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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论是谁，一生当中总难免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做错了时而犯罪。在他决心悔改的时候，去毁灭他的希望和意志，不是裁判的宗旨。但是，连续两次犯罪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这样的人，只有神明能够挽救他。这就是我的信念。”有一次吉冈审判长痛切的对我这样说。行和言，间不容发的互为里表，就是这位法官的工作作风。
中川秀雄法官是一个不大显眼的人。法官这种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只要自己无色透明，正确的起到折光作用，就算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和戴着成问题的人生观的有色眼镜，从莫名其妙的成见出发审理案件的人相比，那种淡似白水的平凡法官，反而要好些。
“平安是福”，我的一位同事从记者俱乐部调往别处工作的的时候，中川法官给他写了这样一个纪念条幅。我完全相信，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
第三位法官小清水俊一是刚到第四部来的年轻的见习法官。虽说是见习法官，在合议庭上进行评议的时候，却具有和审判长同等效力的一票。
当然，作为一名见习法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尊重前辈们的意见，很少提出异议的；但自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时，也不是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时候，一个青年人使两位前辈改变原来看法的事，也不是没有的。
至少在地方法院的合议庭上，三个法官在事实认定上，必须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各个人互不相同的法律观，有时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但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分歧时，则需反复进行合议，必要时可用法院的权限再度召唤证人，最后必须达到一致的结论。
我和小清水见习法官翔实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看到，在他的血液中有一种坚强的信念。
战争结束以后，连一粒黑市大米都不吃，一直坚持守法精神，最后因营养失调而丧失了生命的山口法官，就是他的叔父。
我坚信不疑，这件事就是他的信念和正义感最雄辩地证明。
这三位法官配备的如此得当，不论是对裁判的权威本身，还是对被告人个人，都是无上的幸运。
假如这个案件是由连地球引力法则都不相信的经常惹出乱子的无能法官来审理的话，恐怕连百谷泉一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裁判也不会得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被告人虽然有选择律师的自由，但没选择法官的权利。人们常常使用“命运的裁决”这个词，但在这里我想用“裁判的命运”。假定命运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在这里也闪烁着它的火花。
现在被告人只承认诉因中的很小一部分。这样的案件，检察厅一定也感到非常棘手。
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审部任命最优秀的人材天野秀行为出庭检察官，恐怕可以说明是下了最大的决心。
天野检察官在一年以前，一直在横滨地方检察厅搜查部主要负责有关麻醉药品的案件，犯人像怕魔鬼一样地怕他。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传闻：这位检察官若是到一个地方去出差，那里的麻醉药品零售价格就要下降三成；他若是白天到黄金街附近转一转，那里的黄金就要匿迹三天，使得价格上涨三成。当然，这种传闻未免有些夸张。
他那副一点多余的肉也没有的紧绷绷的面孔，像是钢打铁铸的一样。视力二·〇，却故意戴上一幅零富的宽腿化学框眼镜。
这种眼镜，不过是想在无言中给被告人或嫌疑犯一种精神压力的小道具。即使不带这东西，他那稍带红色的黑眼睛，高高的鹰钩鼻子，紧闭的嘴唇，等等，在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带有一点温文尔雅的特征。
当然，关于眼睛的事，是不能付之一笑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犯人，都被一种异常的心理支配着。他们常常具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怯懦心理。
这副眼镜若是能给犯人以决定性打击的小小的武器，而这位检察官又通过长期经验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的话，那么，就不要把它这种做法看作儿戏或虚饰而加以轻视。
这次公审开始的时间，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一位知名的戏剧演员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先是把情妇的丈夫杀了，后来又把情妇杀了，这样的案件是会引起普遍关心的。若不是在早晨七点钟以前来排队（好像还没有排通宵的），就领不到旁听证，因而也就不能参加旁听。最近以来，像这样的刑事法庭，是很少见的。
“从前，被告人在出庭以前，都带着草帽。从远处看，虽然知道他是犯人，但是，即便是熟人，也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现在不是总谈论人权吗，我看那才是尊重人权呢！”
记者俱乐部的其他报社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的确，我现在看了法庭前边走廊里挤满了的人群，不由得也产生了同感。
这些人与其说是关心案件的审理，还不如说是为了想到这里来看一看被告人的面孔，哪怕是只看上一眼也好。
把这些人和那些为了想看看演员的本来面目跑到演出会场，但又买不起票，于是就挤到后台门口的人们相提并论，也不算过分吧？
村田和彦过去一定不止一次的空想过这样的场面。可是，作为演员，他已经落伍了，在这个激烈动荡的戏剧界，还记得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了。现在，在他失掉演员资格以后，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却遇到了这种梦幻般的场面。
注视着他的人们心里，即使是以满腔的轻蔑和憎恶代替了爱慕和钦佩，这时候也总算有一百多人的视线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要说是讽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场面了。
旁听人经过检查证件，按规定人数全部进入法庭以后，我们从记者团入口进入法庭。
在高出一截的法官席背后，有一个只许法官出入的门。在它的左边，有检察官和辩护人的专用门。我们和被告人、证人共用一个出入口。
旁听席里，我有五、六个熟人，另外还有两三个妇女，名字虽然不太清楚，大概是新剧演员。
“那个就是星晓子。”M报社的记者千叶好像察觉到我的心思，和我耳语了一句，随后下巴往前一腆。
她是最近电视演出中有才华的女演员，我本应认得她的，但今天的确没认出来。她今天的表情异常严肃。因为在法庭上禁止旁听者窃窃私语和表现出轻率态度，所以全都摆出一幅严肃的表情。当我看到她一个人沉默的咬着嘴唇的面部表情时，对有人说她曾经是被告的情人的闲话，也不能不相信了。
我拿出铅笔和记事本放在桌上，这是旁听人不能享受的特权。
在差两分钟十点的时候，辩护人和检察官几乎是同时从右边的门进入法庭，分别走向证人台的左右两侧，两人相对轻轻施礼后就坐。
眼前的光景，简直就像决一胜负之前的那一刹那。面对着这位“魔鬼检察官”，这个孩子般的百谷川律师，信心十足，斗志满怀。
就在这一刹那，我完全改变了刚才那种“这个小毛孩子，行吗？”的心情。
“瞧着吧，一定很有意思。”我自己这样小声嘟哝的时候，从走廊里传来了嘈杂声，被告人村田和彦由五名法警押着走进法庭。
由五个人一前四后的警戒着，这是一反常例的。但当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忽然吃了一惊。
他的面孔完全不像一个将要被判处死刑的人的面孔……我过去在这种场面见过几千人，凡是心理具有犯罪意识的人，这时候的姿势，全是低着肩膀稍稍弯着腰的。
即使是得到保释处分，从自己家里来出庭的被告，也都是一个样子。可是，从拘留所押送出来的腰间绑着绳子、手上戴着手铐从人群中走过的村田和彦，却是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健步前进。
“他是在虚张声势，这是作为演员全力以赴所作的最后表演吧。”我最初这样想，但随后马上又被下面的想法所俘虏。
“这也许是件冤案，他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位律师一定会胜利，对自己所犯尸体遗弃罪行的处罚只有接受，但两次杀人和另一次尸体遗弃的罪行是不会加在他身上的。”
十年法庭记者的生活，我想并不是白白流逝的。
人们常说，老练的法官自然的具备一种相面学一般的本领，在被告第一次站到他面前的一刹那，他一眼就可以看穿被告是否有罪，以后是否还要重犯。我也常常有此同感。
但是，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三位法官手里。坐在记者席上的我，即使对裁判抱有异议，也是不允许提出的。
“这种裁判，未免有点霸道。”我嘴里这样嘟哝的时候，里边的门忽然打开，三位身穿黑色法衣的法官走了进来。
全体人员和检察官、辩护律师一齐起立，等待着三位法官就座。和证人宣读宣誓书时一样，这是法庭上必须遵守的神圣的带有几分形式化的仪式。
法官和全体人员先后就座以后，犯人的手铐才被摘了下来，这是对重大案件的被告人格外严厉的待遇。
“现在开始审理被告村田和彦杀人、尸体遗弃的案件。”
整个法庭就像深夜的街道一样，变得鸦雀无声，这是，从窗外隐隐约约的传来了行驶在隅田川里的船舶的汽笛声，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被告人，到前边来。”审判长说道。
村田和彦走到台前。这时，三位法官才初次见到被告。
他们脸上有什么感情变化吗？没有，法官们依然毫无表情。不仅是毫无表情，简直好像是在告诉人们：他就是法律。
“被告人叫什么？”
“村田和彦。”
“艺名叫什么？”
“和本名一样。”
“多大年龄？”
“五十二岁。”
“籍贯呢？”
“奈良县××郡××村无水庄人。”
“现住哪里？”
“东京都世田谷区世田谷二丁目一八三番地。”
“什么职业？”
“从前是演员，现在没有固定职业。”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这是所有审判开头例行的身份询问。
这种公式的询问一结束，村田和彦立刻大声喊叫：“审判长，我冤枉！至少说我两次杀人是冤枉，我向天地神明发誓！”
律师和警卫都惊的晃了晃身子。
“这个，等到回答法官询问的时候再发言。辩护人事先没有告诉被告法庭守则吗？”
百谷川律师站起身来轻轻施礼。
“已经对他说过了。大概是被告想抢先大声疾呼以申诉自己无罪吧。”
“好了。”审判长不高兴的点了点头。
习惯于固定程式和秩序的人，对第三者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干扰，都是很介意的。
村田和彦的喊叫，要么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大表演；要么恰恰相反，是他豁出命的血泪控诉。
但是，当时掠过我心头的想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然，在法庭作出什么样的发言，完全是本人的自由，但发言的手续和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即使辩护律师不通知他法庭守则，拘留所的衙役也一定会通知他的。
他敢于无视法庭守则，恐怕是这位律师大胆而巧妙地安排吧。
是否想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公布罪状以前，来个先发制人，以取得心理上的有利地位呢？
想到这里，我感到审判长的话也有其微妙之处。我在这十年当中，类似这样的场面，也遇到过几次，但那都不过是审判长提醒被告人注意而已。像今天这样特意责备他背后的辩护律师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过。
也许在审判长和律师之间，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微妙的暗斗。
不熟悉诉讼手续的一般旁听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但我这是深深感到这次审判是绝对不会草草了事的。
“请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村田和彦回到被告席时，审判长用恢复了平静的声调说。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以捎带沙哑的声调平淡的宣读起诉书。
文章是用法律术语堆砌起来的。这份内容被压缩了的起诉书以外的情况，我事先全都装在脑子里了。
遇到重大的案件，我一定回到报社，查阅一下资料部收集的有关资料。
按人头和按事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的资料，至少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无穷的知识宝库。
即使查不出事件的细枝末节，但报纸上刊登过的一般情况，是没有遗漏的。
把检察官的起诉书原原本本的抄写在这里，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那未免有点太性急了。我想在这里根据我调查的材料对这一案件作一番回顾。当然，我的立场和检察官是一致的。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不经过审判的考验，是任何人也不能下断语的。
第三章
村田和彦是村田忠藏的儿子，一九一二年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大正末年，他们全家迁居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按他的命运，本来是小学毕业就得当个农民。他所以能够读到中学毕业，是因为当时不知是谁发现了他的才能，出钱供他升了中学。
他的父母都只上过小学，连深一点的文章部不会读，说来奇怪，竟生了这样一个前途有望的儿子，好象是一种突然变异。
村田和彦后来来到东京，进了N大学的艺术系。为他拿学费的笃志家，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曾对村田说：“自己喜欢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即使很穷，若能一辈子朝着一个目标走到底，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村田和彦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决定。
他从N大学毕业后，进了“末来座”新剧团，五年后剧团解散，他又到日本数得着的“戏曲座”新剧团工作。
一九四一年，在这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应征入伍，又被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战争的激化，号称精锐部队的关东军，一个师、一个旅地被调往南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却一直留在中国东北地区。
幸，是说若是被送到南方去，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幸，是说战争结束时，他被苏军俘虏，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度过了三个冬天。
一九四八年，他被遣返回国。重建的“戏曲座”热情地欢迎了他。但他的演员生活道路，不是平坦的。
开始他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影演员，而且相当受欢迎。但后来慢慢地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当时好象听说过他得了氨基丙苯中毒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记忆有些模糊了，而且我也没把握说那种传言就是实有其事。
总之，从报社的资料看来，他因感到“自己在演剧方面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于一九五〇年退出了舞台生活。但是他仍然继续在剧团当了三年的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演剧这一行还有留恋不舍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他正式退出了剧团，但关于其中的经纬、反复查阅资料室的资料，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正好这时候，负责新剧方面工作的老记者因病休假，代理他的工作的是一个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我也就没特意去拜访那位老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
村田从那以后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买了现在的住宅，又买了一辆半新的自用小轿车。不论怎么说，总算相当不错了。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现在靠什么生活，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搞清楚。据说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当然，这会引起人怀疑的。我看到这样的材料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是否用犯罪的手段，例如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等非法手段搞来的钱呢？
根据起诉书，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和这一案件的第二个被害者东条康子偶然相遇的。
因为康子在战前曾经是“戏曲座”的研究生，若是当时两个人就有较深关系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再见面时也会认识的。
战前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知道，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相当深的关系，恐怕那时已经有肉体关系了。
一九五八年康子是三十五岁，作为一个女人，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了。一个已经结婚但没有小孩，生活上又没有任何不自由的女人，是很容易见异思迁的。康子和村田遇到一起，就象干柴遇上了烈火，那是不奇怪的。
总之，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第一次事件以前，他们一直继续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是事实。
一月十六日夜里，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当时的情况，起诉书中描写得相当细致。我在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那天晚上，康子的丈夫东条宪司预定坐夜车去大阪出差。康子认为她丈夫绝对不会回家，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把村田和彦带到自己家里来了。
可是，东条宪司忽然在深更半夜回来了。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象力多么贫乏的人，也会想象得到的。毫无疑问，三个人之间一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第二天早晨，就在国营铁路山手线目黑站附近的旱桥下边的铁道上，发现了东条宪司的尸体被火车轧得七零八落，真是叫人惨不忍睹。
听说若是熟练的司机，从微小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