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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大而化之。
1990 年第三期《随笔》杂志，刊有一篇补白《施济美》，施是一位四十
年来未见提及的女作家的名字。作者说，施在四十年前的上海，与女作家张
爱玲齐名，在读者当中曾经形成过一批“施迷”。笔者当时不在上海，不敢
轻易断定如何，如果讲起沦陷区上海的知名女作家，除了张爱玲、苏青以外，
应该数施济美了。三位女作家在抗战胜利后仍有新作发表，比较活跃的反而
是施济美。那时她才二十几岁，正是创作力旺盛的时期。1947 年5 月，上海
大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凤仪园》（见图82），似乎是她的第一本书。
据说她又有小说集《鬼月》、《莫愁巷》问世，笔者未见。
施济美的作品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她的文笔流畅俊美，还含有一点
幽默感，而大部分主题都离不开家庭和学校、恋爱与忧伤。这很适合当时城
市青年的口味。她的作品就如她的年龄一样，生活阅历太浅，很多故事都是
虚幻的，美丽而不真实。读她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写《鬼恋》的徐讦，
或当今写纯情小说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生活天地狭小，观察社会生活的深度
不够，但作品里却保留着少女的一种纯真。她的小说大体也属于纯情小说一
类。
读她的小说，也不知道那些故事是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即以中篇《凤
仪园》来说，只是讲一个青年家庭教师与单身主妇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当
然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作者讲她所以要写小说和出书，正如她喜欢珍藏幼
时的用物一样，在她那家传的樟木箱子里，“锁着多少个昨天，和昨夜的月
亮、太阳、星星和年华”。总之，如果一个作家抱着为创作而创作的理想，
那么很可能什么也讲不清楚。然而，她的作品也不是一无是处，如短篇《蓝
天使》、《痴人的喜悦》等，刻画小市民的心态颇为生动，证明作者熟悉城
市生活，且有能力表现他们。《蓝天使》讽刺了一对爱虚荣而又自私的母女，
从侧面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危。《痴人的喜悦》写小职员生活的悲辛，带
点酸味的幽默。作者也发表了不少散文，风格近于清丽典雅的一派，可惜不
曾结集。
据《随笔》上的文章介绍，上海解放后，施济美加入了文协，还以笔名
发表过诗，也参加过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开会时，她常常故意迟到，然后，
悄然无声地坐在一角。“三十几岁，身材稍高，朴素清雅，还有些不易觉察
的抑郁；虽然总是默默地微笑着。”应该说，她完全可以在新社会施展才华，
也有可能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想不到“文革”初期，她不堪“造反派”
对她的批斗污辱，同另一位也不曾结婚的同住女教师，打开煤气，一起“主
动”地告别了人间。这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悲剧。
丁玲编《长城》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一批作家出发到新区开展工作，那是个热火朝天的
大时代，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去创造新局面。由艾青、江丰率队到华北去的
队伍浩浩荡荡，最后到了张家口。作家孙犁在《＜善暗室纪年＞摘抄》中说，
一路上队长分配他先打前站，后来又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
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丁玲和陈
明、杨朔等人也以延安文艺通讯团的名义准备去东北。走了两个月，于1945
年12 月到了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张家口市，结果因东北发生内战，交通暂
时阻隔，只好留在这里。这个时期，聚在张家口的作家很多，除了艾青、丁
玲等人，连高长虹、陈学昭、萧三等人也在这儿。有的还从这里到国统区去
工作，或者上了前线。孙犁同志从这里回到故乡冀中去工作。
在《晋察冀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同志，利用这个好机会，请丁玲主编
报纸的文艺副刊。1946 年7 月，由丁玲主编的文艺刊物《长城》（见图83）
也在张家口创刊了。在近年出版的《丁玲研究资料》（1982 年3 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和《丁玲纪念集》（1987 年7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里都说，这刊物
是由华北文联办的，不确，应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的。华北
文联办的刊物是《华北文艺》，时间要推迟两年。所谓华北文联，那是1948
年8 月，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合并以后成立的华北文艺界协
会，地点不在张家口，而是在石家庄的冶河镇，刊物的主编人是欧阳山。
丁玲同志编文艺刊物的经验是丰富的。她在延安便编过《解放日报》的
文艺副刊。早在1929 年她就在上海与人合编过《红黑》，稍后又主编了左联
的机关刊物《北斗》，那时她还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已经闪露出她的
文艺才华和组织才能。丁玲的性格没有旧式女子的闺阁气，她是一个热情奔
放而又能干的女战士。
《长城》十六开本，封面由美术家江丰设计，丁玲写了《编后记》。她
说：“刊物取名《长城》，是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独立的目标上团结起
来，保护革命的胜利的意思。”她希望刊物多发表通过艺术形象正确反映现
实的作品，更注重真正大众化的作品。她还透露刊物的编委有丁里、艾青、
江丰、沙可夫、康濯、萧三等人。丁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论《海燕行》，
热情地称赞了国民党起义空军刘善本上尉的正义行动。
刊物发表评论、创作、诗歌、美术、歌曲、翻译等。显然是大型的综合
性文艺刊物的规模，还是继承了左翼文艺刊物的传统，然而又保持了解放区
出版物简朴的特色。读者对这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出版物倍感亲切。创
刊号有周扬、艾青、华山、刘白羽、秦兆阳、徐懋庸的文章，丁玲说外面的
来稿不多，熟人的作品多了些。《长城》第二期于8 月出版，沙可夫、欧阳
凡海、康濯、田间、水华、陈学昭发表了作品。这也是终刊号。9 月初我军
放弃了张家口，刊物只好停办了。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家口集中了那么多知名的作家，文艺活动也
开展得比较活跃，值得人们回忆。两期《长城》只能是历史的片断，这对丁
玲来说却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新文学家的祝愿
“五四”前后，京剧作为旧戏曾经被部分新文学家所不齿，甚至想把它
作为封建余孽的颓靡之音而推翻之，完全代之以新剧。这当然是绝对化的观
点，一种过激之词。
“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学家中不乏重视古代戏曲遗产者，如欧阳予倩、
洪深、田汉等人，他们善于同戏曲演员合作，推进了旧剧的改革。另一方面
旧戏曲演员中的有识之士，亦乐于同新文学家合作，吸取新的营养。这些先
进人物中就有周信芳、程砚秋、梅兰芳等人。
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戏曲舞台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即梅兰
芳、程砚秋的重登舞台。两位京剧戏曲演员出于爱国的要求，已经息影舞台
多年，现在欣逢日本投降，重又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戏曲史上值得纪念
的一段佳话。两位大艺术家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力量，也许超出他们艺术成就
的影响，这次演出活动深深地吸引了大众。人们都知道，梅兰芳拒绝敌伪的
威胁利诱，蓄须明志。程砚秋则迁移北京青龙桥郊外，习农隐居。他们在侵
略者面前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以维护民族的荣誉。这在世界反法西斯
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一页。
为了反映广大戏曲观众和文化界对程砚秋的这种热烈的感情，十六开本
的《程砚秋图文集》（见图84）应时而生。图文集附有彩色剧照多幅，光程
氏的生活照及历史照片就有六七十幅之多，即在当时也是显得十分珍贵的。
从当时的印刷条件来看，堪称一本优秀的纪念册。出版的时间是1946 年11
月。
图文集中执笔的人很广泛，文学界的朋友有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
洪深、吴祖光、周瘦鹃、姚苏凤、陈灵犀等人，戏曲界的有俞振飞、翁偶虹
等人。程砚秋在卷首写了《希望与感谢》，除了回答人们对他的热情关怀以
外，他特别讲到多年来便已经感到京戏是必须改良不可的，而七七事变，突
然终止了他正在进行的这一工作。他说：“数年来，砚秋蛰居青龙桥畔，心
情的冷淡，几乎忘了我的本身职业。”此文未见《程砚秋文集》收入。
我们很少机会看到郭沫若关于京剧的发言，他特地为程砚秋写了一段题
词。他写道：“平剧是吾国戏剧之民族形式中最称洗炼者，确为宝贵之遗产，
值人珍视。以余度之，必将永存而不至磨灭。”京剧存亡问题，看来在四十
多年前便已经议论纷纷，而郭沫若的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题词不长，当是
郭氏佚文中有意义的一页。田汉写了《寄语砚秋》，他的文字坦诚直率，如
闻其声。他似乎并不赞成程氏仅仅献身于舞台，更寄希望程氏在戏曲改革方
面多做工作。他明确地提出：“砚秋已过中年，此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
人家争一日短长，不如断然奋臂作改革先锋，更足千秋也。”洪深文章的题
目是《中兴的力量》，当然也是寄厚望于程砚秋，因为他看到当时的京戏已
处于颓势，正在没落之中。结合当时的国势和时局，人们希望戏剧是战斗的，
而不是歌舞升平。新文学家们的这种感慨并不是多余的。洪深还回忆了他同
程氏多年来的交往，在抗战八年的流离生活中，他还保存着战前程砚秋为他
书写的一柄扇面。欧阳予倩先生写了《怀念程砚秋先生》，他说当年与程初
见，这位一代名优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年代中期彼此重会于南通市，1933
年又在世界花都巴黎重逢。他们是戏剧事业上的伙伴，见面时就互相讨论戏
剧问题。吴祖光的《我的祝颂》，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当年一个燕市少年，
在前门外的戏馆里做过的梦。那是些永远充满幻想、似醒而未醒的梦。所有
这些作家的笔墨，均不见诸家的文集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间失落的。
无论是研究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还是研究新文学作家与京戏的关系，这些文
字都是不应忽略的史料。
《程砚秋图文集》所以编得这样丰富多彩，还要归功于两位报界老手即
文艺副刊专家唐大郎和龚之方。这本图文集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编辑才能。
关于《大家》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但严肃进步的刊物最
多能维持几期亦便烟消云散。《大家》创刊于1947 年4 月（见图85），到6
月出版到第三期终刊。预告原定由柯灵、桑弧主编，因他们忙于其他而未果，
改由龚之方负责，名义上主编者是唐云旌，笔名唐大郎；发行人是龚之方，
实际他是这一刊物的总设计者。这是他们两位继《程砚秋图文集》后的又一
次合作。
创刊号的《编后》说：“眼前，书坊中畅销的是专给堂子里姑娘枕头边
消遣的书刊。。。在我们还觉得可以一看的都先后夭折了。。。我们有的是
一股傻劲，始终没有想到要迁就环境。《大家》月刊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
综合性的取材，尽可能做到轻松明快，不让读者感到沉重；趣味是不可少的，
实质也不能不顾到。”这大概就是《大家》的办刊宗旨了。
创刊号向读者郑重推荐了赵超构（笔名沙）先生的短论，直到四十多年
后的今天，赵先生仍以笔名林放在《新民晚报》撰写短论。同时推荐的还有
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指明这是她继剧本《不了情》之后，于抗战
胜利后的小说“试笔”。此外的作者还有凤子、袁水拍、黄裳、吴祖光、钟
子芒、桑榆、石挥等。此后又有茅盾、马国亮、桑弧、徐淦等人的作品。张
瑞芳发表的散文《冰天雪地的春天》，是从东北吉林写给友人的一封长信。
那时她正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拍摄影片《松花江上》。当
时她写的几篇关于东北的通信，包括写伪“满映”情况的散文，都给读者留
下很深的印象。
《大家》和同时期的文艺刊物《清明》（吴祖光、丁聪主编），都是由
龚之方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的。《清明》出了四期，《大家》出了三期，筹
款全部赔光，刊物只好关门大吉。龚先生年过八旬，现定居苏州，常走京沪
两地。1990 年我在北京见到他，依然满头乌发，以乘公共汽车在京访友为乐。
五十年代他曾经在北京参加《新观察》的编务。应国靖著《现代文学期刊漫
话》一书，怀疑龚先生已故去，这是没有根据的。前几年，他还为海外报纸
的副刊撰写专栏，介绍京沪文化界的近事，以及社会风情，文笔轻松，趣味
盎然，是理想的专栏小品。也许正是由于龚先生的总体设计，《大家》也是
注重美术的一份文艺刊物，丁聪、张乐平、张光宇、陶谋基等画家均有作品
发表，增加了刊物的艺术趣味。
主编唐大郎所说的不忘刊物的实质，这从每期首页的杂文的专栏《是月
也》也看得分外清楚。这都是些短则十几个字，长则不超过百字的三言两语，
很多利用了官方的言论，立此存照，反戈一击，是极有说服力的讽刺文章。
从中可以看出刊物怎样在关注着时代和社会。如：北平大搜捕，一夜之间，
共抓获“不良分子”二千余人。又如：北平大搜查声中，警察局长汤永成对
报界发表谈话：“搜查者对人极有礼貌，一切不礼貌之举，皆加惩处。”又
如：蒋主席书告同胞，“闭厂、罢工，皆非所许！”不必注释，读者一眼便
能看清矛头的指向。这种嬉笑怒骂的零言碎语，出自龚之方的手笔，表现出
作者观察敏锐的报人本色。
大郎先生已于1980 年病逝。1983 年10 月，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旧体诗集《闲居集》，署名刘郎。这笔名也反映了他的风趣，因夫人姓刘，
借以表示他对妻子的忠贞。这本诗集语多诙谐，却道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作者
的交游和思想感情，涉及的人物不下百余名，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上海文化界
的掌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例如《危楼记》一首——
危楼一角许同凭，侍诲当初辟视听。
依旧刘郎诗味活，几时公眼再垂青。
注云：“这是我于1974 年初夏为了寄怀夏衍先生写的一首绝诗。那时，
听说夏公被瘟神们折磨了将近十年之后才放他回到家中。我写了一封信和这
首诗托在京的友人送到夏公手里。直至两年半以后，方始收到他的回信。信
上说，读了我的诗，有‘山阳闻笛’之感。”作者回忆1947 年吴祖光、丁聪
合编的《清明》时，编辑室是一陈年旧屋，“所以我把它唤作危楼。这是一
层意思。另外，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到编辑部里来的又都是进步作家，
祖光的文章里谈到夏公不但是这里的常客，而且还招集一些人在室中开会，
分明是担风险的地方。这就是危楼的第二层意思。”唐太郎当时也常到“危
楼”坐坐。“即使像我这一块料，夏公对我从不歧视，也从不顾忌。到了上
海解放，他对我表现了极大的关怀，所以他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仁厚长者。”
这是一位党外人士对于一位党的文艺家发自内心的感情。
愤怒的联语
那是北京东安市场还有旧书摊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买一点别人弃而不
置的小册子。有的只有几页或几十页，价钱也只几角，我却非常珍视它。因
为这虽然是逝去的历史，可总留下了自己的一点联想和怀念。这是旧中国学
生运动时期的书刊。这些书刊常用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版，大体是地
下党或进步团体和个人印行的。限于当时斗争激烈的环境和经费困难，这些
出版物大多是急就章，一方面印刷简陋，一方面却也显示战斗的色彩，有的
封面上只用红色印着几滴血迹，也是无声的抗议。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见图86）是其中分量较重的一本，足有
二百余页，印制精良，还有画家丁聪作的一张封面图：一个愤怒的青年挣脱
开手上的镣铐，高高举起一支火把。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1945 年底。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该都还记得烈士们牺
牲的那些日子，曾经在人们的心底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浪。于再等四位无辜青
年的血进一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从而认识到谁是发动内战的元凶，谁是扼
杀民主的祸首。烈士们的血照亮了人们前进的路，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对国
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行列里来。
这本书以郭沫若的《历史的大转变》代序，还有于再等四烈士的传记，
以及《惨案经过》、《入殓记》、《各地追悼记》。此外便是悼文、葬仪、
诉状、烈士遗影等等。最难得的是挽联部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