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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亚细亚诸国之不断的盛衰兴亡与王朝更迭”，公社却始终保障了农业
与手工业的结合，把社会束缚在“限定了的小天地”之内，时常照同一方式
再生产出来，像蜘蛛结网一样。这里已经牵涉到东方社会的中古不变性的问
题，应在中国中古社会史里去详细讨论。
最后，我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上已经有了明晰的概念，这即是
它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和“维新”的古代东方国 家，它和“古典的”
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在本质上却属于同一类型，只是路径有些差别。
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
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
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
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
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
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我们如果依据马克思
所说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指人是城市的动物，把“人
类”这个概念抽象化做“市民”；那末，根据和亚里士多德同样有伟大的学
说地位的荀子的“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的命题——他说：“人域是，士君子
也；外是，民也”（荀子礼论），我们就有理由说荀子把“人类”这个概念
抽象化做“国中君子”。
其次，我们在下面要概括地说明中国国家起源以及奴隶社会的发展的问
题。
殷、周之际，诚如王国维所说的，是一个变革期，他甚至拿城市文明为
标志来研究这个时期。城市与农村的分裂是阶级社会分工的总表现。在中国
古代史上，据卜辞金文来研究，这一分裂大抵开始于殷末或周人东下之时。
卜辞是殷代的文字，有“封”字、“邑”字、“鄙”字。古封、邦一字，国、
城一义，野、鄙则为农村。在殷代，国家已有萌芽，在周人东下之时，也有
所谓“封邑”。封与作同，即分疆界作城市。但卜辞中没有关于国家成立的
详细材料。周初的文献才显示出作邦肇国的大量材料，例如“文王肇国在西
土”，“文王作邦”，“帝作邦作对”，“作邑于丰”，“宅斯镐京”等。
大规模作城的是周公。当时经营洛邑或作东国洛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关
键，周书尚存洛诰一文。
在周公封国的时代，不是后世所谓的“封建”，而是指古代如罗马式的
殖民。鲁、卫、齐、晋的公族带上了联盟的氏族，到征服了的旧部落土地上，
“有俶（始）其城”，“城彼东方”罢了。
今将新发现的金文宜侯■殷的宝贵史料引在下面：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位于宜宗社
南向。王令虔侯■曰：‘■！侯于宜；。。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
厥□邑卅又五，□□百又■。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郑七伯，厥界
□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 百又六十夫。’。。”（见罗福颐，近年新发现
铜器群铭文集录）由于氏族制的存在，城市并未形成经济的堡垒，并未坚固
地地域化起来，而是“宗子维城”、“公侯于城”一类的政治堡垒。周代有
著名的“迁国”，“迁国”即另筑城市。春秋时代，土地所有制向下转移，
逐渐破坏了国有制，产生了所谓“二都耦国”、“一国三公”、“尾大不掉”
（指在一国之内筑许多城）的现象。为了保存公族统治的旧制，孔子有堕三
都之举，而“公羊传”则说“凡城之志皆讥也”，这是“张公室”的政治主
张。战国时代的郡县制，是向地域性转化的城市制，即所谓“人以群居为郡”
和“悬而不离之谓县”。西周以至春秋的城市，是“诸侯的营垒”，它表现
于对外族的贸易的所在地，“表现于宗教的政治所在地”，所以经济上的意
义没有如“古典的”城市发达。到了郡县制形成过程中，商业城市才大量出
现，战国之末就有了齐、秦、三晋的大商业城市，出入商贾。
有城市即有农村，这是文明期的指标。古文献上农村叫做鄙野。都与鄙
对称，国（城）与野对称。“君子居国中”（孟子），“域斯域、君子也”
（荀子，域即国字）；小人狎于野，域外即是被统治阶级所住的地方，小人
即“四鄙之萌人”（墨子）。
我们知道，到了文明期，胜利者通过战争才能消化了战败的氏族成员，
作为俘虏，从事生产。“在氏族制时代，战争的结果，虽可把部落破坏，但
决不能把它征服。氏族制度没有容纳统治与奴役关系的任何余地，这是它可
贵的地方，亦是它受限制的所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参看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二。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过去学人对此多不经意，
故有栽植历史的错误。商代万方（部落）林立，灭国之盛，于周始见，这说
明了在经济上没有分业的基础，就不可能在成熟条件之下使用俘获的劳动
力，这点被王国维说出一线痕迹来：
“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
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
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
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
制度论）
殷代难以灭国而周代大量灭国之史料可以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原则加以比对，由此便可判断周代制度的发展。
卜辞中记载因战争而杀戮的人数很多，而讲俘获的人数不过几十人。帝
乙帝辛时的骨文才有俘人达一千五百七十人的记载（见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
双二一二）。周金记载就大有区别，常言俘获达几千人。
这是劳动力的特征，即通过族人家室的关系间接参加生产，所以一开始
便是“千耦其耘”。
至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的特徵呢？在周代是土地国有制，即氏族贵族的
所有制。王侯是贵者同时是富者，富贵是不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最
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之姿态”出现的，在法律上没有私产，其所得形
态是“贡纳的样式”。本来奴隶社会的财富计算法，据恩格斯的指示，是以
所得做标准的，在中国古代更为显明。例如“曾孙田之”，不在于土地的大
小，而在于所得的“千万斯箱”，这就形成“公食贡”的样式。
这样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就是支配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生
产方式了。到了战国时代，虽然土地财富的所有形式下降，劳动力分散，但
是这种形势是在所谓乱臣贼子变制的条件下，形成了严重的阶级的斗争，始
终没有产生彻底的私有制。
从这里，我们再研究政治法律。殷器有鼎彝尊爵，卜辞里也出现了这些
字。但从这些神器，除了知道对祖宗一元神的祭享权而外，看不出礼器代表
政权的概念，也看不出礼器象徵专政的概念。殷人群饮，酒醴是不会专有的。
到了周代，“器”才“求新”。“新”的意义是指什么呢？即彝器表现一种
政权的形式。这种“尊”“彝”“鼎”“爵”在原来仅表示所获物如黍稷与
酒食的盛器，后来由于超社会成员的权力逐渐集中在个人身上，它们便象徵
着神圣的政权，因而尊爵之称，转化为贵者的尊称，所谓“天之尊爵”（孟
子公孔丑上）。“尊”“彝”只有贵族专享，故尊彝成了政权的代数符号。
如果殷人群饮，即是乱制，下诰杀无赦！周公时代就把这种制度合法化。所
谓周公作礼就是由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礼不下庶人，刑
不上大夫”，刑之所加便谓之“非彝”。这样看来，礼器就是所获物与支配
权二者的合一体，由人格的物化转变而为物化了的人格，换言之，尊爵就是
富贵不分的公室子孙的专政形式。过去很少人把礼器的意义明白地指出来，
著者认为礼器也者是周代氏族贵族专政的成文法。后来争夺礼器与争夺政权
同等看待，所谓“问鼎”即抢政权之谓。“道”就是这样藏于“器”中，什
么形而上和形而下者，都是玄谈。古代文明的实质，乃是“器惟求新”的专
政。
明白了礼器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梭伦变法的革
命，为什么后来法家才在私有制出现的时代，主张平等形式的法制，以之反
抗礼制（礼所以别贵贱）。法家都是阶级斗争中的悲剧人物。因为礼和法是
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礼”是旧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即区别贵贱尊卑
上下的法度；“法”是国民阶级（贵族、自由民、手工业者）的统治人民的
政权形式。由礼到法的15
15 转变具有一系列的斗争，一方面，从晋铸刑鼎，郑作刑书以来，所谓弃礼
用法就遭受公族的反对，说这样就破坏了上下之别，贵贱之度，长幼之序；
另一方面，法家刑公族以为法，废公族以立威。这不是指阶级斗争和政权斗
争的历史么？韩非子所谓法家与重（贵）人不两立的愤慨话，是有时代的现
实意义的。
上面说明的“器惟求新”的器，是指社会阶级分化以来统治者对被统治
者的政权形式。现在要问：什么叫做“人惟求旧”呢？
著者以为“周因于殷礼”，并不指周人因袭殷人的全盘制度。在“其命
维新”方面讲来，周人改变了殷人的制度，应该说，文王以至周公更加完成
了国家制度。而人物呢？还是因袭着殷代的氏族遗制，所以说“人惟求旧”。
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着的人。殷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变化的，周
人灭殷，依靠殷人前徒倒戈，还有殷人拿上殷器去献媚于周人的。如果我们
根据伐殷时周人骂殷王不用老成人的史料看来，倒戈者可能是氏族内部的反
革新者。后来管、蔡叛变，殷人还可能“反鄙我周邦”，周公东征还认为是
一个“大艰”哩！所以，殷、周之际，殷人也可能产生社会变革，不独周人
而已。宋国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
所谓“旧人”，是指氏族的联盟体。周朝统治者是姬姓、姜姓、己姓、
姒姓、任姓等族的联盟，执行古代专政的“维新”任务——“受土受民”，
土地的国有，民萌奴隶的世享（如“殷民世享”）。周人殖民，是根据“周
索”的，康诰、鲁诰就是表示法权的授予。这班“旧人”，在春秋时代还掌
握着政权，在“张公室”名义下，延长命运。孔子在春秋末还主张“故旧不
遗”，孟子在战国时代还说进贤要谨防“卑逾尊，疏逾戚”。
中国历史一开始便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保存了旧人物，使“旧的拖住
新的”，以致一系列的旧生产方式遗留到后世，形成束缚历史发展的力量。
这就叫做古代的“维新”社会以及“亲亲”的宗法政治。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出现比西洋早了约一千年，在青铜器时代还没有铁
的生产，就成立城市＝国家。这原因在于：（一）有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
（二）有四围繁盛的人口部落（劳动力源泉）；（三）由于灌溉等而产生了
公共的职能；所以文明可能在温室似的环境之下长成，而有异于自然生长的
希腊文明。
因了早熟，没有来得及清算氏族制度，反而在它的废址之上，建立了城
市＝国家，也即是“诸侯的营垒，经济上的赘疣”，或者是“公族国家”。
所谓“封建”也者即以殖民的形式来“封树”出“国” “野”的经界，绝
没有如古人所渲染的那一套封建大一统的情况。郡县制之所以代替了“封
建”，是因为公族国家的城市，转化为经济的城市；在政治权力意义上讲，
公族专政转化为显族（不完全典型的 国民阶级）专政，历史文献中称作“私
肥于公”。到秦代统一，才开始进入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社会，汉武帝的
“法度”才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固定起来。至于封建化的过程，是漫长而多
曲折的，这问题将在第二卷第一章说明。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诸阶段
中国古代思想，依照一般的分期法，有西周、春秋、战国的三个阶段。
这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的研究，却不在于叙述货色，陈列古董，而
在于说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所以然。我们认为，由殷、周之际古代思想的
起源，经过西周“学在官府”之学，以至东迁前后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
的第一阶段；由东迁以后的思想17 以至摚鹣壬娜逖В侵泄糯枷氲�
第二阶段；由孔、墨显学 对儒学的批判，经过百家并鸣之学，以至周、秦
之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三阶段。
这里，我们的入手处，是根据古人对思想史的批判来开始的。但我们并
不是随意引用，而是依据了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每到了历史发展的划期关
头，就有学人出来作综合各派思想而考竟源流的研究，他们相对地可以说出
些思想脉络。例如古代，战国末年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和解蔽篇、
韩非子显学篇，以及汉初的商君书开塞篇、史记的“六家要旨”；同样，又
如初期启蒙时代，明、清之际有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乾、
嘉汉学结束时期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汪中的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著作；清末
民初之际有章炳麟、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试作的诸论著。这些总结性的著作，
说明了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本着一定时代条件之下的有限的认识，企图综
合前人思想的源流演化，而做一些承先启后的工作。如果历史上没有划时代
的变化，则这些综合学术的史论，就不会出现。
然而，我们也并非完全依据这些著作，主要在于把这样的文献作为证件，
再用科学方法来进行解剖。
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史料很多，首先择录一段荀子的议兵篇：
“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
欲为我民，。。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愈）强，是以德兼人者也。。。
彼畏我威，劫我埶（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
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用贫
求富，用饥求饱，。。委之财贷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
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 者也。”
孟子在战国中叶有“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说，荀子在战国
末在王霸分期之外有“以富兼人”之论，由此就明白战国时代已经具有发展
的奴隶制的“显族”的要素。西周之“德”（天人合一的论理），是通过政
治的折射，即通过氏族贵族的统治而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春秋时代的“霸”
（以力兼人的理论），是通过公权的强化，来调和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而
抑制“民畔”或“盗跖”的一种意识形态。战国的财“富”在货币的进军中
有了极大变化，现实的社会矛盾是“得地（土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愈贫”，
这就说明了土地私有的发展，国民阶级的优越地位。
荀子暗示了三个阶段，但他的批判侧重在战国。由于私有财富的发展，
荀子知道国民阶级的“积习”，这是进步的方法论。所谓“积习”和“注错”
（见荣辱篇）暗示了社会分工的意义，由社会的分工而批判一派学说，可能
把握住思想的一个侧面。他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百
家异说。。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
（荀子解蔽）
荀子虽然不知道依据阶级立场去分析一派学说，但他的理论是涉及这个
范围的。“积习”指农工商贾的地位，由一定地位才成了习俗，“私”指拥
护此“积习”的一种自我成见，因此，荀子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
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
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同上）这“蔽”字，即近人所谓着色眼
镜。因为“私其所积”，“倚其所私”，故有学术观点的角度。他批判各派
学者的角度，在名词上固然看不到阶级的“积习”，而角度的性质却包含着
此项积习。例如解蔽篇批评各家的“蔽”而不“知”的道理，即暗示了国民
阶级由于多种多样的生活立场，而有多种多样的思想表现，不像西周时代的
那种道德思想了。
我们再举商君书开塞篇的例子如下：
“天地设而民生之。。。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即“氏
所以别贵贱”）。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