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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意当然做不大，这样的态度也实在太离谱，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里留下了一种典型。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因此，他们不是在博取钱财，而是在固守一种生态。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我们看够了那种光灿熠熠的闹剧。
第五章 城市的符咒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ＭＥＤＩＣＩ。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那些文化景点都归诸一个门户，但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定睛稍久，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作为重点文物向旅人开放的不多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就是国政厅；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并改进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耀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筑中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从那些被他们家族支持的艺术大师虽然佳作迭出却未能大幅度创新的整体倾向中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ＣｏｓｉｍｏＭｅｄｉｃｉ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这种站立方式，聪明有效，似淡实浓，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ＬｏｒｅｎｚｏＭｉｄｉｃｉ。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Ｏ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佛罗伦萨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风声鹤唳，云谲波诡起来。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地趋向于民主，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族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便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这条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着他们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关系，而这种呈示又会把尴尬继续推进。
对于在厌倦中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是连最自信的罗伦佐也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Ｓａｖｏｎａｒｏｌａ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专制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进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跃惯了的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痕，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别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唯一能够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艺术家。
第六章 围啄的鸡群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唯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第七章 流浪的本义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