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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
为菑。’”（昭元年）
“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子太叔）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
曰：。。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昭二十五年）
由此看来，五行论不但发现了自然现象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 发现了“数
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二，转引亚
里士多德语。）这从史墨说的“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看来，是
更明白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同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一样，宇宙也是
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了。”（同上）国语中也有这样的记
载：
“晋侯使随会聘于周。。。王召士季（范武子）曰：‘。。五味实气，
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周语）
“襄公（单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天六地五，数之常
也’。（韦解：“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
木、水、火、土也”）”（同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行论还从数的规律性方面认识出宇宙和 谐的体系
及其派生的发展规律，国语的记载如下：
“展禽曰：‘。。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 所以生
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鲁语）
“（郑）桓公为司徒，。。问于史伯，。。对曰：‘。。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从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
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
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
（郑语）
史伯的话是五行论中比较完整的思想，它包括这样的光辉的命题：（一）
两个不同的“他”物形成了统一体的一物（和）；（二）一切由对立物而形
成的和合物是自然的发展（丰长）；（三）没有发展就一切废置了；（四）
由两端的和合而成五，以至十、百、千、万、亿、兆的复杂变化。这是含有
素朴的辩证法的因素的。
随着素朴的五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必然产生否定天命否定神鬼的无
神论思想。这是在上面讲的诗歌思想中已经可以看出来的。当然，和五行说
保留神的空名一样，在无神论的形成中，最初也保留了神的空名。例如：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
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於民而信
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
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模В沂⒎岜福卧虿恍牛俊栽唬骸�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於神。。。故务其三时，修其
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
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左传桓六年）
“史嚣曰：‘■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於民，将亡，听於神。神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三十二年）无神论者总是着重
在对於自然现象的解释，而反对所谓有定的天命思想。因此，无神论是和自
然科学分不开的，例如：
“春，陨石於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於
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人曰：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十六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
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
焚之滋甚。’”（左传僖二十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反对天道和重
视人道的思想，这是西周天人合一思想的革命，下面我们举出有名的政治家
子产的两个例子来证明：
“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
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
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左传昭十八年）
“郑大水，龙门於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
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於龙，龙
亦无求于我。’乃止也。”（左传昭十九年）
我们依据上面所述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看来，春秋时代的进步思
想家虽然在“礼”的约束之下有其局限性，不敢公开地反对贵族的宗法制度，
但他们却敢于把宗法制度所依托的灵魂跌开，举起无神论的旗帜，讽刺贵族
麻醉人民的迷信思想，甚至如士伯，他敢说“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
矣”（左传定公元年），宣布信鬼是罪大恶极的丑事；如史墨，他敢从“物
生有两”的道理，宣言犯上的行动是合理的（参看本书讲孔子“叩其两端”
的说明）。
中篇 孔墨显学
第六章 孔墨显学和前期儒学思想
第一节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创出不曾经过革命一途，而采行了维新路径，所以
不但国民思想晚出，不但出现的国民思想家不成为典型的“智者”而成为“贤
人”，而且初期思想家的著作也充满了“贤人作风”。
就历史的属性来看，中国的“贤人”与希腊的“智者”同为古代国民阶
级的思想代表，但恰如维新与革命有着分别，“贤人”与“智者”也各有其
个性。在希腊，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例如泰勒士，一开始便提起了（并
且也解答了）宇宙根源的问题；与此一问题相平行，也从事于自然认识的活
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
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
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
形式上仍遵循 着西周的传统。例如孔、墨的天道观，即与周人“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的天道思想无截然的差别。中西两相对勘，我们可以说，希腊古
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追求知识、解答宇宙根源问题的“智者气象”，其“贤
人作风”反而在后（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谓“三哲时代”）；
而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其“智
者气象”在战国中叶才发达起来。
过去许多讲中国哲学史的人，好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曲解。例如在某些
西方的唯心主义者看来，古代“中国无哲学”；至其所以不能有哲学，黑格
尔以为哲学的产生以思维自由为前提，而中国的古代则无思维的自由；哈克
曼以为是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根本不适于哲学的思维。在一部分中国的形而
上学的唯心主义者或反动的东方文化论者看来，又说中国文化有它的神秘
性，是纠正西洋文化偏弊的良药，并且是急需发扬的国粹。但是，所谓象形
文字不能作哲学思维，只是一段童话而不是理论的研究；以中国古代无思维
自由，是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构成以及思想家活动的轨迹毫无了解的诬蔑；
至于形而上学的东方文化论者，从所谓“不用理智看问题，而用理性看问题”
的内心态度上来企图说明，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胡说。
古代思想里“贤人作风”的支配，无疑是受西周“维新”传统的影响。
至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所以未能摆脱西周“维新”思想的影响，当然是
以国民阶级的软弱为基础，也与春秋时代西周文物制度的形式化有联带关
系。更具体的说来，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成为“贤人作风”内容的所谓多说道德少说知识，多说人生少说
宇宙，其实是维新思想的“春秋版”；翻版并不是一字未改的重复，而是附
加了订正的形态。这是因为，春秋从一方面看固然有“张公室”的反动因素，
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私肥于公”、“公室皆卑”，依渐变方式对于氏族遗
制进行清算的发展的时代。这一清算工作是属於新兴的软弱的国民阶级来执
行的任务。但是，这变革，亦与一般的历史变革同样，通过了社会的认识而
认识了自然；如此积蓄至于春秋末年，人类的自然认识显然已较西周远为丰
富，科学已有较大的进步。例如在论语里，便出现了多样的自然事物名称与
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这是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诗经中的自然知识相
联结的。然而，在论语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里，却没有一
个命题是为自然现象本身而发，所有的自然事物与关于自然现象的认识，都
是“取辨之物”，即都是借以导出政治论或道德论上某些结论的手段或工具。
在这里，可以简单的举出一两条以为证明：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同上）
据此可知，论语所以成为“贤人作风”的代表文献，并不是其中不含有
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而是只以固有的自然认识为手段，通过了“譬如”的
类比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
认识而定立命题。然而，如前所述，这种以讲道德为主的学风，正是西周“维
新”时代所播种下的根株。
第二，春秋、战国之际，西周“维新”所保存并推行的氏族制度，又发
挥了“死的抓住活的”的最大的桎梏力量。所以，此时的主要历史问题，就
是对于西周遗制应否清算或如何清算的问题。这一客观现实的历史要求，规
定了最初出现的古代思想家不能不离开“智者气象”，而折入于“贤人作风”
的道路。在这一点来看，孔、墨显学的对立，首先以西周文物的“述而不作”
与“循（述）而且作”为其主要的争执点，自是势所必然的思想动向。关于
“述而不作”与“循而且作”的分水岭，也即所谓孔、墨异同之一，据文献
归纳，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
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等。至于周制，在孔子看来，实
纳入于一“礼”字，所以论语中以“礼”这观念化了的范畴为社会的极则。
史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这虽然未可尽信，但就其“述而不作”“好
古敏求”的精神看来，他的学术和诗、书、礼、乐的周公遗范是分不开的。
墨子，依据淮南子要略说，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
烦扰而不说，厚葬靡时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
所谓背周道用夏政与墨子书的内容不完全相合，但墨子是一位后起的邹鲁摚�
绅先生，却无问题。我们在他的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引用并说明诗书的句子，
而且是根据了旧瓶装新酒的先王之道，做他立说的张本。这在形式上大体和
孔子相同，所不同的是，孔子是以全盘西周（诗、书、礼、乐）为观念的根
据，墨子是以一半西周（是诗、书，非礼、乐）为观念的根据。
如果用一对宗教改革时代的类型人物来比拟孔、墨，我们可以说，马丁·路
德的上帝观念与孟彩尔的上帝观念，和孔子的先王观念与墨子的先王观念，
是可以作为对照来认识的。孔子是路德型，墨子是孟彩尔型。这在他们的学
术活动开始的时候，或即所谓“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
用近代语言讲来，如果说孔子是以内容为先形式为后，而订正西周文化
（诗、书、礼、乐）；则墨子是以内容高于一切，形式不妨唾弃，而发展西
周文化。这是孔、墨显学所争持的要点之一。如果他们没有对于时代现实提
出解决问题的真实意见，便不会弟子遍天下，为后学所尊。
著者认为孔、墨二家对于春秋文化的批判方面，确有相同的精神。孔子
批评了春秋的僵死仪式，这道理正如“鸟闻热旱则高，鱼闻热旱则下”，墨
子和孔子在这一点甚为接近，孔子既唱之于前，墨子当可称之于后。但孔、
墨显学自有分水岭，未容混同。仅就传统文化之接受与批判一点而言，墨子
显然是更激进些。孔子仅分别了“君子儒”与“小人儒”，而在道德情操方
面变革儒者的“古八股”主义，墨子则根本否定这一“古八股”，于是对于
儒者摚鹣壬∑涔セ髦苁隆＃ㄏ昙钔饴泄糯枷胙凳罚�
第三，我们前面说过：西周氏族贵族的维新活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
新社会的成立，但是在主观上却自以为是挽救旧社会的危机。这一挽救危机
的“维新”思想，也作为传统而直接影响了孔、墨，更通过孔、墨而影响于
古代诸子。这就是说，先秦主要学派，除了法家（例如韩非）以外，大都以
春秋、战国为危机时代。所谓“思以其道易天下”即是以挽救危机为己任的
同义语，例如：
孔子明讲春秋为“礼坏乐崩”或“天下无道”的时代。
墨子也讲春秋为“别君”“别士”的时代。
孟子说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
庄子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
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篇）
似此，既以“危机”为“退化”，则今不如古。所以“称尧、舜”、“法
先王”，为诸子思想中“贤人作风”的又一特色。（在这一点上，唯墨经作
者及韩非为例外，老、庄只是在字面上抹煞尧、舜先王，实质上仍是寄其理
想于三代以上，与诸子殊涂而同归。）此一特色，也由于西周的“维新”而
来。这就是说，周人由于“维新”，继承了殷人的氏族制度，因而“帅型先
王”与伦理的思想相为一体；到了春秋、战国，诸子沿此遗绪，遂多以“先
王之道”证成己说。不过，这一先王观念由殷、周到战国，也相应于古代社
会的发展而分为下列的阶段：
一，殷代的“先王”与“帝”为一体，是一元的祖先崇拜的氏族联盟社
会的原始宗教思想，相当于统治阶级运用宗教意识所幻想的一种人类起源
论。
二，西周的“先王”既受命于“上帝”而又以德配“天”，是由于“维
新”而保留氏族遗制于邦国内部的二元的宗法思想，相当于统治阶级运用礼
教所强辩的一种道德起源论与国家起源论。
三，春秋、战国的“先王”是“贤人”观点之下的政治与道德的境界，
相当于各依阶级立场而各持一说的文明起源论。
最可注意的是，诸子不直指其理想主义的极则于将来，而托始 于“古
之圣王”之世，显然与国民阶级的晚出及其软弱性是相关联的。但其“法先
王”的实质意义既仍为理想化的极则，所以诸子虽同言“法先王”，而其“先
王观”则又互异。韩非子所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相反，皆自谓
真尧、舜，”（显学）其秘密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总起来说，古代国民思想（即私学思想）晚出，其晚出的国
民思想家不为“智者”而为“贤人”，在思想史起点上缺乏“智者气象”而
为“贤人作风”所支配等等，都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途径
的思想史面貌。于此更有两点，应着重提出：
（甲）古代思想史起点上两个大思想家（孔、墨），其思想所以不能不
走入“贤人作风”一途，如前所述，是由于西周文物制度的形式化所发挥的
桎梏作用。但“形式化”即“残馀”的别名，所以孔、墨显学的历史意义，
只是由“官学”到“子学”转化的初级形态。然正由于其初级性，所以孔、
墨死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
（乙）无论如何“分”“离”，由孔、墨所奠定的“贤人作风”，又转
成了后世正统思想的传统；其“道尧、舜”、“法先王”的立言方法，也为
后世“经学形式”所从出。此二事的社会史的秘密，我们在本书 里将随时
代分别地具体究明。现在，我们只说，“贤人作风”在孔、墨时代，与在后
世判然有别。在孔、墨时代，虽其思想被“维新”传统桎梏着智能要素的发
展，但其积极的一面，就孔、墨对于春秋形式文化所首创地提出的光芒万丈
的批判，尤其墨子的“尚贤”论所透露的对于氏族遗制的不妥协的变革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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