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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会丧失革命责任感，放松主观应有的努力，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一切革命同志都要自觉与外因论作斗争。
矛盾调和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阶级矛盾也可以调和，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论。
矛盾调和论由来已久。历代反动阶级出于他们阶级的需要，都宣扬矛盾调和论。中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孟轲之流，鼓吹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胡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叫嚷“礼之用，和为贵”，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的统治。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凡物必有合”，把事物说成是合一的；南宋儒家朱熹，鼓吹“中和”，把对立面说成是调和的，都是为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效劳。有些革命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宣扬矛盾调和思想。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矛盾最终就完全被调和了，这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封建阶级妥协制造理论根据。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企图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考茨基宣扬“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①，“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②。毛主席指出；“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03页）苏修叛徒集团更是拼命鼓吹矛盾调和论。赫鲁晓夫叫嚷：“面对着热核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为了反对战争，“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同党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各种宗教的拥护者和无神论者，都抛弃了一切分裂他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大喊：“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一切都要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苏修御用学者为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应声而起，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发展是由“矛盾的协调”到“更为完善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动力不是增长的矛盾，而是协调和绝对统一的力量”等等。他们根本反对唯物辩证法，目的是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在中国，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胡说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主张路线斗争应该“休战”，胡诌有“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鼓吹“各阶级的联合”等。所有这些谬论，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①《国债的经济影响》
②《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
矛盾调和论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矛盾调和论。恩格斯在批判勃鲁姆时指出：“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400页）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5页）深刻地揭穿了“中庸”的本质。列宁还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175页）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论》）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不会调和，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绝不会调和。只有通过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阶级矛盾。
合二而一 叛徒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合二而一”论于一九六四年出笼，完全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我们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合二而一”的斗争，是哲学上的一场大论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合二而一”一词，出自明末地主阶级思想家方以智著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一书。方以智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一也”。方以智说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是调和的，合一的。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观点，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杨献珍捡起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种封建糟粕加以发挥，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并且用它冒充辩证法，到处兜售。
杨献珍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胡说“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从而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认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的”，对立面统一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在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不见了。这种否认矛盾、取消斗争、抹煞转化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矛盾调和论。其实质就是妄图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在政治上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思想，是对合二而一的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杨献珍声称，“合二而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公开宣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我们执行它的时候，也必须遵照辩证法的方法，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这是对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肆意歪曲，是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合二而一”去观察社会，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按照“合二而一”去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分为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处理各种问题，承认矛盾，开展斗争，促进转化，不断革命，而决不搞什么合二而一。
杨献珍还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企图用割裂、歪曲分析和综合来兜售其合二而一的黑货。唯物辩证法认为，分析是一分为二的，是统一体分裂为两个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也是一分为二的，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分析和综合既不可分，又可分，也是一分为二的。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合”字，就是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妄图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把社会主义合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把马列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去，把革命合到反革命那里去。苏修的一篇反华文章喝彩道：“刘少奇建议重新恢复同苏联（应该读作苏修）的友好关系……这一路线的捍卫者试图从理论上为这一方针提出根据，他提出‘合二而一’论……”。可见，“合二而一”论就是阶级投降论，资本主义复辟论，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哲学。
叛徒林彪也鼓吹“二合为一”的反动谬论，胡说“没有二合为一就没有统一观念”，歪曲矛盾的同一性，对抗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其罪恶目的同叛徒刘少奇一样，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合二而一”论曾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史学领域中的“让步政策论”，文艺领域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经济学中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等等，都是“合二而一”论的具体表现。
无冲突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世界没有矛盾冲突，或者有矛盾而无冲突；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矛盾不必通过冲突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无冲突论”根本否认矛盾、否认斗争、否认革命，实质上是矛盾取消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
在苏联，苏修叛徒集团胡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利益并不冲突”；“苏联和美国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没有互相敌对，更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客观上就不存在矛盾”；经济上的强国援助弱国，就能“不仅把战争、而且把其他所有的冲突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只要美苏两家达成什么协议，整个国际局势就会缓和下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历史新阶段”就要来临。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没有矛盾冲突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也不可能有什么“持久和平”。他们还宣扬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的‘斗争’不表现为各阶级及其政党的冲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由于构成它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阶级冲突和斗争而是由于它们的共同努力、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向前发展的”，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世外桃源。这也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只是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不同罢了。矛盾不会调和，也不可能通过调和来解决。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无冲突论”，对外是为了反对世界人民革命，为其霸权主义服务；对内是为了反对本国人民革命，为其法西斯主义服务。
在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抛出所谓“无差别境界”论，胡说“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也就是“没有问题或矛盾”，“主观客观云云，完全统于一体。”这也是“无冲突论”。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在旧过程完结和新过程开始之间，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无差别境界”。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互相排斥、互相对抗的。可见，“无冲突论”完全是臆造的，其目的就是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根据。
“无冲突论”反映在文艺上，就是主张文艺作品不应当表现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不应当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或者只能反映人和自然的冲突等。例如，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把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唯一的冲突”，提出在文艺创作中应当歌颂太平，或者只能表现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文艺作品要有“人情味”，要写“家务事，儿女情”，追求所谓“轻松愉快”的文艺，拼命反对革命的“火药味”；或者提倡单纯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用人为的“误会”和偶然的“巧合”来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抽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文艺上的“无冲突论”，是为政治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造反革命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反映现实的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这样，才能贯彻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使文艺真正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诡辩论 是以虚假的片面的表面相似的论据，用主观推论等手法，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以达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其特点是貌似辩证法，而其实质是歪曲和反对辩证法的。其手法往往是用谣言、谎言代替或掩盖事实；以假乱真，倒打一耙，偷换概念，转移命题；主观推论，机械类比；折衷调和，冒充全面；混淆界限，抹煞本质等等。其哲学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
诡辩论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说：概念的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12页）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认为概念的矛盾是客观事物矛盾的反映，诡辩论则根本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他们或者用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否认概念中的矛盾，或者任意地抓住一个“论据”、矛盾的一个侧面，加以夸大，否定另一个侧面。辩证法承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着，认为对立双方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诡辩论也讲“全面性”，但却把矛盾两方面平列，不分主要和次要，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或者抓住事物表面相似之处，把不同的事物混同起来。辩证法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确定性，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诡辩论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把一切都说成是相对的，认为相对只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否认事物的确定性和质的差别。
诡辩论是反动阶级在灭亡之前进行。垂死挣扎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辩护工具。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的惯用伎俩，他们总是“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199页）叛徒考茨基玩弄诡辩术，胡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以掩盖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效劳。苏修叛徒集团玩弄诡辩术，说什么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为他们宣扬“和平过渡”的谬论辩解，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指出：“借口马克思在70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199页）他们还玩弄诡辩术，为他们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别国的政策辩护。叛徒林彪和陈伯达也用谣言和诡辩的手法，抛出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他们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等等。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