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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４９～１９５８）
１９４８年底召开的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４９～１９５３）期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道路在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农业产值比例将从１９４８年的３０∶７０提高到１９５３年的４７∶５３，轻重工业的比例将从７∶２３变为５５∶４５。计划规定优先发展电力、煤炭、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等部门，将以工业投资的８３％用于发展重工业。根据保共“五大”确定的“在不事先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进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五年计划预计将６０％的农民吸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
５０年代初，保全国掀起青年突击队运动，数十万青年突击队员活跃在兴建工厂、水库、电站等的工地上，为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树立了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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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共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农业合作社的示范章程，为大规模进行农业合作化开辟了道路。
１９５０年底全国已有４８９％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个别地区入社的B耕地面积达到９０％以上，中农也开始大批入社。
尽管１９４９年６月保共中央曾召开全会讨论农村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指出各地发生侵犯个体农民利益的偏差，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提高粮食征购价格，但是到１９５１年在库拉、泰泰文等地区仍然发生了严重违反入社自愿原则和群众退社的骚动。保共中央适时派出工作组，并作出决议，坚决纠正违反政策的做法。
在这期间，从国家的重大工程项目，到农业生产所需的机具，几乎都是苏联以贷款或援助的方式帮助解决的，苏联除派来大批技术专家外还接受许多保加利亚人员培训。刚刚建立起来的经互会也开始在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协调和指挥作用。
１９５２年底，保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这时工农业产值比例已达到６６６∶３３４，轻重工业的比例为６１∶３９，B B但电力和煤炭生产仍显落后。
入社土地已从１９４８年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２％发展到１９５２年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０５％。
拖拉机B总数已从１９４８年的５２３１标准台发展到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９５台。
这一年的重大经济措施有币制改革和取消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还降低了某些食品和工业品的零售价格。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原定于１９５３年召开的保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延期至１９５４年召开。
这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的指示，其中心内容是优先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某些落后的、比例失调的部门和对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有重要意义的部门，如电力、煤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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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和日用品的生产等，提高农畜产品的单位产量和商品率，以保证工业原料和居民的食品供应，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１２７％，１９５７年工业产值B为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２％，达到１９３９年的６８倍。
１９５３年，保共B和政府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从经济上和财政上巩固合作社。
１９５～１９５６年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苏共２０大后，保共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召开中央全会，批判了契尔文科夫个人崇拜的错误，采取措施纠正过去伤害农民利益的政策和做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合作社欠款和义务交售数额，改善农民和社员的物质利益，实行社员退休制度，扶植和改进落后的农业社的工作等。
到１９５７年末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全国入社的土地已达到８６５％（１９５８年达到９３２％）。
这B一时期，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提高，如将某些粮食作物１９３４～１９３９年平均每公顷的产量同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平均每公顷产量相比，小麦从１２４９公斤增加为１４２８公斤，玉米从１１７１公斤增加到１５８９公斤。它们都超过了邻国希腊和土耳其的单产水平。初步显示了合作化农业的优越性。但是１９５７年农业产值仅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２６％，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完成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近１０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１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长８１％。工业产值共增长３倍多，B平均每年增长１５％以上，农业产值共增长２２％，平均每年仅增长２％。这１０年间，人民的就业率和职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提高，１９５７年８４％的劳动力资源都已就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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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４８年的４８５３列弗增加到１９５７年的８１５２列弗。国家还通过多次降低工业品价格，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发放子女补贴，实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措施，提高人民的实际收入。但是这一阶段，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率仍低，农业生产占用的劳动力约占全国物质生产部门就业者的６８～８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资金和劳力投入取得的。保加利亚经济仍是粗放型的经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增长高于国民收入增长，国民经济外延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二节 苏共２０大前后保共党内的斗争
１９４９年７月，季米特洛夫在苏联医治肾疾期间不幸逝世，这时科斯托夫已陷囹圄，保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便由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和比季更年长的科拉罗夫分别接任。
科拉罗夫在１９５０年初去世后，契尔文科夫便兼任党政的最高领导职务。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不久，苏共领导层内便开始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１９５４年召开的保共“六大”
将讨论党内人事问题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契尔文科夫在保搞的个人崇拜受到批评，他随即提出按苏共领导一人不兼党政最高职务的做法，要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留任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４年保共“六大”后，中央全会选举日夫科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当时他在中央分工负责党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党政工作的实权仍掌握在契尔文科夫手中。
１９５５年初，赫鲁晓夫赴保休假，６月率团访保，均与日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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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不少接触，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但在１９５６年２月保共派团参加苏共２０大时，代表团却仍由契尔文科夫、于哥夫、达米扬诺夫、加涅夫等老一辈领导人组成，日夫科夫未能参加。
３月底，日夫科夫应赫鲁晓夫邀请率团访苏，向苏共领导人报告保共党内情况。
４月２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对契尔文科夫进行了批判。全会上契尔文科夫派和反契尔文科夫派两派力量势均力敌。最后采取较温和的方式将契尔文科夫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将原来部长会议副主席于哥夫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二人的党内职务保持不变。几十年来保共领导一直把这次全会视为解放后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此后，日夫科夫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
１９５７年７月，保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强科夫的职务，认为他所力主开展党内民主的意见实际上是“反党活动”。
正是强科夫在１９５４年中央全会上曾大力推荐日夫科夫出任中央第一书记。七月全会还将另一位资深的革命者、长期担任计委主席的台尔佩舍夫和其他一些人说成“涣散党的团结统一”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样从组织上“净化”了领导层。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通过了扩大工会和地方人民会议权力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重新开设５０年代初已关闭的劳改营，被囚禁者先后达一二千人，且以未经审判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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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共七大宣布“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
１９５８年６月保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１９４８年‘五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它宣布’五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日夫科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当时要求“首先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任务，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胜利完成。
他在报告中批驳了１９４５年科斯托夫在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９月９日以后保面临“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的说法。
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形式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复和继续。……其特点在于工人阶级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建立和加强了人民民主形式的专政。”
由于１９５７年工农业产值比例已达到６８３∶３１７，９２％B应该合作化的土地已经入社，而社会主义成分已在工业、交通、农业、商业、信贷各个方面取得胜利，全国城乡都已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完全统治地位的力量，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已完成了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永远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家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具有大规模合作化和机械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家”了。
代表大会为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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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认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就是积累新的物质和文化力量和财富，并开始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创造必要条件的时期”。
显然这个论点是在当时苏共“建设共产主义”的超前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将在充分利用本国条件和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但是由于保加利亚是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的最早成员国之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不需要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门和过分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使我国……有可能在生产自己具有最有利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的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
面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落后于国家迅速发展的需要的局面，代表大会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注意发展轻工业和提高轻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方针。指出那一阶段需要认真解决的经济问题有：减少工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提高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等。总的来说，这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社会主义在保已取得胜利，国内已没有剥削阶级，因而人民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团结已经巩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
保加利亚在１９４８年结束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以后，经过执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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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起与其他东欧国家一致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在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业农业国家的模式。
这种模式对发展社会主义有过一定生命力，但是它的弊端在当时和后来都有明显的表现。
（一）
不顾各国特点一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轻视农业的方针。由于投资倾斜和价格偏差，保加利亚原有的传统农业，如谷物、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烟草、葡萄、玫瑰等生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不少工业部门，尽管缺乏本国原料和市场，却由于发展模式的要求或国际分工的需要，必须强行发展。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失调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形成，尔后日益严重。
保加利亚农业发展相对缓慢，而且自始至终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沉重代价。
难怪１９８９年政局剧变后保加利亚有权威人士曾坦率地说：“保工业化是牺牲农业取得的。”
（二）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理解有片面性。
在这个阶段，保共已开始认为个体所有制绝对不如合作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绝对不如全民所有制，并以这种理论认识指导工矿和银行金融等方面的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们把所有制的这种改变视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而加以万分重视。
从１９４７年保开始对固定资产国有化以来，至１９５８年，全国固定资产中的私有成份仅占０７％，工业产值的９８％和农业产值的９０％都是由社B会主义成份提供的。早在１９５２年商业中的私人成分仅剩下１％。
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分红来看，１９５２年它在分配总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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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９９％，而１９５９年，农业社合并为大社时完全取消了土地B分红，实际上已将土地变为国有财产。但是这种从片面理解出发的所有制改造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并不符合保加利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了当时应有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束缚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唯意志论和行政命令作风得以滋长，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克服战争时期留下的匮乏局面，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恢复时期结束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党政不分的管理体制就暴露出较多弊端。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审定的工业指令性计划指标多达１８００个以上，农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也有２５０个之多。企业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完成计划的义务，几乎没有经营和生产的自主权利。在一定时间里，人们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新的生产关系的憧憬和期望，奋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使领导人头脑发热，夸大计划的作用，迷信以党代政的高度集中体制，使主观意志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在全国盛行。
曾在１９５４年前担任过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在１９５６年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契尔文科夫等领导人在保共六大（１９５４）上过高估计本国的经济发展，认为当时保“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家”
，“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合作制已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等等，决定采取“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福利”的错误方针，使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的比重一度下降到１８％左右。最低的１９５６年，积累基金仅占国民收入的１４３％。
这在一定程度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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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侵犯农民利益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缺点也是这种模式必定产生的后果。
（四）
对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关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深刻认识，也没有领悟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尽管１９５６年国民收入比１９５２年增加了３５９％，但全国人均名B义收入却比１９５２年低５％，水果、蔬菜的人均消费量也比１９５２年下降。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提高缓慢。在只存在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营和合作社）
的商业和服务行业中，网点普遍减少，市场呆滞，给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消极影响。
（五）
从对外关系来看，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都日益具有封闭的特点。这个期间，保加利亚的对外关系被打上冷战时代的烙印。
在１９４９年经互会成立和１９５５年华约签订时，保加利亚