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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大批成年蚊子停息在道路桥梁的下面，而不呆在己经喷过药的房间和马厩里。蚊子在外面停息的地方很快地扩展到了洞穴、外屋、阴沟里和桔树的叶丛和树干上。很明显，成年蚊子已经变得对DDT有足够的耐药性，它们能够从喷过药的建筑物逃脱出来并在露天下休息和恢复。几个月之后，它们能够留在房子中了，人们在房子中发现它们停歇在喷过药的墙壁上。
这是一个现在已出现的极严重情况的前兆。疟蚊对杀虫剂的抗性增长极快，这一抗性发展完全是由旨在消灭疟疾的房屋喷药计划本身的彻底性所创造出来的。在1956年，只有5种疟蚊表现出抗药性；而在1960年初其数量已由5种增加到了28种！其中包括在非洲西部、中美、印度尼西亚和东欧地区的非常危险的疟疾传播者。
在传播其他疾病的蚊子中，这一情况也正在重演。一种携带着与橡皮病这样一些疾病有关的寄生虫的热带蚊子在世界许多地方己变得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在美国一些地区，传播西方马疫脑炎的蚊子己经产生了抗药性。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与黄热病的传播者有关，在几个世纪中这种病都是世界上的大灾难。这种蚊子的抗药性的发展已出现在东南亚，而现在已是加勒比海地区的普通现象。
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报告表现了昆虫产生抗药性对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影响。在特利尼代德，1954年的黄热病大爆发就是跟随在对病源蚊子进行控制因蚊子产生抗性而失败之后发生的。在即度尼西亚和伊朗，疟疾又活跃起来。在希腊、尼日刊亚和利比亚，蚊子继续躲藏下来，并继续传播疟原虫。
通过控制苍蝇在佐治亚州所取得的腹泻病的发病减少的成绩已在一年时间中付诸东流了。在埃及，通过暂时地控制苍蝇所得到的急性结合膜炎的病情降低，在1950年以后也不复存在了。
有一件事对人类健康来说并不太严重，但从经济价值来衡量却很令人头痛，那就是佛罗里达的盐化沼泽地蚊子也表现出有了抗药性。虽然这些蚊子不传染疾病，但它们成群地出来吸人血，从而使佛罗里达海岸边的广大区域成了无人居住区，直到控制——一个很难的而且是暂时性的控制实行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一成效很快就又消失了。
普通家蚊到处都正在产生着抗药性，这一事实应当使现在许多正定期进行大规模喷药的村庄停息下来。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国和包括加利福尼亚；俄亥俄、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等美国部分地区，这种蚊子现在已对厉害的杀虫剂产生了抗性，在这些杀虫剂中应用最广泛的是DDT。
扁虱又是一个问题。木扁虱是脑脊髓炎的传播者，它最近已产生了抗药性，褐色狗虱抵抗化学药物毒力的能力已经完全、广泛地固定下来了。这一情况对人类、对狗都是一个问题。这种褐色狗虱是一个亚热带品种，当它出现在象新泽西州这样的大北方时，它必须生活在一个水室外温度暖和得多的建筑物里过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J·C·派利斯特于1959年夏天报告说：他的展览部曾接到许多来自西部中心公园邻居住家的电话，派利斯特先生说：“整所房屋常常传染上幼扁虱，并且很难除掉它们。一只狗会在中心公园偶然染上扁虱，然后这些扁虱产卵，并在房屋里孵化出来。看来它们对DDT、氯丹或其他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药物都有免疫力。过去在纽约市出现扁虱是很不寻常的事，而现在它们已布满了这个城市和长岛，布满了西彻斯特，并蔓延到了康涅狄格。在最近五、六年中，这一情况使我们特别注意”。
遍布于北美许多地区的德国蜂螂已对氯丹产生了抗药性，氯丹一度是灭虫者们的得意武器，但现在他们只好改用有机磷了。然而，当前由于昆虫对这些杀虫剂逐渐产生抗性，这献给灭虫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由于昆虫抗药性的不断提高，防治虫媒疾病的工作人员现在不得不用一种杀虫剂代替另一种杀虫剂来应付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过，如果没有化学家们创造发明来供应新物质的话，这种办法是不能无限地继续下去的。布朗博士曾指出：我们正行驶在“一个单行道”上，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长；如果在我们到达死亡的终点之前还没有控制住带病昆虫的话，我们的处境确实就很悬了。
对早期无机化学药物具有抗性的农业昆虫的名单上有十几种，现在应再加上另外一大群，这些昆虫都是对DDT、BHC、六氯联苯、毒杀芬、狄氏剂、艾氏剂，甚至包括人们曾寄于重望的磷具有的抗性。1960年，毁坏庄稼的昆虫具有抗性的已达65种。
农业昆虫对DDT产生抗性的第一批例子出现在美国是在1951年，大约在首次使用DDT六年之后。最难以控制的情况也许是与鳕蛾有关，这种鳕蛾实际上在全世界苹果种植地区现在已对DDT产生了抗性。白菜昆虫中的抗药性正在成为又一个严重问题。马铃薯昆虫正在逃脱美国许多地区的化学控制。六种棉花昆虫、形形色色的吃稻木虫、水果蛾、叶蝗虫、毛虫、螨、蚜虫、铁线虫等许多其他虫子现在都对农民喷撒化学药物毫不在乎了。
化学工业部门现在不愿面对抗药性这一不愉快的事实，这也许可以理解的。甚至到了1959年，已经有100种主要昆虫对化学药物有明显抗性。这时，一家农业化学的主要刊物还在问昆虫的抗药性“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然而，当化学工业部门满怀希望地把面孔转过去时，这个昆虫抗药性问题并未简单地消失，它也给化学工业提出了一些不愉快的经济事实。一个事实是用化学物质进行昆虫控制的费用正在不断增长。由于一种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十分有前景的杀虫化学物质到了明天可能就会惨然失效，所以事先去大量贮备杀虫药剂已失去意义了。当这些昆虫用抗性再一次证明了人类用暴力手段对待自然是无效的时候，用于支持和推广杀虫剂的大量财政投资可能就会取消了。当然，迅速发展的技术会为杀虫剂发明出新的用途和新的使用方法，但看来，人们总会发现昆虫继续安然无恙。
达尔文本人可能不会发现一个比抗性产生过程更好的说明自然选择的例子了。出生于一个原始种群的许多昆虫在身体结构、活动和生理学上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只有“顽强的”昆虫才能抵抗住化学药物的药方而活下来。
喷药杀死了弱者，一只有那些具有某些能使它们逃脱毒害的天生特性的昆虫才存留下来。它们繁殖出的新一代将借助于简单的遗传性而在其先天抵抗力中具备了天生的“顽强性”。这一情况必不可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即用烈性化学药物进行强化喷撒只能使原先打算解决的问题更加糟糕。几代之后，一个单独由顽强的具有抗性的种类所组成的昆虫群体就代替了一个原先由强者和弱者共同组成的混合种群。
昆虫借以抵抗化学物质的方法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现在还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有人认为一些不受化学喷药影响的昆虫是由于有利的身体构造，然而，看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然而，一些昆虫种类所具备的免疫性从布利吉博士所做的那些观察中已清楚表现出来了，他报告说在丹马克的佛毕泉害虫控制研究所中观察到大量苍蝇“在屋子里的DDT中嬉戏，就象从前的男巫在烧红的炭块上欢跳一样”。
从世界其他地方都传来了类似的报告。在马来亚的瓜拉鲁木婆，蚊子第一次在非喷药中心区出现了对DDT的抗性。当抗药性产生以后，可以在堆存的DDT表面发现停歇着的蚊子，用手电筒可在近处很清楚地看见它们。另外，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兵营里所发现的具有抗性的臭虫样品当时身上就带有DDT的粉未。在实验室，将这些臭虫包到一块盛满了DDT的布里去，它们生活了一个月之久；它们产了卵；并且生出来的小臭虫还长大、长胖了。
虽然如此，但昆虫的抗药性并不一定要依赖于身体的特别构造。对DDT有抗性的苍蝇具有一种酶，这种酶可使苍蝇将DDT降解为毒性较小的化学物质DDE。这种酶只产生在那些具有DDT抗性遗传因素的苍蝇身上。当然，这种抗性因素是世袭相传的。至于苍蝇和其他昆虫如何对有机磷类化学物质产生解毒作用，这一问题现在还不大清楚。
一些活动习性也可以使昆虫避免与化学药物接触。许多工作人员注意到具有抗药性的苍蝇喜欢停歇在未喷药的地面上，而不喜欢停在喷过药的墙壁上。具有抗性的家蝇可能有稳定飞行习性，总是停落在同一个地点，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与残留毒物接触的次数。有一些疟蚁具有一种习性可以尽少在DDT中的暴露，这样实际上即可免于中毒；在喷药的刺激下，它们飞离营棚，而在外面得以存活。
通常，昆虫产生抗性需二到三年时间，虽然偶然有时只要一个季度或甚至更少的时间也会产生抗性。在另外一个极端情况下，也可能需要六年之久。一种昆虫在一年中繁殖的代数是很重要的，是根据种类和气候的不同而有所增减。例如，加拿大苍蝇比美国南部的苍蝇抗药性发展得慢一些，因为美国南部有漫长、炎热的夏天适宜于昆虫高速度繁殖。
有时人们会问一个满怀希望的问题：“如果昆虫都能变得对化学毒物具有抗性，人类为什么不能也变得有抗性呢？”从理论上讲，人类也是可能的；然而产生这种抗性的过程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么现在活着的人们就不必对人类的抗性寄予什么希望。抗药性不是一种在个体生物中产生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生下时就具有一些特性使他能比其他人更不中毒的话，那么他就更容易活下来并且生子育孙。因而，抗性是一种在一个群体中、经过许多代时间才能产生的东西。人类群体的繁殖速度大约来说为每一世纪三代，而昆虫产生新一代却只需几天或几星期。
“昆虫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是多少忍受点呢，还是连续用尽各种方法消灭以求暂时免于受害呢？我看，在某些情况下，前者要比后者明智得多。”这是布里吉博士在荷兰任植物保护服务处指导者时提出的忠告：“从实践中得出的忠告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施加给害虫种群的喷药压力始终应当是尽可能的减少”。
不幸的是，这样的看法并未在美国相应的农业服务处中占上风。农业部专门论述昆虫问题的1952年年鉴承认了昆虫正在产生抗性这一事实，不过它又说：“为了充分控制昆虫，仍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并没有讲如果那些未曾试用过的化学药物不仅能消灭世界上的昆虫，而且能够消灭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到了1959年，也就是仅仅在这一忠告再次提出的十年之后，一个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在《农业和食物化学杂志》中谈到了最后一种可用的新药品至少已对一、两种害虫使用过了。
布里吉博士说：“更加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正走上一条危险之路。……我们不得不准备在其他控制方面去开展大力研究，这些新方法必将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化学的。我们的意图是打算尽可能小心地把自然变化过程引导到我们响往的方向上，而不是去使用暴力……”。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一个更远大的眼光，而这正是我在许多研究者身上未看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
《寂静的春天》
R。卡逊著
十七 另外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边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我们通行。
确实，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不过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话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在生物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创造性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象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它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虫学工作的人们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展出来的。
约在二十五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而使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有可能使很大数量的昆虫不育，并把它们释放出去，使这些不育的雄性昆虫在特定情况下去与正常的野生雄性昆虫竞争取胜，那么，通过反复地释放不育雄虫，就可能产生无法孵出的卵，于是这个种群就绝灭了。
对这个建议，官僚主义无动于衷，科学家们怀疑，但克尼普林博士坚持着这一想法。在将此想法付诸试验之前，有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需要发现一种使昆虫不育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从理论上讲，昆虫由于X射线照射而可能不育的事实从1916年就已为人知了，当时一位名叫G·A、兰厄的昆虫学家曾报道了有关烟草甲虫的这种不育现象。二十年代末，荷曼·穆勒在X射线引起昆虫突变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到了本世纪中叶，许多研究人员都报道了至少有十几种昆虫在X射线或伽玛射线作用下出现不育现象。
不过，这些都是室内实验，离实际应用还距离遥远。约在1950年，克尼普林博士开始作出极大努力将昆虫的不育性变成一种武器来消灭美国南部家畜的主要害虫——螺丝蝇。这种蝇是将卵产在所有流血受伤动物的外露伤口上的。孵出的幼虫是一种寄生虫，靠宿主的肉体为食。一头成熟的小公牛可以因严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