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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历中涉及到农药的地方，那些最显眼的化学物质是DDT、高丙体六六六、六氯苯、硝基苯酚、普通的治蠹晶体对位二氯苯、氯丹，当然还有溶解这些药物的溶剂。正如一个医生所强调的，单纯地暴露于一个单一化学物质的情况如其说是个普通情况，还不如说是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些商业产品通常都是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综合体，将这些化学物质制成悬浊液所用的石油分馏物中也夹杂有一些杂质。含有芳香族和不饱和烃的溶剂本身就可能是引起造血器官损害的主要因素。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一差别是并不重要的，因为这些石油溶剂毕竟是最普通的喷药操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有意义的病例，这些病例支持着哈格莱维斯博士坚信这些化学物质与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病之间存在看因果关系。这些病例包括着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如被自己喷药设备或飞机喷撒的药物毒害的农民，一个在自己书房里喷药灭蚁后仍留在房中学习的学院学生，一个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一个携带式高丙体六六六喷雾器的妇女，一个在喷过氯丹和毒杀芬的棉花地里工作的工人等。这些病历，在它们专门医学术语的半遮掩之下隐藏着许多如下的人间悲剧，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表兄弟，这两个孩子住在同一城镇，并且总是在一起工作和玩耍。他们最后所从事的、也是最致命的一项工作是在一个联合农场里卸运成袋的杀虫剂（六氯联苯）。八个月之后，其中一个孩子病倒了，得了白血病，九天以后死去。就在这时，他的兄弟开始感到疲劳和发烧。三个月内，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最后他也住院了，诊断再次表明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病必然导致致命的结果。
另一个瑞典农民的病例奇怪地使人回想起金枪鱼渔船“福龙号”上的日本渔良洼山的情况。正象洼山一样，这个瑞典农民一直是个健康的人，他在陆地上苦心营生就象洼山靠海洋为生一样。从天空飘散下来的毒物给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份死刑宣判书。前者是致毒的放射性微尘，后者是化学粉尘。这个农民用含有DDT和六氯苯的药粉处理了大约60英亩土地。当他工作时，阵阵清风把药粉的烟雾吹得在他四周飘旋。在当天晚上，他感到异常困倦，并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一直感到虚弱无力，同时背疼、腿疼、还感到发冷。他被迫去上床休息，路德医务所的报告说：“他的情况日益恶化，5月19日（喷药后一周）他要求住院治疗。”他发高烧，并且血液计数结果不正常。他被转送大路德医务所，并于患病两个半月之后在那儿死去。尸检结果发现他的骨髓已完全萎缩了。
如同细胞分裂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常运动过程竟然能够被改变，这种现象是反常的，并具有破坏性，当前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引起了无数科学家的重视，花掉的钱也不知有多少。在一个细胞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细胞有规律的增长变成了不可控制的癌瘤胡乱增生？
如果将来得出答案的话，这些答案一定是多样的。正象癌症本身呈现出多种形态一样，因其病源、发展过程和控制其生长或转归的因素的不同，其出现形式也就各不相同；所以癌症必定会有相应的多种多样的病因存在。其中损害细胞的也许仅仅只是少数最基本的几种。在世界各处，广泛开展的研究有时完全不是作为一个癌症专业研究来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朦胧的曙光，这曙光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问题照亮。
我们又一次发现，仅仅对细胞及其染色体这些构成生命的最小单位进行观察，我们就能得到戳穿这些神秘之雾所必需的更多的资料。在这儿，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必须寻找那些用某种方式变更了细胞的奇妙作用机制并使其脱离正常状态的各种因素。
有关癌细胞起源的、令人难忘的一个理论是由一位德国生物化学家奥特。瓦勃格教授提出来的，他在马克斯·普朗克细胞生理研究所工作。瓦勃格将他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细胞内氧化作用复杂过程的研究。由于他进行了广泛的基础研究，他对正常细胞如何变成癌细胞这一问题作出了一个引人重视的、清晰的解释。
瓦勃格相信，无论放射性致癌物还是化学致癌物，都是通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而剥夺了细胞的能量。这一作用可以由经常、重复给与小剂量暴露而造成。这种影响一旦造成，就不可恢复了。那些在这种呼吸作用致毒剂的冲击下未被直接杀死的细胞将竭力去补偿已失去的能量。它们不再能继续进行那种产生大量ATP的、非凡而有效的循环了，于是它们就返回到一种原始的、效率极差的通过发酵作用进行呼吸的方式。借助于发酵作用而维持生存的斗争经常会继续一段很长时间。这种发酵呼吸方式通过以后细胞分裂而传递下去，所以全部后来产生的细胞全都具有这种非正常的呼吸方式了。一个细胞一旦失去了它正常的呼吸作用，它就不可能再复得这种作用——在一年、一代、甚至许多代时间内都不能再得到这种作用。但是，在这种为恢复失去的能量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胞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利用新产生的发酵作用来补偿能量。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最适宜的、适应性最强的生命体才能生存下去。最后，这些细胞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发酵作用能够产生象呼吸作用一样多的能量。在这种状态中，可以说癌细胞已被从正常身体细胞中创造出来了。
瓦勃格的理论阐明了其他方面许多令人迷惑的事情。大多数癌症的长潜伏期就是细胞无限大量分裂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呼吸作用开始被破坏，发酵作用就逐渐增长起来。发酵作用要发展到占统治地位需要一定时间，由于在不同生物中发酵作用速度不同，因而在不同生物中所需时间也有变化：在鼠体内这个时间较短，所以癌在鼠身上很快出现；在人身上这一时间较长（甚至几十年），所以在人身上癌性病变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瓦勃格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反复摄入小剂量致癌物比单独一次大剂量摄入更为危险。一次大剂量中毒可以立即杀死细胞，然而小剂量却容许一些细胞存活下来，虽然这些存活细胞已处于一种受威胁的状态。这些存活细胞以后可以发展成为癌细胞。这就是为什么对致癌物来说不存在一个“安全”剂量的原因。
在瓦勃格的理论中，我们也能找到对另外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的解释——同一个因素既能治疗癌症，也能引起癌症。众所周知，放射性就是这样，它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引起癌症。目前被用于抗癌的许多化学药物也确是如此。为什么？因为这两类因素都损害呼吸作用。癌细胞的呼吸作用本来已经受到过损害，所以再加上一些危害，它就死了。而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是第一次遭到损害，所以它不会被杀死，而是开始走上了一条最终可能导致癌变的道路。
1953年，另外一些研究者仅仅借助于在一个较长时期中断断续续地停止给正常细胞供氧，就能将它们转变为癌细胞，这时，瓦勃格的思想就得到了证实。1961年，他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证明，这一次不是用人工培养的组织，而是用活体动物的实验来证明的。放射性示踪物质被注射人患癌的老鼠体内，然后精心地测定了老鼠的呼吸作用，发现发酵作用的速度明显地高干正常状况，与瓦勃格的预料正好相符。用瓦勃格所创立的标淮来进行测定，大部分农药都达到了最厉害的致癌物的标淮。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的，许多氯化烃、苯酚和一些除草剂都妨碍细抱中的氧化作用与能量产生作用。因此，它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休眠癌细胞，在这种细胞中，一个不可逆转的癌变将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而无法被发现，以致于最后当它的病因已被人长期遗忘、甚至不再被人怀疑的时候，这些细胞才以一个明显的癌症的形式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通向癌症的另一条道路可能是由染色体引起的。在这个领域内许多卓越的研究人员都带着疑虑的眼光看待危害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或引起突变的所有因素。在这些人的眼光中，任何突变都是一种潜在的致癌原因。虽然关于突变的争论常常涉及到可能在未来的几代中才能发现其影响的胚胎细胞的突变问题，但是身体细胞也同样存在着突变。根据癌起源于突变的理论，一个细胞在放射性或化学药物的作用下，也许可以发生突变，这个突变使得细胞摆脱了维护细胞正常分裂的机体控制作用，因而，这个细胞就可能以一种狂野的和不规律的形式而增殖起来。由于新细胞是这种分裂的产物，所以它们具有同样不受机体控制的能力，于是在足够长的时间中，这些细胞积累起来就形成了癌瘤。
其他研究者们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癌组织中的染色体是不稳定的，它们容易破裂或者受到损害；染色体的数量也是不正常的，甚至在一个细胞中会出现两套染色体。
首次对由染色体变态发展为真实癌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是阿尔柏特·莱万和J·J。倍塞尔，他们在纽约的斯朗——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工作。当考虑到恶性病变和染色体的破坏究竟谁先谁后的时候，这些研究者毫不犹豫地说：“染色体的异常变化发生在恶性病变一之前。”可能，他们推测，在最初的染色体破坏和因此而造成的染色体不稳定性出现之后，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让灾难和错误贯彻到许多代细胞中去（这就是恶性病变的很长潜伏期），这段长时间使突变最终被集中积累起来，并使细胞摆脱控制而开始不规则的增生，这个增生就是癌。
欧几维德·温吉是染色体稳定性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感到染色体的倍增现象特别有意义。通过反复观察已知六氯苯及其同类高丙体六六六能引起实验植物细胞中染色体的倍增，而且这些化学物质与许多有可靠诊断证明的致命贫血症病例都有牵连，那么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呢？在许多种农药中究竟是哪些农药干扰了细胞分裂、破坏了染色体并引起突变的呢？
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白血病应该是一种由于暴露于放射性或与放射性有相似作用的化学物质而引起的最普通疾病。物理或化学致变因子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分裂作用特别旺盛的细胞。这包括了许多组织，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些从事制造血液的组织。骨髓是人一生的红血球的主要制造者，它每秒钟向人体血液中放出将近一千万个新的红血球细胞。白血球以一种易变的、但仍然是巨大的速度形成于淋巴腺和一些骨髓细胞中。
某些化学物质使我们又想起了放射性产物锶90，这些化学物质对骨髓具有特殊的亲合性。苯是杀虫药溶剂中的通常组份，它进驻骨髓，并可以沉积在那儿长达二十个月之久。多年以来，在医学文献中苯本身已被确认是白血病的一个病因。
迅速生长的儿童身体组织也能提供一种最适宜于癌变细胞发展的条件。麦克华伦·勃尼特先生指出，不仅白血病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增长，而且它已在3－4岁年龄组中变得极为普通了，而这个年龄的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疾病高发，据这位权威谈：“这种在3－4岁年龄之间所出现的白血病发病峰值除了用这些儿童在出生前后暴露于致变的刺激物来解释外，很难再找到其他解释了。”
另一种已知可引起癌症的致变物是尿脘。当怀孕的老鼠经这种化学物质处理后，不仅母鼠出现了肺癌，而且幼鼠也同样出现肺癌。在这一实验中，幼鼠暴露于尿脘的唯一可能机会是在出生前，这证明此化学物质必定通过了胎盘。正如惠帕博士曾警告过的，在暴露于尿脘及其有关化学物质的人群中，有可能由于出生前暴露于化学物质而在婴儿中引起肿瘤。
象氨基甲酸酯这样的尿脘在化学上与除草剂IPC和CIPC有关。不顾癌症专家们的警告，氨基甲酸酯已被广泛使用，不仅用作杀虫剂、除草剂、灭菌剂，而且还用在增塑剂、医药、衣料和绝缘材料等各种产品中。
通向癌症的道路也可能是间接的。有些物质一般来说不是致癌物，但它可以妨碍身体某些部分的正常功能，并由此引起恶性病变。有一些癌症可作为重要的例子，特别是生殖系统的癌症，它们的出现与性激素平衡被破坏有一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性激素的破坏反过来又引起一些后果，这些后果影响了肝脏保持这些激素正常水平的能力。氯化烃正好是这种类型的因素，因为所有氯化烃对肝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毒的，所以它能够招致这种间接的致癌作用。
当然，性激素在体内是可以正常存在的，并且起着一种与各种生殖器官有关的、必不可少的、刺激生长的作用。然而，身体具有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保护作用来消除激素的多余积累，肝脏起着一种保持雄、雌性激素之间平衡的作用（不管是哪种性别都产生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虽然数量比例不同），肝脏可以阻止任何一种激素的过多积累。然而，如果肝脏受到疾病或化学物质危害，或如果维生素B供应不足，肝脏的上述功能就会被破坏。在这种状况下，雌性激素就会达到一个异常高的水平。
后果如何呢？至少在动物方面有大量的实验证据。其中一例如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疾病而使肝脏受损的兔子表现出子宫肿瘤的高发病率，研究人员认为子宫肿瘤高发的形成是因为肝脏已不能再抑制血液中的雌性激素，以致于“最后这些肿瘤演化到癌变的水平”。对小白属、大白鼠、豚鼠和猴子的广泛实验表明，长期服入雌性激素只需小剂量已能引起生殖器官组织的变化，“从良性蔓延变化到明显的恶性病变”。通过服入雌性激素，欧洲大鼠也诱发出肾脏肿瘤。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医学观点，但大量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人的组织中。穆斯格尔大学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所研究过的150例子宫癌中有三分之二提供了证据，证明体内雌性激素含量水平异常的高。后来又有20个病例，其中90％都具有高活动性的雌性激素。
虽然用所有现代医学的实验手段也检查不出肝脏有什么损害，但这个人仍可能已得了足以干扰消除雌性激素的肝损害。氯化烃很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如我们所知，氯化烃摄入量很低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变化，它们也同样引起维生素B的损失。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因为其他环节的证据表明这种维生素具有抵制癌症的保护作用。
以后的C·P·洛兹（他一度担任斯朗…凯特林癌症研究所的指导者）发现，暴露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化学致癌物的实验动物，如果喂给他们酵母——一种天然维生素B的丰富来源，它们就不会出现癌症。这种维生素的缺乏也被发现与口腔癌，可能还有消化道其他部分的癌相伴随。这一情况不仅在美国观察到了，而且在瑞典和芬兰遥远的北部地区也发现了，这些地方的日常食物通常缺少维生素。容易得早期肝癌的人群，例如非洲斑图部落，他们典型地遭受着营养缺乏。男性胸癌在非洲一些地方也占优势，此情况与肝病相营养不良有关。在战后，希腊的男性胸癌的增多是饥饿时期的一个普通伴随物。
简言之，关于农药在癌症中的间接作用的讨论是由于已证实它们具有损害肝脏和减少维生素B供给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体内自生的雌性激素的增多，也就是说由身体本身产生了这些物质。现在还有大量各种的人工合成雌性激素正在加入到我们环境中来，我们正日益严重地暴露在这些物质之中——它们存在于化妆品中、医药中、食物中和职业性暴露中。这种联合的影响是一件值得极为关注的事情。
人类暴露于致癌化学物质（包括农药）中是难以控制的，并且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暴露途径摄入同一种化学物质。砷就是一个例子。它存在于许多具有不同形式的环境之中：作为空气污染物存在，作为水的污染物存在，作为食物残毒存在，作为医药存在，作为化妆品存在，作为木料防腐剂存在，或是作为油漆和墨水中的染料存在等。十分可能的是，这些暴露方式中没有哪一种能单独使人类陷入恶性病变。——但是任何单独的一种假定的“安全剂量”都可能压翻已经负载了许多其他种“安全剂量”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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