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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数人都不能这样看待死亡。根据我的心理治疗经验，这样的人约占到一半。经常地，我不得不努力让病人去正视死亡这个现实。确实，他们不愿意去正视，这似乎是他们病症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感觉自己的生活乏味而令人恐惧。他们不去看望在医院里的朋友，读报也一定会跳过讣告版。夜晚，他们常常会大汗淋漓地从噩梦中惊醒。除非我能让他们打破这些强加给自己的对意识的限制，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痊愈。我们只有正视死亡，才能够变得勇敢和自信。要是世界上没有一件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生命的事，我们的生命就不完整。
这种对人的意识的限制有时能够使人变得脆弱。早些年前，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病人的内弟用手枪击中头部自尽，此后，他大概有三天都处于惊恐的状态里。他非常害怕，甚至不敢自己单独到我办公室来。那天，是他妻子拉着他的手一起来的。坐下后他就没完没了地说：“你知道，我内弟，他朝自己脑袋开枪。我是说他有一把枪，我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个，我意思是仅仅一盎司压力，他就死了。我是说所有都是它干的。要是我有一把枪，我是说我没有枪，但是要是我有一把枪我想杀了我自己，我是说所有将发生将恰恰是——我意思是我不想自杀，但是我意思是——它所有的——就是这么多。”
根据他的叙述，很显然，造成他恐惧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弟的死而悲痛过度，而是该事件将他推到了必须面对自己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面前，害怕死亡，才是他恐惧的根源。我就这样照直对他说了。
他立刻反驳我：“噢，我不怕死！”
这时他妻子打断他：“唉，亲爱的，或许你该跟大夫说说那灵车和殡仪馆。”
于是他继续对我解释他有过对灵车和殡仪馆的恐惧症——当时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多走六个街区，仅仅是为了绕过殡仪馆。此外，无论什么时候有灵车经过，他要么转身，要么躲进门道里，或者干脆躲进商场。
“你真的对死亡很恐惧。”我说。但是他继续否认：“不，不，不，我不怕死。只是那些该死的灵车和殡仪馆叫我心烦！”
从心理动力学角度讲，恐惧症通常起因于一种被称为移位的心理机制。这个人如此害怕死亡，以致于都不能面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将它移位到灵车和殡仪馆这两个物体上。
由于我总拿心理病人举例，你或许认为他们比大多数人更胆小、更易感到恐惧，其实不是这样。那些来做心理治疗的人是我们中间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很多人经常对自己的问题视若无睹，或避而远之，或喝醉了事，或以其他的方式漠视它。只有更聪明、更勇敢的那些人，才敢于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接受自我检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胆怯的、否认死亡的文化中。一位心理医生同事曾告诉我，在她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个高中学生死于白血病，另一个学生死于交通事故后，所有三、四年级的学生请求校长开一门选修课，一门关于生与死的课程。一位牧师甚至主动提出筹办这门课，并找到免费来上课的老师，所以这将不会花费校方多少财力和人力。
但是按照学校规定，设置新的课程要得到校董事会批准。结果，这项请求以九比一的表决结果被否决了，理由是这一请求是病态的。随后，约有三、四十个人写信给报纸，抗议校董事会的决定。报纸编辑就这一话题写了一篇社论。各方的呼吁和压力迫使学校董事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结果投票时，再一次以九比一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这门课程。
如我的同事所讲，每个给报纸写信的人，那个发表社论的编辑，那个在董事会里投赞同票的人，所有这些人要么是正在接受治疗，要么是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我认为，这不是巧合。如我所说，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非但不比一般人胆小，有时反而更勇敢。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生命可以预期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在这样一种否认死亡的文化里，死亡被看作是一个“意外”。如同那些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事故，突然间击倒了我们，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我们如此害怕死亡，害怕近距离去面对它，以致我们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鼓起勇气来。
把死亡看作是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这种文化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将选择何时、何地或如何地死。这么说似乎令你震惊，但这是事实。我们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将会做出这些选择。我不是在说自杀、车祸或其他什么事件；也不是在说把自己喝死为止的酒鬼，或整日吞云吐雾的肺癌患者。我谈的是诸如心脏病和癌症等生理疾病而且有充分的有科学根据支持我的论点。
大约三十年前，当开胸心脏手术第一次进入临床实践时，它比现在可是危险多了。那么哪些病人最适合做这种手术呢？最终做出决定的，不是心脏外科医生，不是心脏病学家，而是心理医生。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医生在术前访问了一组病人，并根据他们的回答，把他们按风险程度分成高、中、低三个组。在低风险组里，他们发现这些人在谈到自己的心脏手术时会说：“你知道，安排在星期五了，对此我真的怕的不行了。但是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我不能去打高尔夫球，我呼吸一直困难，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熬过了手术和术后阶段，六周以后我就将像好人一样了，从周五开始后六个星期也能够打高尔夫球了。嗨，那是九月一号，我已经安排好我的高尔夫球时间了，我将在早上八点到那儿，草地上还依然会有露水呢。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打每一杆了。”
而在高风险组，一位妇女在谈及她的手术时，她会说：“嗯，关于什么？”心理医生就提醒她说：“你为什么要做手术啊，为什么你需要手术呢？”她会回答：“我的医生告诉我的。”
“手术以后你指望能干什么吗？”
“我没想过这问题。”
“过去八年里你呼吸那么困难，都不能去购物。你不盼望又能去采购吗？”
“噢，天哪，不。这么些年以，我会害怕得不敢开车了。”
如果我没记错得话，通过这项试验后发现，高风险组里40％的病人死去了，低风险组里2％的病人死去了。同样的心脏病，同样的心脏外科医生，同样的心脏手术，然而死亡率差别这么大，而这些，在术前心理医生是能够预料到的。
另一项令人吃惊的研究结果，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医生戴维？西格尔指导进行的。他研究了两组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妇女。第一组给予标准的药物治疗；第二组也接受标准的药物治疗，但是额外地增加了心理疗法。不出意料，第二组病人焦虑、抑郁和痛苦的抱怨明显少一些。虽然有三个病人最终死去了，但通过这项研究，西格尔意识到，配合以心理疗法的那些病人的存活期，要比其他组的人长两倍。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奇迹”治疗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期以来，医生们都知道，癌症自然消失的病例是罕见的。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医生给一个人动手术，他们打开病人的身体，发现体内布满了癌细胞，医生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癌症已无法做手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把他缝上，并断定病人顶多能够活六个月。但是五年、十年过去了，那人依然活着，没有癌症的迹象。
你或许会想，医生们肯定会对这样稀有的病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会很仔细地进行研究和调查，但他们没有。长期以来，医生们都坚持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在最近十五年里，才有人对此着手进行研究。现在要想得出结论仍然太早，在统计学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这是从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但是有一些迹象还是应引起关注，即在所有这些罕见的病例中存在的某种相似性，其中之一就是，这些病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倾向。一旦他们被告知还剩下一年时间，他们就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想在来日无多的日子里仍然为IBM公司工作，那真是该死。我想做的只是整修家具，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我仅仅有一年可活了，而我还想同我那个自命不凡的老丈夫度过这一段时光，那才是岂有此理？！”所以，在他们做出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癌症消失了。
这一现象激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心理治疗是否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首先，他们需要找到自愿接受试验的病人。典型的做法是，心理医生走到一个被诊断患晚期癌症、不能再施行手术治疗的病人面前对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愿意参与心理治疗，正视你的生命，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你就可能延长你的生命。”
一开始，病人可能会大喜过望：“噢，医生，医生，你是第一个带给我希望的人！”
于是心理医生说：“有一组跟你一样的病人明早10点将和我们在四号房间会面，你愿意一起来谈谈吗？”
“是的，医生，我会去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10点，那病人没有出现。于是心理医生问那病人是怎么回事，病人说：“对不起，我有点儿搞忘了。”
“那你还有兴趣吗？”
“噢，是的，医生。”
“明天下午3点，在四号房间我们还有另一次会面，你那时有空吗？”
“噢，是的，我会去的。”
可那病人再一次爽约了。于是心理医生又试了一次，最后只能说：“或许你不那么真的喜欢心理疗法这样一个建议。”
病人最终承认：“你知道，医生，我一直在想这事，我像一条太老的狗儿不能再学新花样了。”
责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变成了老狗，有时太疲倦以致不能学习新花样了。对此，医生也是有责任的。我遇到过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们也相信疾病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他们无法想象疾病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能够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树根。
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理的－心灵－社会－生理的综合因素的结果。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先天性疾病或大脑瘫痪。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病例里，活下去的“意愿”也能够有效地延长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
事实却总是相反，也很不幸。当我在日本冲绳的时候，被叫去治疗一个19岁的女孩，一个剧烈呕吐的孕妇——孕期过度呕吐。我了解到她在东海岸长大，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依恋。17岁时被送到西海岸同叔叔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呕吐了，而那时她并没有怀孕。她呕吐得如此厉害，以致不得不把她送回到东海岸，回去后她生活得快乐而健康，直到她同一个士兵怀了孩子，那士兵娶了她并把她带到了冲绳岛。几乎是一下飞机她就吐起来，没几天就进医院了。
如果病人实在病重，我有权利叫直升机把他们送回家去。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病人送回家去，她的呕吐会立刻停止下来。我也知道，要想确定每次她与母亲分开就会呕吐的病因，大概也是没希望了。
再三考虑以后，我决定不送她回家。我对她说：“你已经长大了，知道如何与妈妈分开后生活了。”她有所好转，被允许离开了医院。但是过后不久，病情又严重发作并回到了医院。她又呕吐起来，我再次告诉她，我不会送她回家。她又再次好转可以出院了。然而两天后，她在公寓里突然坠楼身亡。她只有19岁，怀孕4个月。尸检结果，根本找不到死因。当然，我对自己的决定深深地懊悔。但不管怎样，它是我的信念，即在她的生活里，她做出的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决定，我不能让她停留在儿童阶段而不承担责任。所以，她死了。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身体的病症与身心的病症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在医学院读书时，我们把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和酗酒等，都称为“官能”疾病。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表明我们承认，或许某一天研究人员会发现，这些病都是神经解剖学的某些缺陷或生理上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些病症都是心理引起的。作为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心理特点全部勾画出来。
最近30年来，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心理疾病都有其深刻的生理根源，甚至主要跟生物学有关。实际上，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心理医生对生物化学变得如此迷恋，以至于忘记了所有传统心理学的智慧——其中一些智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比如精神分裂症，就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病症，它也是心理－心灵－社会－心理病症的综合体现。癌症也是如此。它们都有多方面的原因——生理的以及身心相关的。
早在几个世纪前，人类就认识到，我们的病痛同时具有生理和心理双重因素。心理医生所说的“器官语言”，就反映了这种将生理和心理综合考虑的智慧。例如：“他叫我头痛（意思是心理的因素传达到了生理上）”，或“我紧张得肚子痛，真有点柔肠寸断的感觉”，或“我的心碎了（我的心遭到打击）”。许多半夜到急诊室的人都声称“胸痛”，不管有没有心脏病，这恰恰是在他们经受了某种“心碎”的事情之后。
脊椎问题其实与勇气有关。这再一次在我们的语言里反映出来。我们说：“他是一个软骨头”，或“他没有骨气（他没有脊椎）”，或者，“伙计，她真的有骨气（她真的得到脊柱了）”，或“她太有勇气了（她得到许多脊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得忍受背痛之苦，特别是一种叫做“脊椎增生”的病症，颈椎部分尤其严重。从我的颈椎X光片看，你会认为我都有200岁了。当我第一次被诊断患有这种病症时，我曾问神经外科医生和骨科医生：“是什么搞得我的颈椎看上去这么老？”他们会说：“嗯，可能是你小时候脖子受过伤。”
我的脖子从未受过伤。但是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时，他们只能回答：“既然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你的脊椎增生。”对这样的回答，我已很满意，因为很少有医生肯说这么多，而只是泛泛回答：“不知道。”
实际上，我对造成自己脊椎增生的原因还是比较清楚的。大约13年前，疼痛和臂膀麻木几乎使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没完没了地接受了长时间的神经外科治疗。那时我对自己说：“斯科特，你知道，如果你不想经受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的、非常昂贵的、可能危及生命的手术——以及最终你要去面对的、手术所引起的一系列后续问题，或许你该搞清自己是否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甚至可能在推波助澜呢？”
一旦我愿意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就立刻意识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我意识到多数情况下，自己在执业时总是战战惊惊，唯恐树立不必要的敌人。偶尔我也遇到过一些敌意，尽管决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多，但我的担心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我总是缩着肩膀，就像一个橄榄球队员准备低头冲过匹兹堡铁人队的后卫线。试想一下，让你的头和脖子保持那种姿态30年，你绝对就知道是什么造成脊椎增生了。
当然，事情并不都那么简单，大多数疾病都由多重原因造成。比如，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增生，只是不像我这么严重，尽管他们决不是典型的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我的病症显然有其生物学成因——基因的或遗传的因素。请记住我的观点，即几乎所有的病症都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的，而是心理－心灵－社会－生理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不是在这方面开先河的人。关于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论述。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疾病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关系，以至有些人在获悉自己患病后，竟然会有一种负罪感。当然，你不必每次都因为着凉或感冒而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但是如果患上了某种严重疾病或慢性疾病，认真审视自己则是必要的。问问自己，是否在这场疾病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不过即使你自我检讨，也不要对自己太苛责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就意味着压力和紧张，它使我们筋疲力尽。要清醒地认识到，或早或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