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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最早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冲击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内部发行本。这本书对中国人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不可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等问题，给出了一个可信的答案。他的著作还有几本比较重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思想上，《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体现了他的法学与政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学体系是以苏联体系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法学的介绍相对较少。苏联法学体系所强调的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致，就是国家本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哈耶克等英美法学体系被引进，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从理念上搞清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市场究竟是什么，以及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落实到宪政究竟是什么。人们开始放弃“法制”，而使用“法治”一词。从这里开始，一个现代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才逐渐清晰。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哈耶克的影响都是最大的。直到近几年，他的影响才开始衰减，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打破专制，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边缘学派在中国的大热
对我来说，哈耶克是一个出发点，我不断重温哈耶克。我最近一些年的阅读、研究，也正是沿着他的学术脉络，向上溯源。由此找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近几年来，阅读了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法律著作和政治文献，形成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一些初步观念。至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作，则有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我这两年主编了一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新星出版社去年出了五本，今年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1）
“奥地利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科斯、诺斯在内，都是比较边缘的。但在中国，往往是边缘学派影响更大。这不难理解。这些学派更为关注制度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国内经济学大家，如周其仁、张维ó？、吴敬琏等，关注的也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著作也被大量引入。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影响都很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理论”，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民国学术传统再次复兴
最近出版界出现一个新现象，民国学术的复兴。和上世纪90年代的民国人文复兴不同，这次偏重社会科学。像陈衡哲的《西洋史》，萧公权、张君劢、钱端升先生的著作，都成批地出版。虽然之前也陆续有不少民国学术著作被出版，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等领域。刚去世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倒是出版很早。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大量出版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文、哲学、历史研究的思路。
最近重新出版的则是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法学著作。这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读了七八十年前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所谓“学术”几乎一无价值。因为，我们迄今似乎还没有资格与萧先生、张先生、钱先生对话。人们应该反省，中国当代学术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没有生产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曾经彻底断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君劢先生、萧公权先生写了多么伟大的著作。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是个好现象，我们终于可以衔接上一个伟大的学术思想传统，它有助于我们去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这批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们真正做到了中西知识传统的融合，他们向现代学人揭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出版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它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历史方面有钱穆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部通史比这本书更值得推荐。
张君劢关于“宪政”、“新儒家”的著作也值得称道。在我看来，他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立国之道》，探讨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奇怪的是，我们的出版社却把其名字改成《政制与法制》。张先生在关注宪政的同时，还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儒家，试图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他一生建构了十分完整的学术体系，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张君劢把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统”。如何接续这个正统，是当代学人所面临的挑战。
（整理？刘悠扬）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2）
陈平原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编者按：向陈平原先生约访，他谦虚地说自己读书那点事，不值得一说再说。可？？都知道，陈先生是“莫问藏书有几许，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最后交来的稿子，果然是书香生色。陈先生还极具创意地将“我的30年30本书”书单改为“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文科大学生的阅读记忆”，他说“这样更有趣些”。
1。《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当代英雄》，莱蒙托夫著，翟松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贵族之家》，屠格涅夫著，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4。《罗亭》，屠格涅夫著，陆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契ú？夫戏剧集》，契ú？夫著，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马克？吐温自传》，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9。《城堡》，卡夫卡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0。《呕吐》，萨特著，吴煦斌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
11。《薛西弗斯的神话》，卡缪著，张汉良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12。《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赫勒著，南文、赵守垠、王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3。《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15。《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尼？à？宾著，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
16。《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伯à？威尔著，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
17。《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著，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册），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0。《奇特的一生》，格à？宁著，侯焕闳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21。《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2。《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3。《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4。《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5。《一以当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2
26。《喜闻乐见》，王朝闻著，作家出版社，1963
27。《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28。《美学论集》，李泽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3）
29。《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30。《吾国吾民》，林语堂著，郑陀译，台湾德华出版社，1980
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30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考上大学的15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15年过去了。这回ó？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30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30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陈平原：怀想30年前的“读书”（4）
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背历史，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老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梁文道：在香港读内地的书（1）
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