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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地达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势必更加激烈。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经历了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无论中国革命的经验，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都是如此。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强大。
国体和政体 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表明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一定阶级用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任何国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体。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一般是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等。
对于政体来说，国体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同一国体可以采取几种不同形式的政体，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除了共和民主制外，还有君主立宪制、法西斯制。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和统治阶级中各阶层力量的对比状况。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揽政权的统治形式。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实行联合统治的形式。资产阶级总是隐瞒其统治阶级的地位，故意把政体与国体混为一谈，使用“国民”、“民主”之类的名词来掩盖其一个阶级专政之实质。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满足于政体的改变。
政体又反作用于国体。“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38页）对。于己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同时又必须使自己的政体不断完善，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原有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林彪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也是妄图利用政体问题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我国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对国家机构的领导，新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为主体，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这必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二者的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这两个阶级占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要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必须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毛主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69页）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际革命力量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365页）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同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只有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劳动人民才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才能管理国家大事。也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并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革命的专政，它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必须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革命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人民就会遭殃。
资产阶级民主 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又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和制度。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的范畴。民主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封建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它始终是虚伪的、骗人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私有财产是享有选举权的基本条件，这就剥夺了千百万无产者的选举权。资产阶级所谓的普选，实际上就是几年解决一次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国会和政府里充当压迫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代表；资产阶级所谓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而已；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恰恰是要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三卷630页）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们起来反对主子、威胁到主子的统治时，这种民主，就表现为对无产阶级的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遭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如果说，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也利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话，那仅仅是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产阶级做好准备”。（《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15页）今天，在号称最“民主”的美国，黑人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等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清楚地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吹捧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纯粹的”’民主，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和平取得政权的充分机会”，极力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苏修叛徒集团重复什么资产阶级议会是“全民的代表机构”，“现在工人阶级有可能利用议会民主的机构来夺取政权”等滥调。这充分说明新老机会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
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和纲领，写入当时的《人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的体现。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体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人权反对王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类理性反对宗教迷信，以普遍平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等思想。它对批判封建制度，启发人民革命意识，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毕竟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时，他们用这一口号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又用这一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以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之后，他们还企图用这一口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始终是一个骗局。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的人受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奴役；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几十年以来的老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拿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来冒充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列宁指出：“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的平等这类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像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那样），谁就只是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天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83页）苏修叛徒集团一面公然把这一资产阶级的口号写进它的假共产主义纲领，叫嚷什么“一切人的博爱万岁”，一面却对苏联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同时疯狂地向外侵略和扩张，这充分表明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宗教改革运动 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天主教罗马教皇封建统治的改革运动。
欧洲封建社会中，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势力十分强大，它与封建国王既争夺又勾结，完全垄断了社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所以，早期反封建的斗争首先指向教会，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
宗教改革的活动早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法、英、德等国就已发生。十五世纪初，捷克的胡斯战争（反对德国封建主压迫和教会统治，后爆发为农民起义）是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起初，以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领导，反对罗马教皇的控制和压榨，强调人们凭自己的信仰就可“升天”，无需向教会捐献赎罪，主张没收教会财产，取消烦琐的仪式，建立一个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廉价教会”。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点燃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但在猛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路德由于害怕群众而倒向封建贵族，成为镇压人民革命的帮凶。农民和平民的代表、神甫闵采尔，起来反对路德，继续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他主张在现实的世界中建立起“天国”，反映了农民和早期无产阶级对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的向往。十六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领导的宗教改革，比路德激进得多。他对教会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不仅简化了许多宗教仪式，而且使教会采取民主和共和的政教组织形式：教会是“选民”的组织，教职由选举产生，整个教会由定期召开的高级宗教会议领导。这一改革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因而获得了胜利。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52页）
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延续二百多年，遍及欧洲各国。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初形式。由宗教改革而发展起来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罗马教皇的势力，成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宗教改革，在德、法、瑞士、荷兰和苏格兰等国都先后建立起具有新教义的新教派，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
社会革命 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去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和最高表现。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474页）只有通过先进阶级的革命，才能变革社会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革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以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革命；第二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如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第三种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更高阶段，这种转变，也是飞跃，也是社会革命，只是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根本变革经济制度，解放生产力，把社会推向前进。变革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发展为夺国家政权的斗争。马克思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88页）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主体，不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完成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18页）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到革命阶级手里，是社会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如果是反革命阶级从革命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那就是反革命政变和复辟行为。
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由之路。被压迫阶级要夺取政权，完成革命任务，必须用革命暴力去消灭反革命暴力。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819页）历史上每次伟大的革命无不经过你死我活的国内战争。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这个真理，鼓吹什么“和平过渡”，就是背叛革命。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061页）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革命是沿着曲折道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以往的革命，无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围绕着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都经历了几十年或几百年反复、曲折的斗争。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之以往的任何革命，必然要经历更加曲折、更加激烈的斗争。革命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路线。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才能实现。否则，即使有了革命形势，也不能夺得政权；即使夺得了政权，也还会重新丧失。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