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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第五十一章 自己的真相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远会带来麻烦。它会鼓励混乱、引诱骚扰吗也许。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两组拍摄街景，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随队记者的两台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第五十二章 玲珑小国（上）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型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或者不愿与邻居寒暄。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但是，摩纳哥自身的秘密，并没有被赌场、赛车、豪宅所穷尽。甚至可以说，即使把四个隐形大国叠加在一起，也无法填充一个最大的缺漏。
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海洋学博物馆三楼可以观看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迟迟不愿离开。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蔚蓝。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唯有这样的风帽他戴得舒适，软软地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