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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他开了前门，对乔斯叽咕了两声，随即拨腿离开。4位大亨低头盯着华丽的地毯，心里在为即将到来的周一犯愁，为许许多多事情犯愁。
詹克尔双手微微颤抖，好不容易才点着了一支香烟。
温德尔·罗尔是在代理壳牌石油公司两名钻井工打官司时发的第一笔横财，那两名工人在位于墨西哥湾的海上钻架发生的一场大火中丧了生。温德尔得到的酬金将近200万，他马上自认为是个不容小看的辩护律师。他花钱如流水，四处接案子，到了40岁，已经拥有一个刮刮叫的事务所，而且还获得了“法庭刺儿头，”这一名副其实的称号，可是过了不久，吸毒、离婚和几桩失败的投资，毁了他的一切。50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律师一样，翻翻律书，为一些小偷小摸进行辩护了。当由于石棉癌引起的诉讼浪潮席卷湾区时，温德尔又一次抓住了时机，第二次发了财，并且赌咒发誓，这一次决不让已经到手的财产付诸东流。
他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把办公室装修得富丽堂皇，甚至还为自己找了一个年轻的老婆。他戒了酒戒了毒，把充沛的精力，投入代表受伤害的人民起诉公司或美国的战斗中。这一次东山再起，他在律师圈中的声望上升得比第一次更快。他留起了络腮胡，头发搽上油，成了一个激进派，在学术界深受拥戴。
温德尔·罗尔通过一个为雅各布·伍德起草遗嘱的年轻律师的介绍，认识了他的遗孀塞莱丝蒂。雅各布·伍德每天吸3包香烟，在抽了将近30年之后，于51岁时离开了人世。当时，他在一家船厂担任生产管理员，年薪4万美元。
对一个不那么野心勃勃的律师来说，伍德的案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已经去世的烟民的案子而已，像他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可是罗尔却非寻常之辈，他早已网罗了一批熟人和朋友，这批人全都在做着辩护律师闻所未闻的发财美梦。他们全都是产品责任专家，已经在涉及乳房移植和石棉癌等等的案件中捞了上百万，如今每年聚会数次，想方设法开采美国损害索赔制度这一蕴藏丰富的宝矿。在世界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种合法生产的产品，像香烟那样断送了如此之多的人的性命，而烟草商的钱袋深不见底，里面的金钱已经多得发霉生锈啦！
罗尔首先拿出了100万美元，接着其余7个人也各自投入了同样的金额。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立即获得了烟草调查委员会、无烟世界联合会、烟草责任基金和一些消费者组织以及行业监督部门的全力支待，成立了被告辩护律师团。温德尔·罗尔当仁不让地担任了团长和出庭首席律师。在一阵大吹大擂声中，他们于4年前向密西西比州哈里森县巡回法院提出了起诉。
根据费奇研究的结果，这一场伍德状告派思克斯烟草公司的官司，是同类官司中的第55起。36起已经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撤诉；16起经过审讯，都以有利于烟草公司的裁决告终；两起以审判无效结束。没有一件诉讼以庭外和解结案，烟草公司没有向原告赔偿过一个铜板。
之所以造成这一结局，根据罗尔的理论，是因为这55起诉讼的原告，都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律师团为之冲锋陷阵；而且，律师团也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他们与对方较量——这一点费奇颇感同意。
罗尔的长期战略既简单又英明：吸烟的人多达1亿，尽管不是所有的烟民都患肺癌，但患肺癌的人数之多，肯定足以让他一直忙到退休。只要打赢第一场官司，他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委托人一个接一个地登门求助。街上那些悲悲切切的寡妇，准会求他替她们打那些肺癌官司。那时候，罗尔和他那一帮子就可以挑肥拣瘦了。
他的一套办公室，占了距离法院不远的一幢旧银行大楼顶部的整整三层。在这个周五的深夜，他打开通往一间暗室的房门，走进去站在后墙边。
这时，来自圣地亚哥的乔纳森·柯特腊克正在操纵投影仪。此人负责调查和挑选陪审员，但提问却主要由罗尔进行。房间中央的长桌上散放着一只只咖啡杯和一团团皱巴巴的纸。坐在桌旁的人们睡眼惺松地望着白色墙壁上刚刚打出的又一张面孔。
奈莉·罗伯特，46岁，离异。曾遭强奸，银行出纳，不吸烟，过于肥胖，因而不符合罗尔选择陪审员的标准。绝不选肥婆！至于陪审团咨询专家会怎么说，柯特腊克会怎么想，他才不管呢，他绝对不要胖女人，尤其是单身的胖女人。这种女人往往抠门得要命，而且缺少同情心。
他已记住了这些候选人的姓名和容貌，但更多的资料，他却无能为力。他一直在研究这些人，研究得对他们已经感到讨厌。他轻轻走出房间在走廊上揉了揉眼睛，接着就下楼向会议室走去。文件委员会正在新奥尔良的律师安德烈·杜龙德领导下，在会议室里忙着整理成百上千份文件。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周五之夜将近10点钟的当儿，在温德尔·H·罗尔的事务所里，还有40多人在忙忙碌碌地奋战。
他一边望着那些律师帮办，一边向杜龙德下达了几条指示。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会议室，加快步伐朝另一个房间走去，胸中涌起一股激动的浪潮。
这时，在大街的另一端，烟草公司的那帮律师也正在辛辛苦苦地忙个不停。
能够获得高额报酬的诉讼给人带来的刺激，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章
第三帮人是皱着眉头、穿着制服、守着大门的安全人员。他们不多不少，正好7个，奉命在这开庭的第一天，保证一切顺利进行。两位在大门旁摆弄着金属探测器。另外两位在一张临时工作台上忙活着文件。他们以为来的人会有满满一屋子呢。还有3位端着纸杯喝着咖啡，望着越来越多的人群。
8点30分，法警一分不差准时打开了法庭的大门，逐个检查了陪审员的通知书，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通过金属探测器，并且吩咐旁听人员在外面稍候。金融分析家和记者们也享受同样待遇。
在听众席四周加上一圈折叠椅，这个法庭可以容纳大约300人。围栏外面的律师席上，还可以坐30多人。由公众选出的法庭书记员，检查了每位陪审员的通知。
她满脸含笑。甚至还拥抱了几位熟人，驾轻就熟地把他们领入陪审席。她名叫格洛莉亚·莱恩，担任哈里森县的巡回法庭书记员已有11年之久。即将开始的这场审讯，将是她书记员生涯中最最引人注自的一次。她当然要抓住机会表现一番。她发号施令，核对着人们的姓名，一会儿与这个拉拉手，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短短的几分钟，可谓风光无限。到了9点钟，她在3位女助手的帮助下，已让所有陪审员按编号顺序坐定，开始忙忙碌碌地填写另一批问题调查表。
只有两名陪审员候选人没有到场。恩斯特·杜利据说早已迁居佛罗里达，而且可能已经过世；至于泰拉·盖尔·雷德豪斯太太现在何处，更是毫无消息。她在1959年参加了选民登记，但在卡特击败福特当选了总统之后，再也没有光顾过投票站。
格洛莉亚·莱恩宣布他们两人已经失踪。在她的左边，从第1排到12排，坐着144位候选人；右边13至16排，坐着另外的50名。在格洛莉亚和一位带枪的法警商量之后，遵照哈金法官的书面命令，40名旁听者获准进入法庭，在后排就座。
陪审员候选人迅速填完了问题调查表，交给了助理书记员。10时整，第一批律师开始走进法庭。他们没有走大门，而是从审判席后面冒出来的，那里有两扇小门通向许多小房间和办公室。这些律师都无一例外地穿着黑色西服，皱着充满智慧的眉头，心里巴不得盯着这些候选人看个够，脸上却竭力摆出一副漠然的神情。他们鱼贯入场，在律师席坐下。原告律师席在右，被告在左。在律师席与将他们和听众席隔开的木栏杆之间，摆满了坐椅，水泄不通。
根据哈金法官的指示，第17排的位置全部空着，在第18排上是那几个华尔街派来的小伙子。他们端端正正坐得笔直，从背后研究着那些陪审员。他们身后坐着的是报馆的记者，再后面是一排本地的律师和其他一些好奇心切的人。兰金·费奇坐在最后一排，假装在读一份报纸。
接着又进来了一大批律师，后面跟着的是双方的陪审员咨询顾问。他们在木栏和律师席之间拥挤的椅子上各自坐下，便开始执行盯着那194位陪审员候选人，对他们充满惶惑的面孔进行仔细观察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任务。他们要研究陪审员的面孔，这首先是因为给他们高额酬金就是要他们研究陪审员，同时还因为是他们自己吹嘘，可以通过人的身体语言透露出的迹象，对人的性格进行彻底的解剖。
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群陪审员，焦急地等着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将双手交又叠在胸前，用手指不安地剔着牙缝，把头令人怀疑地侧向某一边，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动作，据说都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透露出他心中最最隐秘的想法。
他们飞快地记着笔记，默默地探索陪审员们的脸孔。第56号陪审员，那个名叫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年轻人，是他们特别关注的人物。他坐在第5排中间，穿着浆过的卡其裤和领尖钉着纽扣的衬衫，相貌颇为英俊。他虽然偶尔抬起头来左顾右盼，但主要的时间都一直低头读着一本随身带着的平装书。除了他，谁也没有想到带一本书来消磨时光。
靠近木栏的座位已渐渐坐满。被告方面研究陪审员面部抽搐和痔疮引起的痛苦表情的咨询专家有6位之多，原告则只有4位。
大多数陪审员候选人都不喜欢被人用这样一种方式盯着，显得很不自在，过了大约一刻钟，便也皱起眉头用火冒冒的目光回敬。这时有位律师讲了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引起了一阵笑声，使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律师们交头接耳，悄悄地聊着，但陪审员候选人们却紧闭着嘴巴，无人开口。
最后一个走进法庭的律师，当然是温德尔·罗尔；而且和往常一样，人们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此人从来不穿黑色西服，此刻穿的是他在开庭第一天惯穿的那个三件套：超级市场收款员穿的灰色运动上装，与之毫不匹配的灰色宽松裤，白色的背心，蓝色的衬衫，和一条红黄相间的花纹蟀形领结。
他一边朝身边的律师帮办高声叫道，一边昂首阔步从被告律师团面前走过，仿佛刚刚在幕后和他们干过一仗似的对他们不理不睬。他对另一位原告律师大声吩咐了两句，成了全场注意的中心以后，便虎视耽耽地望着那些未来的陪审员。
他们是他的人。这个案子是他的案子。是他在自己的家乡提出起诉的一件案子，因而有朝一日他就可以站在这个他自己的法庭上，从他自己的人那里寻求公道。他朝几个人点了点头，跟某一位挤挤眼。他认识这些人。他们将团在一起寻求真理。他的入场在被告律师团中间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他们谁都没有亲眼见过温德尔·罗尔，但对于他的名声却早就牢记在心。
他们看见有些陪审员候选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些人真的认识他呢。陪审员候选人们看到这样一个熟悉的面孔，不安的表情似乎全都松弛了下来。罗尔在当地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坐在后排的费奇不由得在心中对他发出了诅咒。
10时30分，法官的一名助手终于从审判席后面的一道门里冲了出来，高声喊道：“法官大人到了，全体起立！”全场300人立即应声跳了起来，弗雷德里克·哈金法官步入审判席，吩咐众人坐下。
作为法官，他还相当年轻，刚刚才满50岁。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先是由州长任命来填补一个任期未满的法官的空缺，后来又由公众选举正式担任法官。他以前作过原告辩护律师，因而目前流传着不少风言风语说他是个偏袒原告的法官，但这并不是事实，而只是被告律师团的成员故意散布的流言蜚语。
他确实开过一个小小的法律事务所，正正派派地从事律师业务。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取得能使他声名卓著的多大战绩。他工作十分努力，但同时却又一直热衷于当地的政治，在官场上玩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最后吉星高照，获得了法官这一任命，现在一年净挣8万美元，比当律师时多得多。
看到如此之多的合格选民挤在这样一个法庭里，任何一位民选的官员。心头都会涌起一阵暖流。哈金法官满面笑容，像欢迎志愿者一样向陪审员候选人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欢迎他们来到他的法庭。他的笑容随着他那短短的欢迎词临近结束而完全消失，以便使陪审员候选人们对自己作用的重要性能有探刻的印象。哈金为人既无热情又乏幽默。因而不久就变得一脸的严肃。
他有充分的理由变得严肃。坐在他面前的律师，人数之多律师席已难以容纳。在法庭登记在册的原告律师多达8人，而被告更有9名之多。4天前，哈金法官曾关起门来对双方律师在法庭上的席位作过安排。一旦选定陪审团、开始审理此案，每方只有6名律师能坐在律师席上，其余几位则必须坐现在陪审员咨询顾问挤坐着的那一排椅子。他还为本案的双方——那位寡妇塞莱丝蒂·伍德和饭恩克斯的代表指定了席位。席位安排还写成了文字，收入了哈金法官写的有关本案的一系列规定的小册子中。
这场诉讼在4年前被法院受理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一直在打笔墨官司。来往的文书已经塞满了11只箱子。双方也都已经花了数百万美元。案件审理至少要持续1个月。此刻聚集在他庭上的，又是全国律师界最优秀的人士和最大的野心家。哈金法官下定决心，对他们一定要严加节制。
哈金对着面前的话筒对案情作了筒要的介绍，其目的仅在于提供必要的信息，让陪审员候选人知道请他们来此的原因。他说，本案的审理预计将长达数周，但陪审员们并不会因此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法律上有几条特别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可以豁免担任陪审员的义务。在作了这一说明后他问道，有没有谁年龄已过65岁却漏过了计算机的筛选？6个人应声举起手。法官显得大为惊讶，呆呆地望着格洛莉亚·莱恩，莱恩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仿佛是说这种情况又不是破题儿第一次。这6个人可以留下，也可以立即离开，结果有5位立刻拍拍屁股走路，使候选人的总数减到了189。陪审员咨询顾问在拍纸薄上划去了他们的姓名，律师们表情严肃地作着笔记。
“哦，在场的诸位当中有盲人吗？”法官问道。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使一些人露出了微笑。盲人怎么会来担任陪审员呢？这真是前所未闻！
在陪审员中间，一只手慢慢地举了起来。那是在第7排，差不多在一半人以后，第63号陪审员，一位名叫霍尔曼·格里姆斯的先生。此人59岁，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白人，已婚，无儿无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谁也不知道他是个瞎子吗？双方的陪审员专家不约而同地缩起了脖子。偷拍的霍尔曼·格里姆斯的照片，有一张拍的是他的住宅，还有一两张是他站在前门门廊上的镜头。他在本地住了大约3年，调查表上并无任何内容说明他有残疾。
“请你站起来，先生。”法官说。
霍尔曼·格里姆斯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他双手插在裤袋里，穿着随随便便，戴的眼镜普普通通，看上去井不像个盲人。
“你是几号，先生？”法官问。他和那些律师以及他们的顾问不同，事前并不需要熟记每个陪审员候选人的有关资料。
“嗯，63号。”
“姓名？”法官翻阅着计算机打出的材料。
“霍尔曼·格里姆斯。”
哈金找到了这个名字，接着便凝望着台下众多的面孔：“你是盲人？”
“是的，先生。”
“嗯，格里姆斯先生，根据法律规定，你可以不履行担任陪审员的公民义务。你现在可以走了。”
霍尔曼·格里姆斯没有动弹，也没有丝毫的畏缩，而只是望着前方：“为什么？”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为什么我必须离开这儿？”
“因为你是盲人。”
“这我知道。”
“那么，嗯，盲人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哈金说。他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在这句话的声音消失后又继续说道，“你现在可以走了，格里姆斯先生。”
霍尔曼·格里姆斯先生迟疑了一下，推敲着如何回答。法庭里一片寂静。最后，他问道：“谁说过盲人不能担任墙审员？”他的话音未落，哈金已经伸出手去取一本法律书籍。这位法官大人为这场官司的审理，已做了无微不至的准备。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把别的事务搁到一边，把自己关在私人办公室里，一门心思地埋头钻研申诉、取证、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