华盛顿协议仅为一个阶段。阿拉法特脑海中始终认为：“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结束曾遭受的伤害，曾遭受历史不公正对待的情绪，是实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最佳办法。”
我未去华盛顿不免有点失望，但看看写在巴勒斯坦天空的这大有希望的一页，这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