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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看，我们所处的地位比波尔基亚的客人们好不了多少。
《寂静的春天》
R。卡逊著
十二 人类的代价
化学药物的生产起始于工业革命时代，这个生产高潮现在已在我们的环境中涌起，随之，一个激烈的变化已作为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而出现。在这种公共健康问题出现之前，仅仅在昨天，人类还生活在对天花、霍乱和鼠疫等天灾的担惊受怕之中，这些天灾曾经一度横扫了各民族。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那些曾一度在全世界引起疾病的生物；卫生保健、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新式药物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传染性疾病。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
环境健康的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各种形式的辐射，二是由于化学药物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杀虫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化学药物正向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蔓延开来，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单个或联合地毒害着我们。这些化学药物的出现给我们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这一阴影并非吉祥，因为它是无定形的和朦胧的；这一阴影令人担忧，因为简直不可能去预测人的整个一生接触这些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化学和物理作用物的后果。
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处的大卫·普莱士博士说：“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部经常提心吊胆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有人认为我们的命运也许在明显危害症状出现之前的二十年或更早一些时间中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一个看法使有前面那些想法的人变得更为不安。
杀虫剂与环境疾病分布的相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看到它们现已污染了土壤、水和食物，它们具有使得河中无鱼、林中无鸟的能力。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一污染已彻底地遍布于我们整个世界，难道人类能够逃脱污染吗？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与这些化学药物单独接触，只要摄入的总剂量达到一定限度，他就会急性中毒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农民、喷药人、航空员和其他接触一定量的杀虫剂的人员的突然发病或死亡是令人痛心的，更是不应该发生的。无形污染我们世界的农药，被人少量吞食后所造成的危害是有潜伏期的，因此为全体居民着想，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倍加重视，研究解决。
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已指出：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影响是可以长期积累的，并且对一个人的危害取决于他一生所获得的摄入总剂量。正因如此，这种危险很容易被人忽视。人们一惯轻视那些看来可能给我们未来带来危害的事物。一位聪明的医生莱因·达宝斯博士说：“人们平常只对症状明显的疾病极为重视。正因如此，人类一些最坏的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隙而入。”
这一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正如同对密执安州的知更鸟或对米拉米琪的鲑鱼一样，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生态学问题。我们毒杀了一条河流上的可厌的飞虫，于是鲑鱼就逐渐衰弱和死亡。我们毒死了湖中的蚊蚋，于是这些毒物就在食物链中由一环进入另一环，湖滨的鸟儿们很快就变成了毒物的牺牲品。我们向榆树喷了药，于是在随后而来临的那个春天里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直接向知更鸟喷了药，而是因为这种毒物通过我们现在已熟知的榆树叶——蚯蚬——知更鸟一步步地得以转移。上述这些事故是记录在案的、可以观察到的，它们是我们周围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反映出了生命或死亡的联系之网，科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生态学来研究。
不过，在我们身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世界。在这一可见的世界中，一些细微的病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然而，平常似乎不易看出这种后果与那些病原之间的联系，因为病原出现在身体的部位离最初出现损伤的地方很远。有关当前医学研究动态的一个近期总结说：“在一个小部位上的变化，甚至在一个分子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并在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的器官和组织中引起变化。”对一个关心人类身体神秘而又奇妙功能的人来说，他会发觉原因和后果之间很少能够简单、容易地表现出联系来。它们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部完全脱节。为了发现发病与死亡的原因，要依靠将许多看来似乎孤立的、相互无关的事实耐心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实是通过在广阔的、相互无关的许多领域中进行非常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取得的。
我们习惯于找寻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影响，而不研究其它方面。除非这一影响以一种无法否认的明显形式急骤地出现，否则我们总要否认危害的存在。由于没有适当的方法去发现危害的起源，因而，甚至连研究人员也受罪。缺少充分精密的方法去在症状出现之前发现危害，这是医学中尚未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有人会反驳说：“不过，我已经多次将狄氏剂喷撒到草地上，而我从来没有象世界卫生组织的喷药人那样发生过惊厥，所以狄氏剂对我没有伤害。”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处理这类药物的人，毫无疑问地会使毒物在他身体内积累起来，虽然并没有发生突然的和引人注目的症状。正如我们所知，氯化烃在人体的贮存是通过极小的摄入量而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毒性物质进入到身体的所有含脂肪的组织中。只要脂肪在人体中积存起来，毒物就会很快进驻。一个新西兰的医学杂志最近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正在接受肥胖症治疗的人突然出现中毒症状；通过检查，发现他的脂肪中含有积累的狄氏剂，而这些狄氏剂在他减轻重量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代谢转化。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在由于疾病而失重的人身上。
另一方面，毒物积累的影响也可能是不明显的。几年之前，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对能够贮存在脂肪组织中的杀虫剂的危害发出强烈警告。这个杂志指出那些在组织中有积累性的药品和化学物质比起那些不具有积累倾向的物质更加需要小心对待。我们被警告说，脂肪组织不仅仅是一个贮存脂肪的地方（脂肪白身体重量约18％），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功能，积累的毒物可能干扰了这些功能；况且，脂肪非常广泛地分布在全身的器官和组织中，甚至是细胞膜的组成部分。因而，记住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脂溶性杀虫剂可以贮存到个体细胞中，它们在那儿能够扰乱氧化和能量产生的极为活跃的和人体必需的功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下一章再谈。
关于氯化烃杀虫剂最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它们对肝脏的影响。在人体所有器官中，肝脏是最不寻常的。从它的功能的广泛性和必不可少性来看，肝脏的作用是无可匹比的。肝脏控制着许多要害的机体活动，因此即使它稍受危害也极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它不仅产生胆汁去消化脂肪，而且它具有重要的位置和特殊的循环渠道，这些渠道都聚集到肝脏中来，这样，肝就能够直接得到来自消化道的血液，它由此而深刻地参与了所有主要食物的新陈代谢。它以胆糖的形式来贮存糖份，而以葡萄糖的形式释放出严格定量的糖份，以此保持血糖的正常水平。它制造了身体中的蛋白质，其中包括一些十分重要的、与血液凝结有关的血浆组分。肝脏在血浆中保存着胆甾醇的固有水乎，当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超过正常水平时，肝脏就会起钝化激素的作用。肝脏是许多维生素的贮存地，反过来一些维生素也有助于肝脏保持自己的正常功能。
如果缺少一个正常起作用的肝脏，那么人体就会被解除武装——无法防御不断侵人身体的各种各样毒物，其中一些毒物是正常新陈代谢的副产品，肝脏能够迅速、有效地去掉这些毒物中的氮元素，从而使这些毒物转为无毒。但是那些外来的异常毒物也可能被肝脏解毒。“无害的”杀虫剂马拉硫磷和甲氧基氯的毒性小于它们的亲族，这仅仅是因为肝脏酶可以处理它们，通过这一处理，它们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因而它们致毒能力也被削弱了。用同样的方式，肝脏处理了我们所摄入的大部分有毒物质。
我们的抵抗外来毒物和本体毒物的这一防线现在已被削弱，并且正在瓦解之中。一个受到杀虫剂危害的肝脏不仅再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毒害，而且它的整个多方面的作用都可能被损害。这一后果不仅影响深远，而且由于这种后果变化多端和它们不会立即显示出来，使人们很难看出引起这些后果的真正原因。
由于现在几乎遍地使用导致肝脏中毒的杀虫剂，去观察肝炎的急骤上升是很有趣的。肝炎的上升开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并一直持续地波浪式上升。据说肝硬化也在增加。虽然证明原因甲产生结果乙是件明显困难的事——在人类中证明这件事比在实验动物中证明更困难，但一般简单地认为肝脏疾病增长率与肝脏毒物在环境中的增长之间是不直接相关。究竟氯化烃是不是主要原因，在当前我们接触这些毒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这些毒剂已被证明具有毒害肝脏的能力，据推测还能减低肝脏对疾病的抵抗力。
氯化烃和有机磷酸盐，这两种主要的杀虫剂都直接影响神经系统，虽然作用方式有所区别，这一点已经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对人类的观察搞清楚了。DDT作为首先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有机杀虫剂，它的作用主要是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小脑和高级运动神经外鞘被认为是主要受影响的区域。根据一本标淮的毒物学教科书记载，诸如刺痛感、发热、搔痒，还有发抖，甚至惊厥等感觉都可能由于接触了足够量的DDT而出现。
我们对DDT引起的急性中毒症状的第一次认识是由几位英国研究者所提供的，他们为了解DDT的作用后果，有意地让自己暴露于DDT中。两个英国皇家海军生理实验室的科学家通过与覆盖着水溶性涂料墙壁的直接接触让皮肤吸收DDT，这些涂料含有2％的DDT。这些DDT是附在一层薄薄的油膜中涂上去的。DDT对神经系统的直接影响在他们关于他们症状的口头叙述中是很清楚的：“困倦、疲劳和四肢疼痛是很真实的事情，精神状态也极为困恼……易受刺激，讨厌任何工作，当遇到最简单的思考课题时，感到脑子不够用，这些痛苦交织在一起常常是相当巨大的。”
另外一位曾在自己皮肤上涂抹DDT丙酮溶液的英国实验者报告说，他感到四肢沉重和疼痛，肌肉无力，而且有“明显的神经性紧张痉挛”。他休息了一个假期，身体有所好转；但当他回到工作岗位后，他的状况又恶化了。而后，他在床上病倒了三星期并受到持久的四肢疼痛、失眠、神经紧张和极度忧虑感觉的折磨。当战慄动摇他全身的时候，这种战慄使表现出的全部症状看来与鸟类受DDT中毒的景象十分相似。这位实验者10周未能工作，在一年年底，当他的病例被在一个英国医学杂志上报道出来时，他还未完全复原。（除了这一证据，一些在自愿者身上进行DDT实验的美国研究者不得不应付受实验者们关于头痛和“明显的属于神经起因”的“每处骨头都疼”的诉苦。）
现在接受实验者们有许多病例记录，在这些记录中，病情的症状和整个发病过程都指示出杀虫剂是发病原因。这些典型的患者都曾经在某种杀虫剂中暴露过，在采取了将所有的杀虫剂从环境中消除掉等处理措施之后，病状就会消失。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只要再和这些罪恶的化学物质相接触，病情又会复发。作为对一种疾病进行医学治疗的根据，这种证据已足够了。这种证据完全能起到警告作用，使我们认识到明明知道有危险而偏要冒着危险去把环境浸透于杀虫剂之中，我们的冒险行动是愚蠢的。
为什么所有处理和使用杀虫剂的人没有表现出一种相同的症状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个体敏感性问题。有一些证据表明，妇女比男人更敏感，年轻人比成年人更敏感，那些经常在室内坐着不动的人比那些过着露天劳动或艰难生活的人更为敏感。除这些差别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存在的差别，尽管它们是没有规律的。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人对于尘或花粉呈变态反应，或者对某一种毒物敏感，或者对某一种传染病容易感染，其答案是一个医学上至今还没有解决的奥秘。然而这一问题客观存在着，并影响着大量的人群。一个医生估计，他们病人中的1/3或更多的人表现出一些过敏症状，并且这种人的数量还正在增长着。不幸的是，过敏性在人体中可以突然地、急促地使抗过敏性发展起来。事实上，一些医学人员相信，断续地暴露于化学药物中可以产生正是这样的敏感性。如果这是真实的，加么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遭受职业性持续暴露的人身上进行的一些研究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中毒的迹象。由于持续的与这些化学药物接触，这些人们产生了抗过敏性，这正如一个变态反应学者通过给病人反复地用小剂量注射致敏药物，而使他的病人产生抗过敏性一样。
人与在严格控制下生长的实验动物不一样，人从来不会一直只暴露在一种化学药物之中，这个现实情况使研究杀虫剂致毒的全部问题变得极为麻烦，难以解决。在几种主要的杀虫剂之间，在杀虫剂和其他化学物质之间，存在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作用。另外，当杀虫剂进入土壤、水或人体血液之后，这些化学物质不会保持孤立状态；它们在那儿发生了神秘的、不可见的变化，借助于这些变化，一种杀虫剂可以改变另一种杀虫剂的危害能力。
甚至在两种主要的杀虫剂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而通常人们认为它们都是在完全独立地起作用的。如果人体事先曾暴露于伤害肝脏的氯化烃的话，对神经保护酶——胆碱酯酶起作用的有机磷类毒物的能力可能变得更强大。这是因为当肝功能被破坏以后，胆碱酯酶的水平降低到正常值以下；那时，这一外加的受抑制的有机磷作用将可能强大到足以促使严重症状出现。而且如我们所知，成对的有机磷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甚至可以使它们的毒性增长百倍。或者，有机磷可以与各种医药、人工合成物质、食物添加剂相互作用——对当前提供给我们世界的无穷无尽的人造物质，谁还能再说什么呢？一种推测具有无毒性质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可以在另一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下而急骤发生变化；一个最好的例子是DDT的一个被称为甲基氯氧化物的近亲，（实际上，甲基氯氧化物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没有毒性，最近对实验动物的研究证明它对子宫有直接作用，并对一些很有用的粘液性激素有阻碍作用——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化学物质具有极大的生物学影响。其他研究工作表明，甲基氯氧化物对肾脏有致毒能力。）由于当单独摄入甲基氯氧化物时，它不会大量蓄积于体内，所以我们说甲基氯氧化物是一种安全的化学物质。不过？这样说未必符合实际。如果肝脏已被其它原因损害，甲基氯氧化物就会蓄积在人体内高达其正常含量的100倍，那时它将与DDT的作用一样对神经系统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然而，引起这一肝脏损害的后果可能很轻微，因此很容易被人忽视。它也可以是一个平常情况的结果——使用另一种杀虫剂，使用一种含四氯化碳的洗涤液，或服用一种被称之为镇静药的东西，这些东西大部分（不是全部）是氯化烃类，并且具有损伤肝脏的能力。
对神经系统损害并不只局限于急性中毒作用；它也可以受到暴露后的后遗影响。与甲基氯氧化物和其他化学物质有关的对大脑和神经的长期后遗损害已经有过报道。狄氏剂除了它的急性作用结果外，还有长期的后遗影响，诸如“健忘、失眠、作恶梦、直至颠狂。”根据医学发现，六氯联苯大量地积蓄在大脑和重要的肝组织中，而且可以诱发“对神经系统的神秘的长期后遗作用”。甚而，六氯苯这种化学物质大量地被用于汽化器，这种设备能源源不断地将挥发性杀虫剂的蒸汽倾入家舍、办公室和饭店。
通常认为只具有急性的、较激烈表现的有机磷，也具有对神经组织产生后遗性物理损害的能力，而且与近代发现相符，它可以引起神经错乱。各种各样后遗的麻痹症随着这种或那种杀虫剂的使用而出现了。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禁酒时代里，在美国发生的一件奇事已经预兆着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件奇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