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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另一种细菌——萨林吉亚杆菌的试验上，这种细菌最初在1911年被发现于德国萨林吉亚省，在那儿人们发现它引起了粉娥幼虫的致命败血症。这种细菌的强烈杀伤作用是借助于中毒，而不是发病。在这种细菌的生长旺盛的枝芽中，随同孢子一同形成了一种对某些昆虫，特别对象娥一样的蝶类的幼虫具有很强毒性的蛋白质的特别晶体。幼虫吃了带有这种毒物和草叶之后，不久就发生麻痹，停止吃食，并很快死亡。从实用的目的来看，立即制止吃食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只要将病菌体施用在地里，庄稼的受害马上就停止了。含有萨林吉亚杆菌孢子的混合物现在正由英国一些公司使用各种商标名称被生产出来。在一些国家正在进行野外试验：在德国和法国用于对付白菜蝴蝶幼虫，在南斯拉夫对付秋天的织品蠕虫，在苏联对付帐篷毛虫。在巴拿马，试验开始于1961年，这种细菌杀虫剂可能会解决香蕉种植者所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在那儿，根穿孔虫是香蕉树的一大害虫，因为它破坏了香蕉树的根部，使香蕉树很容易被风吹倒。狄氏剂一直是有效地对付穿孔虫的唯一化学药物，不过现在它已引起了灾难的链锁反应。穿孔虫现在正在复兴。狄氏剂也消灭了一些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并且因此引起了卷叶蛾的增多，这是一种很小的、身体坚硬的蛾，它的幼虫把香蕉表面嗑坏。人们有理由希望这种新的细菌杀虫剂将同时会把卷叶蛾和穿孔虫都消灭掉，而又不扰乱自然控制作用。
在加拿大和美国东部森林中，细菌杀虫剂可能是对诸如蓓蕾蠕虫和吉卜赛蛾等这类森林昆虫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办法。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开始用商品化了的萨林吉亚杆菌制品进行野外试验。一些初步结果使人受到了鼓舞。例如，在渥蒙特，细菌控制的最终结果与用DDT所取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好。现在，主要的技术问题是发明一种溶液，它能将细菌的孢子粘到常绿树的针叶上。对农作物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药粉也可使用；尤其在加利福尼亚，细菌杀虫剂已经被尝试着应用于各种各样的蔬菜上。
同时，另外一个也许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工作是围绕病毒开展的一些研究。在加利福尼亚的长着幼小紫花苜蓿的原野上，漫山遍野都正在喷撒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消灭紫花苜蓿毛虫方面与任何杀虫剂一样地具有致死能力，这种物质是一种取自毛虫体内的病毒溶液，这些毛虫是曾经由于感染这种极毒的疾病而死亡的。只要有5只患病的毛虫就能为处理一英亩的紫花苜蓿提供足够用的病毒。在加拿大有些森林中，一种对松树锯齿蝇有效的病毒在昆虫控制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已用来代替杀虫剂。
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原生动物来对付织品蠕虫和其他虫灾；在美国，一种寄生性的原生动物已被发现用来降低谷物穿孔虫的产卵能力。
有一些说法认为微生物杀虫剂可能会给其他形式生命带来危险的细菌战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化学药物相比，昆虫病菌除了对其要作用的对象外，对其他所有生物都是无害的。爱德华。斯登豪斯博士是一位杰出的昆虫病理学权威，他强调指出：“无论是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目然界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经过证实的能真正引起脊椎动物传染病的昆虫病菌方面的记录。”昆虫病菌具有如此的专一性，以致于它们只对一小部分昆虫，有时只对一种昆虫才有传染能力。正如斯登豪斯博士指出的，昆虫疾病在自然界的爆发，始终是被局限在昆虫之中，它既不影响宿主植物，也不影响吃了昆虫的动物。
昆虫有许多天敌——不仅有许多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有其他昆虫。第一个控制昆虫的生物学办法，即一种昆虫可以借助于刺激其敌人的发展而得到控制，总的来说应归功于1800年的艾拉斯姆斯·达尔文。可能因为用一种昆虫治另一种昆虫，一般说来这是生物控制法的第一个经过实际用过的办法，所以人们可能广泛而又错误地认为它就是替代化学药物的唯一措施。
在美国，将生物控制作为常规方法开始于1888年，当时阿伯特·柯耶贝尔（他是现在正日益增多的昆虫学家开拓者队伍中的第一个成员）去澳大利亚寻找绒毛状叶枕介壳虫的天敌，这种介壳虫使加利福尼亚的柑橘业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已看到的，这项任务已获得壮丽的成功，在20世纪中，全世界在搜寻天敌以用于控制那些自己闯到我国海岸边的昆虫。总计约有100种重要的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被确定下来了。除了由柯耶贝尔带进的维多利亚甲虫外，其他的昆虫进口也都很成功。一种由日本进口的黄蜂已完全有把握地控制住了一种侵害东部苹果园的昆虫。带斑点的紫花苜蓿蚜虫的一些天敌是由中东意外进口的，加利福尼亚紫花苜蓿业得以拯救应归功于它们。就如同细腰黑蜂对日本甲虫的控制一样，吉卜赛蛾的捕食者和寄生者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对介壳虫和水蜡虫的生物学控制预计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确实，该州昆虫学家的领导人之一波尔·迪伯奇博士做了估计，加利福尼亚州在生物学控制工作中投资400万美元，而已得到了10，000万美元的回报。
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严重虫灾的生物学控制的例子已在遍布全世界大约40个国家中出现。这种控制方法比化学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比较便宜，是永久性的，并且不会留下残毒。但生物学控制还一直缺乏支持。在建立正规的生物学控制计划方面，加利福尼亚在各州中间实际上是孤立无伴的，许多州甚至还没有一位昆虫学家致力于生物控制研究。也许，对于取得支持来说，用昆虫敌人来实行生物控制的工作始终还缺乏一种科学上的严密性——几乎还没有在生物控制中对被捕食的昆虫种类受影响情况进行严格研究，并且一直没有精确地进行散布天敌的工作，而这种精确性可能决定着成败。
捕食性昆虫和被捕食昆虫都不会单独存在，它们只能作为巨大生命之网的一部分而存在，对这一切都需要进行考虑。也许在森林中有最多的使用既成的生物控制方法的机会。现代农业的农田都高度人工化了，与想象中的自然状态大不相同。不过，森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它更接近于自然环境。在那儿，人类的介入最少，干扰最小，大自然可以按本来的面目发展，建立起美妙而又错综复杂的抑制和平衡系统，这种系统保护森林免遭昆虫过分危害。
在美国，我们的森林种植人看来已在考虑主要通过引进捕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来进行生物控制。加拿大人已有一个比较开阔的眼光，而一些欧洲人却走得更远，他们发展“森林卫生学”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鸟、蚂蚁、森林蜘蛛和土壤细菌都同树木一样是森林的一部分，欧洲育林人在这种观点下，他们栽种新森林时，务必也引人这些保护性的因素。第一步是先把鸟招来。在加强森林管理的现时代中，老的空心树不存在了，啄木鸟和其他在树上营巢的鸟从而失去了它们的住处。这一缺陷将用巢箱来弥补，它吸引鸟儿们返回森林。其他还有专门为猫头鹰、蝙蝠设计的巢箱，这些巢箱使鸟儿得以度过黑夜，而在白昼这些小鸟儿们就能进行捕虫的工作。
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欧洲森林中最吸引人的一些控制工作是利用一种森林红蚁作为一个进攻性的捕食昆虫，——这个种类很可惜没有在北美出现。约在二十五年以前，乌兹柏格大学的卡尔·高兹华特教授发展了一种培养这种红蚁的方法，并建立了红蚁群体。在他的指导下，一万多个红蚁群体已被放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九十个试验地区中。高兹华特教授的方法已被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所采用，他们建立了蚂蚁农场，以供给林区散布蚁群用。例如，在阿平宁山区已建起几面个鸟窝来保护再生林区。德国穆林的林业官汉斯。鲁波绍芬博士说：“在你的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在有鸟类保护、蚂蚁保护、还有一些蝙蝠和猫头鹰共同体的那些地方，生物学的平衡已被显著地改善了。”他相信，单一地引进一种捕食昆虫或寄生昆虫其作用效果要小于引入树林的一整套“天然伙伴”。
穆林的森林中新的蚁群被用铁丝网保护起来以免受啄木鸟的打劫。用这种办法，啄木鸟（它在试验地区10年中已增加了400％）就不再能大量危害那些蚁群，啄木鸟只好通过从树木上啄食有害的毛虫而偿还它们曾造成的损失。照料这些蚁群（同样还有鸟巢箱）的大量工作是由当地学校的10一14岁孩子组成的少年组织来承担的。花费是极低廉的；而好处则是永久性地保护了这些森林。
在鲁波绍芬博士工作中另一个极为有趣的方面是他对蜘蛛的利用，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开路先锋。虽然现在已有大量的关于蜘蛛分类学和自然史方面的文献，但它们都是片断的、支离破碎的，并且完全不涉及它们作为生物学控制因素所具有的价值。在已知的22，000种蜘蛛中，760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约2000种在美国土生土长）。有二十九族蜘蛛居住在德国森林中。
对育林人来说，关于蜘蛛的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织造的网的种类，造车轮状网的蜘蛛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所织的网有着如此细密的网孔，以致能捕捉任何飞虫。一个十字蛛的大网（直径达16英寸）在其网丝上约有120，000个粘性网结。一个蜘蛛在它生存的18个月中可平均消灭2000个昆虫。一个在生物学上健全的森林每平方米土地上应有50到150个蜘蛛。在那些蜘蛛数量较少的地方，可以通过收集和散布装有蜘蛛卵的袋状子囊来弥补。鲁波绍芬博士说：“三个蜂蛛（美国也有这种蜘蛛）子囊可产生出一千个蜘蛛，它们共能捕捉200，000个飞虫。”他说，在春天出现的小巧、纤细的幼轮网蛛特别重要，“当它们同时吐丝时，这些丝就在树木的枝头上形成了一个网盖，这个网盖保护枝头的嫩芽不受飞虫危害。”当这些蜘蛛蜕皮和长大时，这个网也变大了。
加拿大生物学家们也曾采取了十分相似的研究路线，虽然两地实际情况有些差异，如北美的森林不是人工种植的，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状态的；另外，在对森林保护方面能起作用的昆虫种类土也多少有些不同。在加拿大，人们比较重视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在控制某些昆虫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尤其对那些生活在森林底部松软土壤中的昆虫。在这些昆虫中有一种叫做锯齿蝇，人们这样称呼它，是由于这种雌蝇长着一个锯齿状的产卵器，它用这个产卵器剖开常绿树的针叶，并把它的卵产下去。幼虫孵出后就落到地面上，并在落叶松沼泽的泥炭层中或在针枞树、松树下面的枯枝败叶中成茧。在森林地面以下的土地中充满了由小型哺乳动物开掘的隧道和通路，形成了一个蜂巢状的世界，这些小动物中有白脚鼠、鼷鼠和各种地鼠。在这些小小的打洞者中，贪吃的地鼠能发现和吃掉大量的锯齿蝇蛹。它们吃蛹时，把一只前脚放在茧上，先咬破一个头，它们显示出一种能识别茧是空的还是实的的特别本领。这些地鼠的贪婪胃口是惊人的。一个鼷鼠一天只能吃掉200个蛹，而一个只靠吃这种蛹为生的地鼠则每天能吃掉800个以上。从室内实验结果看，这样能够消灭75一98％的锯齿蝇蛹。
下述情况是不足为怪的：纽芬兰岛当地没有地鼠，所以遭受到锯齿蝇的危害；他们热切盼望能得到一些这样能起作用的小型哺乳动物，于是在1958年他们引进了一种假面地鼠（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锯齿蝇捕食者）进行试验。加拿大官方于1962年宣布说这一试验已经成功。这种地鼠正在当地繁殖起来，并已遍及该岛；在离释放点l0英里之远的地方都已发现了一些带有标记的地鼠。
育林人想力求永久保存并加强森林中的天然关系，现在已有一整套装备可供他使用。在森林中，用化学药物来控制害虫的方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权宜之计，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们甚至会杀死森林小溪中的鱼，给昆虫带来灾难，破坏天然控制作用，并且把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引进的那些自然控制因素毁灭掉。鲁波绍芬博士说：由于使用了这种粗暴手段，“森林中生命的协同互济关系就变得完全失调了，而且寄生虫灾害反复出现的间隔时间也愈来愈短……因而，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粗暴作法，这种粗暴作法现已被强加到留给我们的、至关重要的、几乎是最后的自然生存空间之中”。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许多新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方法；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一个要反复提及的话题是：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当前使用毒剂这一流行作法的失败使人们考虑到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象远古穴居人所使用的棍棒一样，化学药物的烟幕弹作为一种低级的武器已被掷出来杀害生命组织了——这种生命组织一方面看来是纤弱和易毁坏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惊人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另外它还具有一种以预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秉性。生命的这些异常能力一直被使用化学药物的人们所轻视，他们面对着被他们瞎胡摆弄的这种巨大生命力量，却不曾把那种“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人道精神纳入到他们的任务中一去。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己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寂静的春天》
R。卡逊著
后记
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寂静的春天》 时，增加了 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写的序。
前言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