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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
——但却让胡秋原空前绝后地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但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地开了风气之先！
唉！小鲁尼！你不公平！
《文星》当时所以偏袒，因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们有私交，跟李敖却只是初识。胡秋原当时跟《文星》过从之密，已到了从小儿学费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贴现，都要向萧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封他亲笔信为证）。他翻脸后，对萧孟能百般丑低，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郑学稼也参加一份。郑学稼说萧孟能如何如何，但他为什么不感谢萧孟能为他砸招牌印他翻译的《自由论》？这本书，译得错谬连篇、笑话百出，文星书店竟出版这种程度的书，真丢死人！（这样子胡乱出书，直到我进入《文星》后，才替《文星》稳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杂志上痛诋《文星》利用胡适，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对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对得住胡先生了”（有一封他亲笔信为证。）……如今我翻出这些底牌，目的就在说明，《文星》本来未尝不是胡秋原他们的园地，只是这块园地，最后被李敖“优胜劣败”了而已。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后来陈立峰离职，萧孟能找我帮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稳住水平。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麻烦是他的人事关系太好，因人情而来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来，颇费口舌。萧孟能很容易被我说服，但是要一一说服，并把他的人事关系一一破坏，也太累太没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稳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萧孟能的杂志，可怜可怜他吧！”于是，就在这种互相迁就下，《文星》一期期杂志办了出来，一本本书印了出来，严格地说，它不是李敖水平的产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经李敖提升的产物而已。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内政部”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进”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里，我就登出“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道：“我极为这封窝囊的复“内政部”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地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五时，”在《文星》共事的日子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坚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礼贤下士的大家风度，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水平，直到大祸临头为止。
《文星》在我的带头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慢慢使“官方”串连出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奸，是汉奸。三、《文星》是“匪谍头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是判乱，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吹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当局。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例如说《文星》是“卖国者”。按照常识，有卖国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权的，权在一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等，《文星》有这种“资格”吗？卖国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国民党的执法大将赵深，在“刑法分则实用”里已明说外患罪是“卖国”，《文星》既从未受过外患罪的公诉，又何能私予罪名？何况，一百六十多万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给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卖光了，留下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仍旧在国民党手里，要卖也轮不到《文星》来卖吧？
由此可见，国民党利用这些人儿所给文星的罪名，竟是这些人照着镜子的自画像。但是，为了打击《文星》，国民党竞纵容真正的“隔海唱和”于不问。这些离奇的现象，直到主持宣传、管制书刊的马壁型人儿投共以后、乃至于政工头子王异型的人儿“亲共”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怎么回事了！
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的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强”，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地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种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做得最多。翻开文星书店图书目录，一看便有上百册的研究中国文化书籍，都是证据。至于出版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加上现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巨帙。《文星》这些成绩，比起诬蔑《文星》的人儿来，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华杂志社只印过两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就是他们拥护中国文化的实绩！仅能呈现这样可怜成绩的人，他们居然骂《文星》，他们可真好意思啊！
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我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的香港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黯然失色：这次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这样子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第二年（1966）书展一开始，文星书店负责人朱婉坚就不准出境，直到书展结束那一天才准她离开台湾，她赶到香港，只能参加闭幕式了。到了第三年（1967），就索性不准《文星》参加了。“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正此之谓也！
最后，大祸像一张禁网，终于慢慢临头了。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以“（“54”）训唤五九八四号”代电来，说：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中共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配图片，岂可一配图片就是“为中共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处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十一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发发不可终日，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华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谢然之的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口吻，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道：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道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道：
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做到了哪一点呢？他改善了“一反过去立门户、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的，他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变了组织的“作风”！
上面这种言论，当然不是谢然之容忍得了的，也不是国民党容忍得了的。国民党立刻动手了，12月26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忙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进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就这样的，《文星》进入了坟墓和历史。当时虽然是以查禁一年的行政命令行使的，但是快到一年后，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忽收到国民党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子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当然，这种事不能全怪谢然之，因为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统计学上的抽样罢了。这由谢然之后来虽叛党不归、国民党的作风却依然故我可以为证。不过，对国民党的论定、对国民党员谢然之型的论定，却是千秋之笔，永远无法消灭了。
整个事件的演变中，我与国民党既无渊源也不愿有渊源，且不善自保，一路死硬派；萧孟能倒与国民党有渊源，这种渊源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萧孟能的老子是国民党萧同兹。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做到1950年，做了十八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文星》能够拖那么久，与萧同兹挡在那儿，极有关系。虽然萧同兹本人，却是大而化之，从不管事。他同我吃过多次饭，也聊过多次天，我过三十岁生日时，他在他家亲自招待，颇见盛情。显然的，他把《文星》看做他儿子萧孟能的事业，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萧孟能有跟李敖的独立立场，但有人或许不了解这一点，或有意不愿这样了解，自然就把萧同兹扯进来了。这是绝对与萧同兹的立身行事不符的，也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萧同兹跟《文星》的关系，一如萧孟能同国民党的关系，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他是《文星》萧孟能的老子，如此而已。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但他能置身事外的，他都置身事外。所以，怪《文星》怪到萧同兹头上，是对这位老先生不公平的。至于说因为他成为靠山而使《文星》得以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则是实情。但这种靠山作用，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怪现象，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中常会上，自谢然之以下的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青天白日下的奥妙，原来在此！萧同兹对文星虽然无为不治，但他的老面子，却使消灭文星的作业为之碍手碍脚不已。萧孟能得幸有这样的好老子，使他先天得以自保，这是不消说的。最后李敖不能免于为《文星》坐牢而萧孟能能免，这自是主要原因。
《文星》被停刊一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今：“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即将被封，就在眼前。蒋介石下令封闭《文星》，这当然会造成他和老同志萧同兹间的不快。为防止这一不快，萧同兹早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间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很显然的，萧同兹还未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之前，《文星》已被李敖惹出更大的祸事来了。于是，蒋介石不耐烦了，终于下达了封闭手令。
这时候，萧同兹在国民党中的多年耕耘有了收获，在蒋介石封闭手令到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手中的时候，张群“党党相护”，偷偷压住了公文，火速通知了萧同兹。于是决定大家演戏如下：第一步，由黄少谷、黄杰拜访张群，表示萧同兹愿出面整理《文星》，盼能转陈“总统”。第二步，由张群表示应提书面报告。第三步，由萧同兹提书面报告并向张群恳陈衷曲。第四步，由张群签呈“总统”。以上第一次手续，显然向蒋介石保证，萧同兹的报告，是由黄少谷、黄杰两人“背书”的，同时也可使张群推卸责任，表示他所以代呈报告，乃是基于黄少谷、黄杰的面请，并非他个人有私于萧同兹也！——国民党元老真老吏哉！
于是，在1966年2月6日，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报告措词谨微，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这样的签呈：
（四）谨查萧同兹同志追随钧座深受培植担任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历
二十余年不无微劳其所呈各节情词尚属恳切兹既愿为文星书店负责彻底改
组拟饬作如下之处理
（1）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萧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2）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